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小康”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古老词汇，也因此被赋予当代意义，成为指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代名词。亘古至今，“小康”意涵在不断地衍变、丰富与发展，既闪烁着中华文化的远古智慧，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值得我们一探缘由。

“小康”意涵的历史衍变

“小康”最早出现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诗经·大雅·民劳》的开篇首句即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这里的“小康”有安康、安居之意，是用以劝谏西周统治者“百姓的生活实在太劳苦，希望可以稍得安康”的一个普通词汇。千百年来，“小康”一词常见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中，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历了漫长的意涵衍变过程，逐渐成为封建君王、先贤圣哲和平民百姓表达对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家境富裕、民安国泰的向往和追求的通俗词汇，“小康”思想也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

《礼记·礼运》中的“小康”。面对礼乐崩坏、社会动乱、人民困苦的夏商周时代社会景象，儒家先贤甚为感怀夏朝建立以前的和谐安定的上古社会，在《礼记》的《礼运》篇中首先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政治理想，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所限，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大同”社会显然难以企及，儒家先贤退而求其次，倡导“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对此，《礼记·礼运》篇中描述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儒家先贤看来，所谓“小康”，就是要以“礼”治国，通过“礼义纲纪”的约束和规范来实现和达到“君臣正、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设制度、立田里、知贤勇、为己功”的尊卑有别、秩序井然、和谐安定的“小康”社会图景，倡导统治者要学习和追随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等六位明君“未有不谨于礼”的治世之道。在此，“小康”由《民劳》诗中的一个普通词汇，升级为儒家先贤用以表达特定社会政治理想的代名词，描绘出“礼义以为纪”的“天下为家”景象，表达出以“礼制”实现“礼治”的礼仪教化之意。此后，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礼运》篇中的“小康”意涵经常被直接借用，或以此为基础进行阐发，逐渐被赋予政治清明、经济强盛、社会安定、百姓富裕等多重涵义。

两汉以后历史典籍中的“小康”。公元204年至219年间，东汉末年发生的“伤寒”大瘟疫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对此，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三国志·吴志·赵达传》中作注：“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裴松之将“小康”作为“酷乱”的对比概念使用，“酷乱”是指瘟疫横行、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与之相反，“小康”则是指社会安定、民康物阜的繁荣世景。公元362年，大司马桓温奏请晋哀帝迁都洛阳，意图谋划中原，朝廷官员虽明知此举不妥，却因惧怕桓温而无人进谏，唯独孙绰直言不讳，《晋书·孙绰传》中的谏言提及“山陵既固，中夏小康”，意指江山稳固、境内安宁，人民生活富裕安乐。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先后出现“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等历史盛世，五代时期史学家刘昫著的《旧唐书》中多次出现“小康”概念，其用意也各有所指。《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中，唐睿宗评价自己“虽卿士竭诚，守宰宣化，缅怀庶域，仍未小康。”表达出他对没能实现政通民和、国泰民安的“小康”盛世的遗憾；《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玄宗下》中，唐玄宗因“安史之乱”进行“自我检讨”宣召，他回顾昔日的“小康”之治：“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厉，勤念生灵，一物失所，无忘罪己。聿来四纪，人亦小康。”《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二十二》中，贤相牛僧孺向唐文宗说明何为小康”治理：“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他认为唐文宗当政虽然没有达到“小康”盛世标准，但也基本实现“小康”水平。《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吐蕃下》中提及“世罕小康，君无常圣”，表明“小康”盛世的难得一见。

五代时期，后唐明宗李嗣源为政宽仁，史书中常以“小康”评价他的治国成就，但不同作者对“小康”一词的用意视角却不相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八》中言简意赅地描述李嗣源“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北宋诗人、散文家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也对其做出“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的评价；可见，司马光与王禹偁的观点虽一致，他们对李嗣源的政绩都给予较高评价，但也仅限于“粗为小康”，意为在李嗣源治下只是实现了国家稳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而已，尚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盛世标准。与之相反，五代至北宋初年的史学家薛居正主持编撰的《旧五代史·卷四十四·明宗纪》中，描述李嗣源的执政为“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这显然有别于司马光与王禹偁的“小康”词意视角，而是更侧重从礼仪教化的视角，评价李嗣源是以仁义王道的统治策略实现了后唐“小康”。

