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失散26年的妹妹相见前，石成真钻进咖啡馆旁边的卫生间，对着镜子比划了几个手语，猜想着自己如果和不识字的聋哑妹妹一样流落他乡，该如何求助。

这样的“实验”，社会组织“流浪者新生活”的义工们也做过。2021年春节前夕，在先后帮助两名聋哑流浪人寻回亲人以后，这些年轻人开始思考：如果不能说话、不能说出准确地名，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老家在什么地方。

石三姐用哥哥的手机与亲人视频通话。

沉默的流浪者

2月3日早上10时，在浦东新区金桥的一家咖啡馆最里头的一个座位上，石成真、石成生、石成贺并排而坐，他们向服务员要了杯白开水，缓解内心的忐忑。前一天，他们一晚没睡，连夜从老家湘西保靖县驱车20多个小时到达上海。此时，他们即将见到失散多年的妹妹，但她还能认得出他们吗？

咖啡馆的门开了，义工陪着石三姐走进来。“让妹妹坐中间吧。”石成真主动提出，于是石三姐坐到了大哥、二哥和四哥中间。义工中会手语的摄影师魏巍帮忙翻译，兄妹谈起了分别后这些年里彼此的经历。

义工和石三姐的家人商量回家的事情。

1995年，石三姐因遭遇丈夫家暴而离家出走。20岁的她在离家最近的火车站，坐上第一班火车，车的终点站是上海。此后，她度过26年在上海漂泊的日子。

她无法表达，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些音节。没有身份证，不识字，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家在何处。她捡过破烂，当过清洁工，在流浪中遇到了同为听障人士的男友小胡，此后两人相依为命。这些年，热心帮助她的义工给她取了个名字“小花”。

就在一个月前，“流浪者新生活”帮助另一名流浪者“小胖”找到了家人。和小花一样，他也不会说话。对家乡唯一的印象，是家门口成片的小麦、道路两旁的白桦树、母亲常做的手擀面，以及一个印着“川”字的酒瓶。

小胖多年来露宿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可他从没听到过站前秣陵路上汽车的鸣笛、旅客拖动拉杆箱的声音。义工金建回想起这些年与小胖的交往时说，“如果他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或许就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家住何处、又是怎么来到了上海”。

小胖本名叫彭国祥，在石三姐来到上海的三年前，16岁的他稀里糊涂被人带到上海。当时他在往市集买菜的路上，被一个会手语的中年男人拉走，坐了10个小时的汽车，又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

没有身份证、没有名字、没有家乡，流浪的这些年，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捡破烂为生。又因为既是听障又是文盲，他们难以求得帮助。为了帮助他们寻亲，义工们经历了一场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的破案过程。

头巾、瀑布、鱼肚

今年1月15日，义工天天建了一个名为“帮助小花回家”的微信群，开始为小花寻亲。

小花家住山区，多雨，少晴，冬天不下雪。在她的记忆中，家门口可以看到两条瀑布，前面还有河流。这是第一次碰头时小花提供的全部信息。“我们先收集她对老家的环境印象，再根据环境来推断产物。”

义工找来各种水果图片让她辨认，小花排除了所有热带水果。她提到小时候会帮家里采药材，义工给她看各种中药图片，把她认出的几十种中药发给老中医看，划出中药的产地。根据这两条线索，范围基本确定在云贵川湘地区。

义工天天在微信群里发布了小花提供的线索：老家人都缠着黑色头巾。

服饰是一个关键信息。在小花的老家，妈妈和老一辈的妇女都是穿裤子，缠黑色头巾。“小花是少数民族！”这让义工们看到了希望。

然而缠头巾的少数民族有很多，各地的头巾和包裹方式都有所差别。根据小花的描述，一位卖苗族服饰的朋友提供了线索：“应该不是云南的纳西族，而是湖南的苗族。”

范围缩小到湖南地区后，义工开始寻找当地能看到瀑布的风景照。“湘西花垣县有一个十八洞村，位于武陵山腹地，当地有山峦和梯田，是苗族生活的地区，服饰也与小花描述的很像。”然而当义工们搜遍了花垣县所有有瀑布的苗寨景观图片，小花都一一否定了。“破案”陷入僵局。

在义工魏巍的翻译下，石三姐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漂泊的生活。

转折点来自“鱼肚子”。小花回忆，老家吃鱼有两种特殊的做法，一种是不刮鱼鳞、不破肚，直接下锅煎鱼；一种是在鱼肚子里塞米煮。有花垣县的朋友告诉天天，“这两种吃法可能出自花垣县隔壁的保靖县。”

义工在网站上输入保靖县，搜到了当地一座吕洞山。这座山很特别，在山峰上还有一个小山峰，上面有两个洞，瀑布从洞里倾泻而出。小花一看这张照片，连连点头。那是1月31日，离搜索开始已经过了半个月。

