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一条人事变动消息备受关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分党委书记兼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党组织书记陈诗一，拟被提拔交流担任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消息一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便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这则新闻，并附上一句话：为我当年的研究生诗一自豪！后面还跟了一个字符表情笑脸。这样的情绪表达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并不多见。

记者与张军相约，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商业中心碰面采访。这里并不算市中心，但我们连续找了两家咖啡店都没找到位子。在记者的建议之下，我们走进了一家想来在这个寒冷冬季并不会太热闹的冰激凌店。虽然，这家店的顾客比咖啡店要少很多，但坐下时，记者依稀听到远处一桌的两位男士在讨论“线上线下”——寒风之下，这座城市的商业气息依然强劲。

我们坐下后自然而然就谈到了关于复旦大学和安徽大学的这则人事新闻。“这肯定是个好事！这肯定是个好事！”张军连说了两次，“以后我们跟安大的关系会更紧密，我想很多人都会是这样认为的。”

2020年12月31日，陈诗一已经正式赴安徽大学任职。就在前一天下午，安徽财经大学也召开了领导班子扩大会议，宣布朱红军任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安徽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朱红军此前任上海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

这样的热络非一日之功。2017年6月，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包信和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2020年7月10日，安徽省委、省政府与复旦大学在合肥举行了工作座谈。沪皖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正进入蜜月期。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意便从这里聊起。

张军近照

安徽开始“引智”

冰激凌店内空调开得很足，张军把羽绒服脱下，挂在椅子的靠背上，然后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寻找一种舒适的坐姿。元旦小长假的前两天，为了参加学科评估，他和同事们在办公室连续加班。自从就任经济学院院长后，他的工作节奏一直很紧张。

“最初，应该是安徽省委组织部向复旦大学提出申请的吧。”在谈话中，张军透露了一个细节，一开始，安徽省委组织部列出了一份人才交流的要求，“年龄是出生于1965年以后，要求高级职称等等，复旦应该是提供了一份人选名单的，不过对方最终选中了诗一，而且觉得安排他在安徽大学而不是安财更合适。”

张军是1963年生人，祖籍安徽，出生于历史文化名城亳州市谯城区，那里也是曹操的出生地。如果年龄放宽些，他会报名吗？答案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张军对这样的人才交流模式举双手赞成。“对于安徽来说，这样的人才交流还蛮重要的。早该这么做了。”长期居住在上海，张军的口音也带了一些软糯的江南味道。

张军说，自从1981年考上复旦大学离开安徽之后，他与安徽的关系就没那么近了。但言语之间可以看出，他对安徽的情况依然很了解。“长期以来，安徽高校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安徽的本地人，诗一肯定会带去一些我们的经验的，同时，这也有利于扩大复旦的影响力，复旦一直有向长三角输送更多人才和干部的打算。”张军继续分析。

张军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在电力系统的大院成长，年轻时的张军是标准的好学生。尽管1985年才本科毕业，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已经在国内中青年学术圈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出国留学访问，他长期在上海工作，顺理成章定居上海。

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走出安徽，走进大城市，是当时很多安徽人的选择。

在长三角地区，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也使得安徽长期成为人口流出率较高的省份。但是，这些年情况有所改变。从2017年开始，合肥出台了一系列优厚的人才政策。前两年，一位安徽某高校的管理者就曾经告诉记者：“我们必须拿出超过一线城市的条件，才能吸引人才。”

不过，张军并不认为家乡的“引智”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比如北京有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是安徽籍，但安徽似乎还没有很好地用起来。我也很少参加安徽组织的大型论坛，也从未被邀请加入安徽的决策咨询活动。”

“上海经济区”试验

我们在冰激凌店点的热咖啡被送来了，但记者还在思考张军刚刚的微词。

张军在多次公开演讲中都强调，经济学不能与现实脱节。这些年，他致力于将理论作用于实践，在多个平台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2013年张军受聘为上海市委决咨委委员，2019年受聘为第三届广东省决策顾问委员会委员，2020年他又成为重庆市“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往前追溯，张军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建立。当时，张军刚刚研究生毕业，上海市原市长，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汪道涵邀请几位年轻的学者交流对经济改革的理解，谈谈最近的读书心得，张军是参与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我记得他当时的办公室在外滩——现在的浦发银行，在一楼的一个角落里，他穿着一双布鞋，看起来非常随意。”张军回忆说，那时候交流的氛围很轻松。

有意思的是，汪道涵本人也出生于安徽。

人们通常只注意汪道涵“上海市原市长”的身份，却鲜少留意到他在“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职务。1982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正式成立，范围涵盖围绕太湖流域的10个城市。第二年扩大为两省一市，随后，安徽、江西、福建陆续加入，到后来，华东6省1市就差山东没加入。现在，“上海经济区”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早尝试。

“那时，我多次聆听汪道涵先生就这一话题所作的讲话。”咖啡太烫，张军掀开盖子，喝了一口后，再次陷入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计划经济的色彩有所变化，省际竞争关系就已经逐渐凸显。在张军的记忆里，当时各地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都倾向于将生产要素留在本地，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横向联系十分微弱。“地方行政力量很强大，资源的流向被行政的力量干扰、阻隔了。”回头来看，他认为，这也是当时提出“上海经济区”的背景之一。

但是“上海经济区”的试验并不算成功。1988年6月，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试验退出历史舞台，唯一保留下来的是采取“轮流座谈”办法召开联席会议。此后，虽然长三角城市之间的经济协调没有停止，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最妙制度”将退出

为什么那时候的区域合作总是断断续续？话题转向了“县域锦标赛”。

这个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2008年，张五常在北京的“市场化改革三十年”论坛上讲到，他看到中国经济最好的一个经济制度，就是县级政府彼此之间竞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角色。张五常演讲时，张军就在会议现场。