元朝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脱脱帖木儿在《金史》中灵活运用“小康”所赋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涵义。《金史·卷七十三·列传第十一》记载“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此处，脱脱帖木儿用“小康”喻指金世宗政治清明，他察访官吏的治事得失并据此进退升降，官吏们“皆奉法”而百姓得以养精蓄锐；《金史·卷一百一十九·列传第五十七》记载“仲德召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此处，脱脱帖木儿复用“小康”描述金朝栋梁之臣完颜仲德所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状况。元末明初的史学家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卷五·本纪第五》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以改元大赦天下”的宣召，其中提及：“赖天地之界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气，会于上都。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在这里，忽必烈综合运用了“小康”的多重涵义，喻指自己在执政初期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海晏河清的天下太平景象。另外，《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记载，明成祖朱棣说“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联方与民同乐。”朱棣注重民生，希望百姓过上“小康”生活，他为此励精图治，实现“永乐盛世”。

唐宋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小康”。唐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古典文学先贤们纷纷在辉煌灿烂的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借“小康”抒意，既推动了“小康”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传承和发展，也使得“小康”思想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深入人心。唐朝诗歌璀璨，在由盛及衰的历史进程中，多位诗人用“小康”表达对国富民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与忧国忧民的情感，比如杜甫的“宇县复小康”（《壮游》）、沈佺期的“传闻大小康”（《答魑魅代书寄家人》）、张说的“不日小康辰”（《将赴朔方军应制》）、杜荀鹤的“大变凶年作小康”（《献池州牧》）、李商隐的“西迁冀小康”（《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皎然的“南州伫小康”（《因游支硎寺寄邢端公》）等。而白居易则与众不同，其诗句“今遇阳和又小康”（《老病相仍以诗自解》），是用以说明患病后稍得安康的情况，呈现出自己持相对主义观点看待衰老和疾病的豁达心理。

两宋时期的社会舆论开放、思想自由，关于“小康”的诗句颇多，诗人们对“小康”的用意也不尽相同。首先，“小康”被用以表达当政者治理有方，百姓丰衣足食之意的居多，比如：白玉蟾的“如今尚小康”（《明堂礼成》）、王炎的“桑柘阴中民小康”（《题清江常宰道院》）、唐士耻的“人间亟小康”（《送许寺丞五十韵》）、袁燮的“属邑赖小康”（《寄武冈使君表兄》）、赵蕃的“我民亦小康”（《施衢州除浙西提刑以诗寄饯三首》）、程公许的“得似年丰世小康”（《和小阮沇感时韵》）以及“民亦劳止须小康”（《寿东师杨尚书》），等等。然后，“小康”被用以表达社会安定、兴邦安国之意的次之，比如：苏籀的“乾坤岂小康”（《过故丞相吕汲公坟刹二首》）、卫宗武的“嗣岁或小康”（《小园避暑》）、宋真宗的“和同乐小康”（《北征回銮诗》）等。再者，“小康”还被用以表达身体安康之意，比如：李流谦的“宵枕遂小康”（《一春无日不饮遂作肺嗽效乐天体》）、释宝昙的“寿公千岁汔小康”（《和史魏公燔黄》）、陈傅良的“岂不可小康”（《怀同舍石天民编修》）等。此外，陆游以“小康何敢望”（《农家》）表达百姓对殷实生活的期盼，同时也暗含着对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的愤慨之情；以“吾徒亦小康”（《自适》）表达自给自足的闲适生活；陈普以“世道犹小康”（《拟古八首》）感怀南宋时期的繁荣年代；黄庭坚以“汔可小康”（《赠别李次翁》）赞赏朋友的高雅人品；方回以“尚可云小康”（《忆我二首各三十韵》）追忆过往的丰裕生活；邵雍以“小康犹带旧腥膻”（《观南北朝吟》）陈述割据分裂、王朝更替的南北朝社会背景。

相较于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诗作中偶有“小康”出现。元朝诗人王逢的“时维小康况大比”（《奉陪杭右丞程礼部以文宇文宪佥子贞鲁县丞道》）、杨维桢的“汉家小康黄老余”（《题伏生受书图》），以及明朝曹学佺的“漫说闽中只小康”（《林异卿客归志感》），皆为表达社会安定、生活丰裕之意。明朝沈周的“书枕悠悠自小康”（《睡起自遣》）则是表达小憩后的怡然自得之意。清朝梁启超的“初为据乱次小康”（《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则是回顾“河流文明时代”的小康社会景象，表达自己踌躇满志却壮志未酬的愤恨、失望与无奈。