义工们马上搜索吕洞山周边的村寨，并查到村干部的电话，当天晚上就联系到了小花的哥哥石成真。经过视频通话后，石成真确认，这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妹妹。

天涯沦落人

2月2日，小花的三个哥哥租了一台车从老家出发，他们一夜没睡，次日早上就到达上海。

小花做回了石三姐。因为她是家中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找回亲人后，石三姐的故事也慢慢被揭开。

石三姐18岁那年远嫁到长沙附近一个村，当时石成真和石成生舍不得这个最小的妹妹，无奈父母已经收了聘礼。她自小不会讲话，当时又没有电话，自出嫁以后，石成真就再也没有见过妹妹了。

后来据石三姐描述，她在那户人家里一直遭到家暴，于是离家出走。此后，虽然老家人一直在登报寻找石三姐，但始终无果。

石三姐刚到上海时，由于没有身份证，只能靠捡垃圾为生。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同为聋哑人的男友小胡以及小胖彭国祥。

20多年来，石三姐和小胡为伴，小胡在餐厅打工，石三姐也找到了清洁工的工作。两人在金桥附近租了房子，生活慢慢好转起来。

石三姐打开行李箱，把原本与小胡混在一起的衣服分开。

为了帮助石三姐和小胡一起回家，义工帮忙联系了老家保靖县吕洞山镇，商量返乡的事情。但由于疫情原因，当地拒绝让身份不明的小胡跟着石三姐一起回家。

刚开始，石三姐一直坚持“要走一起走”。后来，小胡把她拉到一边，比划了几个手语。义工魏巍告诉记者，他说的原话是：“你先回家跟亲人相聚，办好身份证，我在上海等你回来。”

分别前，石三姐与小胡不舍拥抱。

吃过午饭后便启程回家了，石三姐和小胡在地下车库把原本已经打包好的行李箱打开，将两人混在一起的衣服分开。石三姐留下了许多行李没有带走，她说自己还会回来。

“要帮小胡寻亲很难。”义工金建说：“此前我们已经帮助他在失踪人口库里做过DNA比对，没有找到任何吻合的数据，有可能是因为他失踪年份早，他的家人已经放弃寻找他了。”

小胡家住在平原地区，没有地标，也不是少数民族，他只记得老家有水牛，冬天湖面会结冰，老家人吃米不吃面。义工们得到的线索极为有限，甚至连“胡”这个姓，也不能确定。

在仅有的记忆里，他是小时候调皮，偷了爸爸的钱后躲起来，藏身在一辆大巴车里睡了一夜。后来天亮了，车开走了，一直开到了上海。

拼凑记忆碎片

车开动了，小胡与石三姐告别。

2月4日，湘西保靖县吕洞山镇，石三姐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人。在视频里，她告诉记者自己哭了好几回，不停地与大家拥抱。家人为她准备了好多菜，而她也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老家的房子早已变了样，造了三层楼。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她依然能看到云雾缭绕的山峦，以及那座让她找到回家路的吕洞山山峰。

不知是否巧合，让彭国祥找到家的关键线索，同样来自一座山。

当搜集信息一度进入死胡同的时候，小胖给金建发了一座雪山的照片。那座雪山叫鸡峰山，位于陇南市成县。小胖说，他小时候去过那里，早上9时出门去鸡峰山玩，下午3时才回到家里，从他家步行到鸡峰山大约要3小时。

就这样，义工们划定了小胖家的范围，并以鸡峰山为圆心，查找半径3小时步行范围内的城镇。而从先前查阅的《1992年甘肃交通年鉴》和《1992年上海铁路列车时刻表》中，义工们查到当年有列车从西宁出发，于晚间过甘肃海石湾、河口南和兰州，再在次日下午抵达上海，这可能就是小胖当年离开家乡的路线。

于是，义工们向上海市救助站将寻人信息传到鸡峰镇，当地的村民认出了小胖，由此确定了他的故乡就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鸡峰镇长沟村。

从彭国祥到石三姐，寻亲小组开始摸出了“门路”。“第一步是搜集线索，从衣食住行、家庭地理和民俗入手，这是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宁可多聊几次，也不能漏掉任何记忆中细微的碎片。”金建说。

第二步是进行信息核实，有些信息经过多年沉淀后，可能是模糊和错误的，要经过反复比对。第三步则是链接资源，当比较明确的信息出现后，链接当地政府、警方以及公益机构的资源，帮他们找到回家路。

而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人的帮忙和努力。懂手语的义工魏巍一直担任与听障人士交流的翻译，平时喜欢自驾的义工刘帅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寻亲群”里每天到了深夜仍在跳动，义工们随时往里面丢线索。

临别前，石三姐的家人与义工们合影。

离开上海之前，石三姐抱了抱几个帮她寻亲的义工，红了眼睛。她是幸运的，在上海还有许多和她一样遭遇的人群，仍在无声中等待着与家人团聚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