当时有的与会学者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甚至有人现场叫板。张军是中立偏支持方，他在总结发言时说，可以把这个“最好的制度”改成“最妙的制度”。一字之差，兼顾了两方的观点。

张军在一篇名为《上海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担当》的文章中作出了类似观点的阐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历的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完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间的标尺竞争立下汗马功劳。实际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制造业先后脱颖而出，均以县或县级市为推手，这是因为拥有土地支配权的恰是县级政府而不是省地级政府，而土地在早期工业化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张军说。

但正如“最妙的制度”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一样，这种县级竞争也会带来以邻为壑的副作用，产生不利于跨区域经济分工与资源整合的效应，阻碍区域一体化进程。

说到这里时，张军给记者发来他和同事最近在吴敬琏主编的《比较》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行政分割下的“边区效应”与“低产出走廊”。在他们的研究中，当土地资源的配置被行政区划分割开来的时候，地方政府会倾向于把利益外溢性较大的资源布置在远离行政边界的位置上，而把利益外溢性较小的资源布置在靠近行政边界的位置上。这种资源配置策略会导致经济回报率较低的耕地资源在行政边界上的堆积，从而产生不利于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资源整合的边区效应。

“深圳河的两岸，深圳这边是繁华的城市，香港这边主要是田野，比较荒芜，就是这个道理，皆因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张军解释，不过，最近开始出现转机，深圳和香港联手打造港深创新科技园，深圳将落马洲河套地区1平方公里的地权、业权交给香港，由香港发展，这也可以看作双方政府打破行政壁垒，促进一体化的一个尝试。

一个令人惊讶的研究结果是，理论上在江苏和上海的边界上存在一个“低产出走廊”，但现实中，这条走廊并不存在。

“因为江苏有一个契机。”张军所说的契机指的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建成和发展，这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新加坡政府规划、管理城市的方法被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张军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李光耀选择苏州的故事，当时李光耀有包括青岛、烟台等好几个选择，但考虑到规划中的浦东机场和沪宁高速的开工建设，将会充分享有与大上海为邻的好处，衡量再三，他还是放弃了别处，选择了苏州。

“如果这个工业园没放在苏州，我觉得上海跟苏南之间格局，应该不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样。”张军下了这个判断。他认为，上海和苏南之间经济联系如此紧密，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苏州工业园起到的承接辐射和再辐射的作用。“上海很多转移承接的产业被放在了江苏和上海的行政边界上，没有你的我的之分，基本上按照市场的力量来配置资源。”

一个跨区域大项目的运行，是可以用市场的逻辑，倒逼政府打破行政壁垒的。将视野放大到整个长三角，亦是如此。“一体化的逻辑始终都在，现在大部分的要素已经在自由流动。”张军说，这些年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因为自身的发展的需要，选择在长三角多点布局。“现在提长三角一体化，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到了整个要素的流动已经势不可挡。”张军将“势不可挡”这个词重复了一遍。

在这个背景下，“县域锦标赛”是不是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张军点点头，表示赞同。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他观察到，南通靠近上海的海门已经撤县设区，之前，海门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相当靠前。现在南通已经看到未来一体化的机遇：靠江、靠海，还要靠上海。

“为什么要撤县变区？说明就算是百强县也不一定有前途。”张军进一步阐释说，“县域锦标赛”是一种粗放的发展阶段，但现在，需要走向经济发展的集聚模式，这样走向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长三角“集体考核”？

逻辑继续推演，在这一新阶段，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和城市群，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与载体上开始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今后，经济发展肯定是越来越走向大城市去驱动，而因为溢出和辐射效应，位于大城市边上的中小城市也会很厉害，这也就是城市群的力量。”张军说。

尽管张军从理论上得出“县域锦标赛”会退出历史舞台的结论，但在现实中，“县域锦标赛”的痕迹并没有完全消散。记者在长三角采访时，依旧发现GDP是很多地方最为看重的指标之一。张军摇了摇头：“在一体化的情况之下，各个地方单独去考核GDP没有意义，考核GDP是一种激励机制，但这种做法跟一体化背道而驰。”

“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长三角‘集体考核’？”顺着张军的思路，记者开了个玩笑。没想到他颇为赞同。如果集体考核，如何保证各个地方的财政支出？我们的话题又绕回到了与“县域锦标赛”息息相关的“分税制”，张军一直对分税制评价颇高，认为分税制很好地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激励兼容问题，现在，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过去是分税制，是一种纵向的分享；未来应该是分享税，逐步转向横向的分享，一起把蛋糕做大。”

听起来这个想法很大胆，但是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财税分享”这个词是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2020年8月19日，上海市青浦区、苏州市吴江区、嘉兴市嘉善县税务机关，已经就一体化示范区涉税事项跨区域通办合作签约。当时，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唐晓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遵循“投入共担、利益共享”工作原则，持续深化对跨区域财税分享机制的研究，努力将跨区域财税分享机制打造成示范区制度创新成果的重要展示窗口。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面子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太关心这些企业是不是在本地落户，纠结于自己的产业方案，就会影响到一体化。”张军笑了笑，“只要抛弃这个面子问题，也许一切都顺了。”

采访接近尾声，话题又回到了安徽亳州。张军说，他的老家在谯城区下辖一个叫卞庄的地方，童年时他跟随父亲去过，记得村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他曾经在小河里抓过鱼。最近，卞庄发现了一些与曹操有关的历史遗迹，要进行旅游开发，整个村子可能要规划搬迁。

“现在上海到亳州的高铁通了，交通很方便。”张军说起家乡，眸子里泛着柔光。交通方便了，这也是长三角人对一体化的最直观的感受。“但这还只是刚开始。”张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