除却诗作之外，“小康”还被运用在小说作品中。比如，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志怪小说《夷坚甲志·五郎君》中讲述“河中市人刘痒”的妻子郑氏奇遇五郎君的故事，刘痒虽对妻子不满，但“久困于穷，冀以小康，亦不责之”；在《夷坚丙志·吴民放鳝》中讲述吴中一位鱼贩因好心放生并“发愿改业”，而得到神灵眷顾，托梦启示“草蔓邃密中……得钱二万……用于本业，家遂小康”；清朝蒲松龄在传奇小说《聊斋志异·丁前溪》中讲述诸城人丁前溪知恩图报的故事，他对曾帮助过自己、后来却潦倒落魄的杨家夫妇慷慨相助，“送布帛菽栗，堆积满屋”，不仅帮助杨家夫妇免受困苦，且“由此小康”，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吴敬梓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第十五回》中讲述洪憨仙设局诈骗的故事，他哄骗马二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等等。这四则故事中的“小康”皆是从百姓家道的视角出发，表达百姓的家境富裕、家财雄厚。

“小康”意涵的近代演变

至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理想已经深入人心，“小康”一词也频繁出现在各类报刊文章之中，用词视角与词意甚丰。除却传承古意之外，因近代报刊关注中外形势，相关文章中的“小康”词意亦有所拓展和衍生。

传承古意的“小康”。鸦片战争后，泱泱华夏陷入列强瓜分、民不聊生之境，近代报刊中常见传承“小康”古意，借以抒发家国情怀的时事时评、文学类或史学类文章。

首先，从民生视角出发，反映社会现实，表达百姓生计之意。比如《四川官报·第三册》的《署藩司冯劝勉属僚札并条告》中“该贡生家太寒素，初谋数十金学馆不得，乃专精于此十余年，家号小康，邻村互相效慕无不获利”；《商务官报·丁未第二十三期》的《公牍》中“彼四川之号为沃省，盖其民无巨富而多小康，此小康之人率农业而不习商，安土而难远贾，以之分任租税则易于集事，以之创为营业则难与图成，非由性殊，实因力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的《社会调查》中“故该处有租田者无不放债，放债者无不有租田，农民则既一借债终必为佃户，既为佃户更乃不得不借债以小康之家二三年”；等等。

其次，从文学视角出发，表达百姓生活家道殷实、家财富厚、家至小康之意。比如《点石斋画报》《绣像小说》《小说新报》《中华小说界》《礼拜六》《民权素》《快活》《星期》《红杂志》等报刊中的各类题材小说、文学杂谈与评论等文学作品中常见诸如“家小康”“有获小康”“家本小康”“家道小康”“家渐小康”“家遂小康”“家颇小康”“家亦小康”“家尚小康”“家称小康”“家仅小康”“家居小康”“家固小康”“家计小康”“家均小康”“小康家也”“小康之家” “尚称小康”“亦称小康”“居然小康”等表述，这些表述借助文学妙笔，委婉反映出当时的百姓大众对“小康”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最后，从历史视角出发，评论古代“小康”之治，倡导传统文化，表达应借鉴古制之意。比如《四川国学杂志·第一号》的《通论一·厯礼篇 》“滕文公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夫非皇帝世界。其何能实行如斯之隆礼者乎。儒者由小康以推大同。谓王者必世而后仁。世谓世界。三十幅共一声也。”；《中国学报·第一册》的《君政复古论上》中“其在诗曰，民亦劳止，迄可小康，厚下安宅，靡切于斯，顾复虚建极之尊，遵与能之典，宸位旷而不居，皇统替而弗续，是盖继变化之后，示据乱之法”；《亚洲学术杂志·第一期》的《中国法律生于礼》中“自宋以后，小康之家，亦无其事矣，岂第士大夫哉，女子字人未嫁而守贞者，礼典准上，是皆法令无明文，国家伦纪，社会心理，以为惟义所在，当准于礼者”；等等。

衍生新意的“小康”。面对列强盘踞、军阀割据、民族危亡的动荡时局，近代报刊承载着传播救国救亡思想的时代使命，一些文章在运用“小康”时衍生了新的词意。首先，从君主治国视角出发，表达君主立宪、倡导变法维新之意。主要是以清末维新派刊物为主，比如《湘报·第四十三号》的《公法学会叙》中“惟今朝政日圮，人心日涣，与外人交涉日惊，疑表隐储一由小康至大同之法界，由有争至无争之公理，以为平万国之权力者根源”；《新民丛报·第四号》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中“又日立君政体之国，茍欲不速灭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荣舆国家之光荣视同一体，如是则必将希合民心勉强行道，而其国亦得以小康”；《新民丛报·第九号》的《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中“故统览数千年历史，其号称小康时代者，必其在中央集权最盛大是巩固之时代也”；等等。

