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难以想象，多年前那位“嫁给爱情”的女记者竟然会以“又一个拉姆”的形象刷屏。而作为知识女性，她遭遇家暴且深陷其中多年的情节，比以往报道中天然处于弱势地位而遭遇家暴的女性更让围观者唏嘘，不乏有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今天，当事者丈夫发声否认家暴。一时间，围绕当事双方的事实真相有待进一步求证。但此事牵出的家暴老话题，却值得认真地谈一谈。

多年来，在具体发生的家暴案件中，取证难、认定难，一直是家庭暴力被法律承认的障碍，这也成为加剧被家暴女性不敢反抗的重要因素——女性当事人求助无果后，往往要在封闭环境内忍受施暴者更大的暴力。也是针对这样的境况，200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到了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人身保护令”的意义，就是试图通过公权力的更早介入，切实保障家庭成员特别是弱势的妇女儿童的权益。

在观念层面，把家暴与普通家庭纠纷随意画上等号的情况仍在发生，“清官不断家务事”也成为一些部门面对此类案件时“不作为”“不介入”的理由。2020年12月18日，山西黄陵县法院回应“女子忍40年家暴诉讼离婚被驳回”一事时，审判该案的法官就称，经庭前调查，女子自述的“非打即骂”在正常夫妻矛盾范围内。

另一方面，在现阶段，无论是家暴的认定，还是人身保护令的申请，都需要当事人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能提出证据链，这使得受害者不仅需要提供局部伤痕照，还需要医院的诊断记录，甚至施暴者侧面承认施暴的书面或者录音证据等。对于在私密环境下发生，且大多只有当事双方存在的家暴行为，要提供这样的证据，无疑是绝大多数被家暴女性不能承受之重。

回到“又一个拉姆”事件本身，从网上目前的评论来看，在对女记者表示同情之余，也不乏有人给这位女记者贴上“恋爱脑”的标签，认为她作出“远嫁青海”的选择之初就为自己埋下了“被家暴”的雷，因为当地的女性有更多遭受家暴之苦的经历。女记者是否被家暴，需要严肃求证；而当地是否“普遍存在”家暴行为，也需要严肃求证。如果事实如此，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就是当务之急。

我们常说要对家暴要零容忍，但除了亮明态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零容忍”，乃至逐步趋向“零发生”。从实操层面而言，最迫切的是要为被家暴者提供更加方便的自我解救方案，比如降低她们申请人身保护令的门槛，又如设身处地地考虑受害者提供证据本身的困难性，找出有针对性的对策，这些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