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统筹考虑“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受阻、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国家间经济摩擦的升级，全球经济风险日益加大，客观上要求提高对国民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这也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经济安全放置在突出地位的重要原因。

能否成功构建新发展格局，其关键测度之一上就是国民经济安全是否可以得到保障，这即是说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既要关注国内经济大循环不畅引发的安全问题，也要关注国外经济循环风险输入及其对国内风险的放大，如大国产业链的可控性、财税制度改革稳健性、关键产业中间品贸易断供、金融开放的更好监管、地缘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等等。在这里，要格外关注全球经济风险问题，该问题将贯穿我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问题的交汇点上，也将伴随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践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时点。

探究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经济安全，我们还需要从过往的发展历程中探寻风险诱因，思考未来的可能变化。众所周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目前全球已经处于负利率状态，但实体经济的投资依然没有显著起色。一些国家采取的制造业回流战略虽然暂时缓解了本国发展困境，但因其阻碍全球资本的有效配置而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促使各国投资者保持谨慎态度，全球投资不可能在短期里大规模扩张。此外，全球资本还遭遇到各国对投资结构的选择壁垒，即出于母国发展要求的投资和东道国选择的投资发生抵触，世界经济面临的国家间对抗比以往更加显著。这种情况表明世界经济在仍旧处于朱格拉周期的下行阶段，而且还会继续保持到2025年前后。

建筑业与房地产的需求变化与人口的繁衍与迁移息息相关，所以库兹涅茨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周期。1991-2010年美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库兹涅茨周期，即1991-2006年为兴盛期，房地产市场向好，带动上下游行业快速发展；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进入4年的下行通道。此外，日本和香港的也印证了库兹涅茨周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化起步较晚，还不足以对库兹涅茨周期提供实质性证据支持。但自1998年进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到2015年前后触顶回落，中国已结束第一个库兹涅茨周期的上行期，目前我国处于此轮库兹涅茨周期的下行期。未来5-15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全面推进，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政策的松动，库兹涅茨周期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中周期的上行阶段。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康波周期的下降阶段，且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方兴未艾、5G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生物科技、新材料与新能源技术成为各国角逐的重点，但推动产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还未出现。未来5到15年，很有可能发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从本世纪头20年发展的动向和趋势看，新一轮工业革命技术突破的总体方向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前期作为这个方向的创新和实践尽管有零碎和片段性特点，但却为未来创造了大规模运用和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基础。目前诸多国家不断推出各种振兴制造业、推动技术创新的战略方案，如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欧盟的“欧洲工业数字化战略”、韩国的“制造业创新3.0”、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西班牙的“工业4.0”、俄罗斯的“国家技术计划”、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等等。中国是5G核心专利最多的国家，也是新能源汽车市场最大的国家，加之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潜力优势，中国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中有着良好的基础条件。

基于上述判断，未来5—15年虽然外部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但中国先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通道的力量却会不断增强，这主要源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潜力、良好投资环境引力以及强大市场规模的推力的结果，普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态势短期内不会结束，但即便持续一段时间，它仍然属于暂时冲击因素，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会呈现递减态势。疫情发生前，一些国家采取了鼓励资本回流的“内向化”政策，但回流后的资本却没有想象中的增加更大获利能力，随着时间的累积，资本逐利的动机越发强烈，而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优势、产业配套能力、城市化红利、土地资源优化空间等，这些会再次成为外来投资和他国产业转移的理想去处。这一情况有望在2025-2030年“十五五”时期显现出来，原因就是新一轮国内刺激政策的激励以及外国投资者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别冲突的排斥。正是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就显得非常突出和必要，它也是中国提前准备并积累条件以顺应甚至引领下一轮全球经济周期的需要。然而，顺应和引导经济周期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蕴含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旦选择错误很可能会错失新一轮发展机遇；同时，新技术和高科技的对抗是国家间经济角逐的主战场，要审慎选择更加合理且减少冲突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金融风险、债务风险、供应链风险也需要格外注意。虽然近年来内部风险在国内政策调整中正逐步消化，但也不排除外部因素进一步诱发国内风险，改革开放的红利与风险需要统筹规划，经济外循环与内循环的相互促进必须把风险识别、风险判断和应对风险作为关键问题。

中国必须抓住内循环为主体这个核心，加快建设更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内需体系，以内循环的阶段性发展策略调整，应对外部不同特点的阶段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内需为主体将将贯穿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始终，而双循环互促则必须立足在“以内需促外需，以外需服务内需”以及“安全和效率共同兼顾”的要求之下，这是突破 “怎样促”时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在“促什么”的问题，纵向层次上应牢牢把握住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一主线索展开研究，既要突出每一个环节“促”的重点，也要关注四大环节一体化联动发展；横向层次上要注重各环节上的国内国际互动机制，明确高水平开放合作中的重点环节与互动模式；要重点聚焦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将需求侧、供给侧和分配侧的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经济循环互促的效果，把要素互促、消费互促、市场互促、科技互促、人才互促、供应链互促、产业互促、制度互促等各个方面纳入到内需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进而探寻薄弱环节、找出问题、挖掘根源。

总的来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和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的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内循环绝不是“自循环”、“单循环”，也不是“不安全循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这即是说，以内需升级为基础，继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并以高水平外部合作促进国内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安全发展，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