其次，从学术视角出发，辨析孔学、孟学、荀学等思想中的“大同”与“小康”，表达“学术救国”之意。比如《新民丛报·第五十八号》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故南梅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大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新世界学报·第十一期》的《论周末诸大家学派与中国历史之关系续前》中“横家言则皆北派之变相也，总此诸派，若者同、若者异、若者为孔学、若者为老学、若者为墨学、若者为孔学之小康派、若者为大同派”；《新世界学报·第十三期》的《尊孔》中“孔学之支派有二大别，一为孟学，一为荀学，孟学主大同，荀学主小康，孟学主太平，荀学主据乱”；等等。

再次，从政论视角出发，表达国内政局暂稳之意。比如《孤军·第一卷第二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同盟方面的形势——直系方面的形势——步调之整否和最先五分钟，皖直战，安福倒奉直战，张胡跑，北伐未成中山走，近数月来，我国大局，表面上虽小康了几个月，但是又有所谓‘三角同盟’”；《甲寅·第一卷第三十一号》的《时评》中“或谓丙寅者，四战之年也，如是混战不已，彼此疲惫，无能再战，国家或有小康一日，嘻酷已，连日战讯，出于鄂豫方面，及津浦方面者，不一其说”；《向导·第一百八十二期》的《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与各国舆论》中“北方者不挑战，北伐军也没有诱战的意思，确为事实，与北伐军多少有妥协的意思，妥协一时，也许能够调和，再待机会更进入第二段第三段的计划，也是一个策略，由此以观，一时能保小康状态”；等等。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办的刊物，在政策文件、政策解读类文章、社会现状报道或宣传政治理念类文章中，将“小康”用于描述家道中等的农民、商贩、小资产阶级等，表达为人民谋幸福之意。比如，《红旗周刊·第二期》的《鄂豫皖苏政府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中“以上各种税率之规定须按照阶级原则之下皆得免税，小康之农民商贩所纳者皆极轻之税，与国民党之捐税相差天壤。”；《斗争·第五十九期》的《中国法西斯蒂的土地政策》中“或者是，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消减法西斯蒂的统治，便将来组织苏联那样的集体政策，农民变为小康者”；《解放·第五十九期》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辑》中“但是，现在情形大非昔比，他自己已有六十余坰地，两头骡子，一匹马，七八十只羊，已经变成‘小康之家’了。我想不必再举多的实例，因为这是你们大家知道的事情。总而言之，边区大多数农民已经成了这个报告中所讲的‘小康之家’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九期》的《抗战两周年的晋西北与我军》中“开办消费与生产合作社；合理负担一般的做到了赤贫之家不负，小康之家少负担，富裕之家多负担”；《共产党人·第七期》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中“因而决定了知识份子的出身，大多属于地主、资本家、最多的是有余钱可供子弟入学的小康之家的小资产阶级”；等等。

此外，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杂志，从宣传新思想、抨击旧制度与旧礼教的视角出发运用“小康”一词；《昌明孔教经世报》从反对革命、力图复辟清室的视角运用“小康”一词；还有诸如《新女性》《弥麗》《人间世》《文饭小品》等刊物，将“小康”用作人名；等等。

国际视域下的“小康”词意拓展。近代报刊放眼世界，关注国际社会动态，一些文章在运用“小康”报道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时，拓展出与其原有词意截然不同的意涵。一是基于国际关系视角，表达国际时局安定之意。比如《独立评论·第八号》的《法德问题一勺》中“法国今日外交的孤立，已甚可观，日本在欧洲的舞台上，是帮不了她的忙的，而英美意德若一致，她大是难办。与其终于下不了台，何如领导一个小康之局？”；《政衡·二卷三期》的《英法协定与国际政局》中“然则欧洲的小康局面，暂时可以宣告成功，世人所恐惧的一九三六年的危机，或者可以消尖灭”；《申报月刊·第四卷第一号》的《法意妥协的进展与中欧》中“而意法战后一向紧张的邦交也可以因这妥协，得有暂时的和缓，而欧洲的局势也可以因这妥协获得了小康的局面了”；等等。

二是基于经济实业与行业视角，表达事业兴旺、经营有序之意。比如《中西闻见录·第三十号》的《法国近事金索日短》中“法京有金匠某设肆于家，工作精巧，远近知名，业致小康”；《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八号》的《大同盟罢业》中“曼彻斯特之风潮遂熄，各地方之纷扰，亦一时平静，然不过得旬日之小康”；《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四号》的《论我国之新式纺织业》中“总观上述，吾国纺织，虽次第发振，然为外人所操，纵只能保一时之小康，而无久安之日”；等等。

