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外来危机促成“民族”与“国家”联结起来，使中国人日益凝结成一个整体。其中，创作出版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敌后武工队》《苦菜花》《平原枪声》等，生动而又深刻地表现了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民族意志，值得认真梳理研究。

家国情怀

“家国同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不少红色经典作品中存在的“家仇+国恨”叙述模式，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没有父亲，金环、银环没有母亲，韩燕来只有兄妹两人，周伯伯更是单身一人；小说《苦菜花》中，母亲的家庭也是残缺的，残缺的原因是来自地主的迫害；小说《平原枪声》中，马英的姐姐和父亲都死于地主、汉奸苏金荣之手，所以他从小就表示“要给姐姐和爹报仇”。

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由于家族的血海深仇而具有不被撼动的坚定性。同时，传统“还报”思想也使得这一抗争具有伦理的天然正义性。

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家国同构”思想，还表现在积极弘扬为国家、民族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抗战爆发前，中国乡土社会还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将“一盘散沙”凝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力量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每个家庭、个人的利益都与国家、民族休戚相关。小说《苦菜花》中，群众大会上喊出的口号切实反映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想不当亡国奴，过太平日子，就得有人保卫祖国，不打走鬼子就别想安稳一天！有种的跟我来！参加八路军去！”

乡土情结

土地是家国的基础，是形成民族认同的重要地理空间。红色经典作品中，有大量对乡土自然风光的描述与表现，表达了黍离之悲与故土之思。

作家冯德英出生于山东乳山，自称“昆嵛山的儿子”。他在小说《苦菜花》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昆嵛山一年四季的美景及与山有关的方言俗语。

比如，“种种野花卉，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无论谁，都会把嘴张大，深深地向里呼吸，像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清爽”。这样的文字渗透了作者的个人审美体验乃至情感，不应该完全从政治的视角去解读。

电影《吕梁英雄》通过人物叙述、风光特写和歌曲来表现山西吕梁山一带风情。导演吕班生长于山西，后来在太行山一带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所以《吕梁英雄》渗透了他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之情。

电影中不断闪回的白云和山景，给人以旷远之感；蓝天白云下青年男女哼唱轻松欢快的山西小调，伴着村民的麦收场面，扑面而来的田园风光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染，也与烽火硝烟中的国土沦丧产生了对比性的叙事功能。

如果说田园风光属于物质层面的乡土社会，那民风民俗可谓反映了精神层面的乡土社会，对民俗的描写带有对稳定生活的渴望。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关于春节的浓墨重彩叙述，反映了乱离之世年节对普通人的意义。

比如，从孩子的视角看过年：“小燕很喜欢过年，觉着年下的时光比平常格外别致。白天，男孩子聚集街头踢铁球、抖空竹，女孩们买红绫花扎蝴蝶结，穿花衣服。入夜，灯光放彩，鞭炮齐鸣，更加有趣。小燕无钱买不起多少鞭炮，总也买点滴滴金老鼠屎放放。此外，每逢年底，她要做一件花钱最少兴趣最浓的游戏，那就是从小市上买来葫芦哨，给鸽子缚在尾巴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高空。她喜欢闭住眼睛听那悠扬动人的琅琅音乐。过一阵儿，她抓一撮饲料，向空中招手，鸽子俯冲飞降，音乐骤然停止。她最爱听这一刹那间的袅袅余音。”

另一段关于杨晓冬母亲准备年节食物的描写，反映了春节文化中蕴含的人伦亲情。

为了实现让儿子回家过年的理想，“母亲很早便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她刨出水缸底下埋了六年的两块白洋，跑到很远的集镇上置买年货。腊月二十四她掸扫房屋，里外整得一干二净，二十六日蒸馒头，名义是蒸馒头，实则是把发好的三斤白面，蒸了一对刺猬（用黑豆点眼），一双白兔（用赤豆点眼），一盘带红枣的花糕和许多莲花卷子。二十七日她蒸出了黏豆糕和猪血糕，二十八煮熟那挂加了葱花胡椒的血肠。这天夜里剁好肉馅，擦净灯盏，捻好灯花，灌满灯油，连煮饭用的柴火都挑拣了最整齐的”。

这样不嫌琐碎的细节描写，一方面展示了北方乡村的年俗，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人团圆的重视。同样，作者在这里通过母亲准备过年的细节，也寄寓了征战在外的人对家乡的怀念、对团圆和亲情的渴望，同时也为下文的分离作了铺垫。

书中写道：“杨晓冬很体谅母亲的心情。自己是母亲亲眼看着长大的，一别六七年，当娘的还能不想念。他自己从感情上也愿意回去，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小屋里过个年，如果再有银环同去，妈妈一定非常高兴。说不定妈妈同银环已商量过了这件事情呢。”这段描写进一步反映了革命者对年节、亲情的重视以及对家的渴望。

但是，民族危亡的时候，乡土传统与日常生活被迫改变，个人情感需求也不得不让位于国家、民族利益。杨晓冬征战在外，好多年没有回去过年。这一次的除夕夜，他仍然有对敌工作需要完成，不得不感慨：妈妈，我小的时候咱们说书唱戏不都说“国破家何在”吗？答应你儿子“先为其国，后为其家”吧！

母亲听到后开始并没有表态，继续沉默着……沉默、沉默、沉默到难挨的时候，老人伸出微微颤动的双手，轻轻摸索着、理顺着儿子的头发。头发中有几根花白的，她无言地把它们拔掉了。

母亲慢慢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升到中天的太阳说：“冬儿，妈懂得你的心，我答应你，你们先办咱们的国家大事，咱娘们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哩！”

这段感人的叙述呈现了中国的人伦之情、家国之义，也正是中华文化的动人魅力。由此，前面作为民间日常生活的年俗就升华了叙事功能。

民族意志

在相关的红色经典题材作品中，堪称“第一反派”的通常是各类汉奸形象。他们往往冲在残杀国人的前线，是小说或影视剧中矛盾冲突的主要对立方。

这样的叙述轻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与汉奸斗争的史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一种民族情绪。

小说《苦菜花》中，在公审王唯一时有段反映群众心理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对背叛者、侵略者的仇视：“人们都很激动，怒视着这群东洋的奴才……他们的想法是：日本鬼子生来就是坏的……可是这些同国土同民族的败类，却出卖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做敌人的帮凶；他们就像是失去人性变成豺狼的人，比野兽更加可恶。”

基于这样的愤慨，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汉奸普遍道德败坏、人格低下。比如，小说《平原枪声》中，汉奸王百顺先是把老婆献给苏金荣，此后又“转租到王金兰名下”，日本人来了后又献给鬼子中村。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一些当代影视剧出现了从人性和道德上美化外来侵略者，而竭力贬低和丑化汉奸的问题。前者往往显得有文化涵养甚至重感情、有血性，后者则下贱、无骨气，只知道对前者卑躬屈膝。这无疑走向了一个极端，明显背离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