说上海本地人家旧时年俗，离不开“绞圈房子”的定语。因为，离开了绞(沪语音读gao）圈房子这一特定居住环境，文中的许多年俗无法表现。

笔者是土生土长上海人。儿时，上海本地人家一旦进入腊月，就要开始准备腌肉制品，纵使平时再拮据，过年总得让家人开荤。阔绰些的人家就准备腌猪腿、腌鸡鸭，穷困人家腌一只大猪头、大肥鹅。望着房檐下垂挂出来的腌制品，孩子们就开始掰着手指计算距离过年还有几天。

1982年10月，作者曾居玉屏南路588号，拆除前夕。

过了腊月廿，家家户户忙乎起来了。先是掸尘，又去石灰行（建材店）买两块干石灰，放在铁皮桶里用水化开，滤去残渣，搅匀石灰水，然后开始刷墙壁。按祖母的说法，年前掸尘是扫除一年的晦气，石灰浆水刷墙有除旧布新之意。刷白的墙面上再买几张“鲤鱼跳龙门”“金鸡报春”“富贵牡丹”之类的年画贴上，一派新年气象。记得“文革”时期，虽没这些吉祥年画，也要买几张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的宣传画贴在墙上。

扫完尘，大家就着手舂米粉，备下蒸糕包圆子的原料。这习俗说来，和居住环境有关，老宅墙门间（绞圈房子中间过道）里置有石臼，平常日子无人问津，到了旧历年底，这石臼成了抢手货。族里家家要舂粉。祖母就反复洗刷石臼，还焚香祭拜。她说，石臼是有灵性的，祭拜后舂出来的糯米粉会又香又糯。大家把刚舂好的糯米粉摊在竹匾里晾干，为了防止落尘，还在竹匾上罩好纱布。家家门前场地上摆放长凳搁上竹匾，成了年关的一道风景。

腊月廿三祭灶，俗称过“小年”。这也和绞圈房子有关。本地人家家有灶头，灶台后侧的灶壁上有神龛，神龛是专为贴灶王爷神像用的。每年在祭灶时要更换灶王爷神像。这个仪式气氛肃穆，老祖母亲自操持，让小辈扶着站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往神龛里糊上新买的灶王爷神像，然后点上香烛，敬上供品，伏地叩首，祈求灶王爷保佑全家老少吃饱肚皮。

祭灶一过，年关临近，家家灶间里飘出蒸糕的米香、煎炸的油香。由于一些年菜做工繁琐，比如走油肉等，必须提前几天做好，到用餐时上笼蒸热即可。孩子们终于盼来一顿可以过馋瘾的“年夜饭”——按本地人家的说法叫“拜年夜饭”。

上海郊区农村至今依然保留这一习俗。大家先沿着八仙桌四边摆上酒盅、碗筷、点上香烛，再上菜，菜上齐后开始斟酒。酒要斟三巡，三巡过后烧锡箔。锡箔燃尽，全家老幼按照辈分磕头，祭祖仪式结束后，撤下酒盅碗筷，然后换一批碗筷，将菜肴回灶间，上笼加热，然后再重新端回上桌。一家人这才上桌饱食。满桌佳肴，唯有那条鱼是不能动筷子的，为了确保剩下，能讨个好口彩“吃剩有鱼（余）”。

1970年春节，作者母亲（中）和儿媳（左）、长女（右）合影，怀中幼儿是作者侄女。

年三十晚上吃过晚饭，大人们和面搓小圆子、包汤圆，寓意团团圆圆。晚饭后好静的孩子围着收音机收听电台里的“除夕广播大会串”，最受欢迎的是滑稽戏演员的独脚戏。好动的孩子聚在家门口场地上点炮仗玩耍。临睡前，祖母会给孙辈发压岁钱，那时没有红封袋，不知祖母从哪儿弄来的红纸，裁成四方包一个小红包，里面放一张一毛钱的角币。记忆中，童年时代收到祖母最大的红包是五毛钱。

大年初一一觉醒来，孩子们第一桩事就是找“发财钿”。这是老祖母的传统节目，和北方人包大钱饺子一样意思。头天夜里老祖母在客堂、厢房，或是灶间的某个墙角落里藏两张角币，谁找到谁交上财运。大年初一正日子，年俗的规矩更多。不能动刀，不能向外泼水，不能扫地，更不能接触污秽（倒马桶），不能骂人说脏话等等。厨房里备一个木桶，洗脸水、刷碗水倒入桶里，等初二早上才能倒掉，地下的瓜子壳花生壳也是扫到墙角处囤着，等初二早上才能扫入畚箕倒掉。

年俗是一种文化传承，但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时代进步，必然会注入新的元素。但是，再变化，过年家庭团圆之“硬核”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作者所居绞圈房子的背面，拆除前已显破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