三是基于财政经济视角，表达经济与金融运行平稳之意。比如《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五号》的《日本经济的特殊发展与日元的暗礁》中“同预算的膨大相同，这里面已有漏洞存在，当一般军需景气向上的时候，固然可以暂时维持小康的局面”；《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八号》的《结城财政的剖析》中“总之结城财政不过在暂时间调和各方的纷争，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各方纷争的办法，因此各方面的矛盾仍是潜伏着的，在目前虽得维持暂时的小康局面，到了现状不能维持的时候，这就是结城财政的归宿”；《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十一号》的《非常时期的汇兑管理问题》中“欧战后国际金融虽一度呈现小康之象，但自一九二九年美国股票市场发生大恐慌，各国金融市场立受震动”；等等。

“小康”意涵的当代发展

古往今来，“小康”逐渐成为中华儿女对理想社会的精神向往，“小康”社会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今天，以“小康社会”指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小康”也被赋予更为深远与丰富的当代意蕴。

古代至近代历史中的“小康”社会理想并未真正实现。纵观从远古至近代的“小康”社会理想，在意涵范畴上，虽然包含了政治清明开化、经济繁荣昌盛、文化欣欣向荣、社会安定和谐、百姓人寿年丰、国家富有强大等丰富涵义，但都属于“定性”的抽象化描述，缺少细化精准、客观科学的衡量标准。同时，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状况不同，人们对“小康”社会的具体期许也不同，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可视为古代人民对“小康”社会期许的最高理想，而身处战乱年代的人民对“小康”社会的期许仅仅是饱食暖衣、住有所居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古代至近代历史中的“小康”意涵，更多的是用以表达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憧憬和希望，却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小康”社会理想。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古代的历史盛世，也仍普遍存在“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社会现象，甚至难以避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景象；而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之中，这一时期迫在眉睫的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须得首先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推翻“三座大山”，方可追求“小康”社会理想。换言之，古代至近代历史中的“小康”社会理想如同“镜中花、水中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小康”社会的美好生活仅是帝王将相、地主官宦、商贾巨甲、割据军阀等少数统治阶层才有权利和资格拥有，而对于广大劳苦大众等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则是遥不可及。

在当代中国，“小康”被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中国国情，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经济总量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社会，创造性地将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解读为“小康之家”和“小康的状态”，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意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联系。自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大踏步地走上“奔小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小康社会”被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齐驱并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要在20世纪末“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基础上，又指出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这期间，从十五大的“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六大、十七大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十八大、十九大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述上有三个明显变化，一是从“建设”到“建成”的一字之差变化，表明“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与建设进度在逐渐加大加快；二是不仅要“全面建设”，而且要“全面建成”，增加“全面”二字，表明对“小康社会”的建设成效与建设质量有着更高要求；三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二字更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奔小康”的豪情壮志和必胜信念。这一历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对“小康”意涵也不断承古创新，使“小康”从一个抽象化的理想社会形态描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蕴含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社会、生态、国防等丰富指标体系的具象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为战略目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蕴含着三层当代意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要建成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能够“共享”的全面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实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这里的“全体中国人民”一是包括每一个中国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二是包括每一个中华民族，“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奔向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的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三是包括革命老区人民，“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决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四是包括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简言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来看，正是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一个也不落下”地“共享”全面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要紧紧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携手“共建”的全面小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吹响后，中国共产党扭住这个奋斗目标，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一是不断激发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的精神，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激励他们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干事创业。二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通过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社会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识和力量，尤其是坚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将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持续动力。三是凝聚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的智慧和力量，各民主党派中央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加大定点监测、驻村调研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工商联持续开展“光彩行”活动，踊跃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无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简言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主体来看，只有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共建小康”，才能最终实现“共享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要在全国城乡各地区建成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的小康社会。一是全国一盘棋，城市和乡村、不同区域都承担着不同的主体功能，“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为此，中国共产党统筹规划，不断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尤其是缩小城乡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努力使全国城乡各地区“全面性”地实现建成小康社会。二是注重全面小康的整体效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为此，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防范化解新冠疫情等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攻坚战，一手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手抓补齐民生短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完善、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断努力在人民群众生活的各领域“整体性”地实现全面小康。三是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全面小康社会既要注重量的积累也要注重质的提高，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科学布局，在注重“小康”发展水平的同时注重兼顾“全面”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不断化解发展总量、速度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之间的内在张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成绩，努力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在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性”发展。简言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任务来看，就是要在全国城乡的各地区、人民生活的各领域、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建成“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的全面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