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这是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出台的第一个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事实上，自2014年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大运河的发展就牵动了全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认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从“世界遗产”到“大运河文化带”，主要解决的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思想观念问题；第二次是从“大运河文化带”到“国家文化公园”，主要解决的是大运河文化建设“从何处下手”的落地实践问题。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最重要的则是要突出抓好“一个先行”。以下是他在“交通大学运河讲坛”上的演讲。

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无疑是一项标志性工程。它承载了中华文明的记忆，历经两千余年、沟通五大水系，从京津冀到长三角，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沉寂多年后，古老的大运河重新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也开始吸引全球关注的目光。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国家《纲要》）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相继印发，2020年《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发布，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大运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回顾中国大运河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收获可以概括为“两次飞跃”。而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最重要的则是要突出抓好“一个先行”。今天的演讲，我将围绕这“两次飞跃”和“一个先行”跟大家作分享交流。

第一次飞跃：从“世界遗产”到“大运河文化带”

2014年中国大运河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当时的情景，容易使人想到两个成语，即“铁树开花”和“枯木逢春”。实际上，成为世界遗产，并不只是戴了一个“帽子”，而是意味着中国大运河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身份发生重大变迁。从此以后，它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文明财富，也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文明财富。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前者真要想成为后者，是要走相当严谨的程序的，然后才能完成从“区域性”向“全球性”的巨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完成的是从“民族的”到“世界的”巨大层级飞跃，因此是一件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从“中国的”大运河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还意味着古老的大运河真正开启了在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这既是大运河曾有的直接连通海上丝绸之路、间接连通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功能的复活，也表明大运河正从一个接近废弃的历史遗存，摇身一变成为当今世界的公共文化产品。就前者而言，大运河就像一个重新受到高规格礼遇的老人，原本冷落、寂寞的膝下一下子聚集了大量的听众和观众，来听他讲述那些曾经的历史辉煌和沧桑变化。就后者而言，他也彻底结束了过去的“清静”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承担起世界遗产公约特有的严格要求和巨大责任。这也可以看作是“权责一致原则”的生动体现。相比之下，后者有时候还会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保护利用提升到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高度上。

然而客观地说，在申遗成功最初的日子里，很多人对此缺乏必要和清醒的认识。他们一心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更多地则是在测算由此带来的“名”和“利”，而对同时到来的更加庄严沉重的“责任”和“约束”缺乏必要的心理和思想准备。比如世界遗产有着严格的空间管制范围，一些希望大建“运河水景房”的地产商很快就心灰意冷了。一些申遗城市也是如此，在最初的激动和兴奋过后，很快发现成为世界遗产，不仅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巨大现实收益，反而还要不断地加大保护维护的开支。因此，在最初一段欢喜和热闹过后，世界遗产保护的钱从哪里来、一些项目还“建不建”和“怎么建”等，成为中国大运河建设开始直面的现实挑战。由此，中国大运河建设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关键时刻，中央发声定调，为大运河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专门批示，明确提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三项基本原则，传递了中国保护传承世界遗产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大计。具体说来，“保护好”和“传承好”，是把世界遗产保护和运河文化传承放在首位，从而为各种“巧借世界遗产名目搞经济开发”的企图和行为划定了红线。而同时提出的“利用好”，则进一步理顺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发展的矛盾关系，不仅在观念上超越了“原汁原味原生态”“一点都不能动”等僵化保护的思维方式，也为科学合理地开发运河资源、造福两岸人民提供了基本遵循。最重要的是，这个“利用好”的原则，恰好为解决中国大运河建设“钱从哪里来”“怎么开发”和“开发到什么程度”等重大关键问题提供了钥匙。有了“利用好”的原则，就可以有产业的机会、金融的机会、建设的机会和项目的机会，这不仅可以为运河文化传承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避免保护来保护去、最后把大运河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东西。

两年以后，“三个好”的基本原则，直接转化为国家《纲要》中的“三个带”：一是璀璨文化带，二是绿色生态带，三是缤纷旅游带，由此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的系统功能定位。其中，“璀璨文化带”对应于“保护好”和“传承好”，主要体现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内在要求。“缤纷旅游带”对应于“利用好”，赋予大运河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鲜活的生活内涵。“绿色生态带”是一个基础工程，一方面，运河水体治理、河道与两岸自然景观的修复等，直接改善了世界遗产的生存环境，也为“缤纷旅游带”建设提供了更优质的“山水林田湖草”等景观资源；另一方面，生态保护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保护，治理河体和修复环境本身需要生态技术产业，由此可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及高新技术发展。同时，由于很多运河城市就建在运河两岸，“绿色生态带”本身也是建设绿色城市的基础工程，有助于提高运河城市对人才、产业和资本的吸引力，为促进世界遗产保护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总体性的支撑保障。

由此可见，从主要讲保护的“世界遗产”，到统筹兼顾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大运河文化带”，理顺了“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矛盾关系，构建了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成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在观念和实践上的第一次重大飞跃，对协同推进“魅力运河”“美丽运河”“多彩运河”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二次飞跃：从“大运河文化带”到“国家文化公园”

对于大运河文化建设来说，可能人们不太好理解的是：2019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简称“两办”）印发了国家《纲要》，作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决策部署。2019年年底，两办又印发了国家《方案》，其中包含了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针对大运河文化建设，同一年内连续出台两份最高规格的政策文件，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才刚刚开始，又提出要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接下来的建设中，是该把重点放在“一带”上，还是放在“一园”上？对此，我想从两方面加以讨论和阐释。

首先，要坚决避免把“一带”和“一园”对立起来。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确定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坚定文化自信、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建设全民共识的国家精神标识、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直接体现。目前，除了长城、长征和大运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还明确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由此可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系统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在“十三五”时期一直谋划、推动的文化建设工作，因此绝不存在“一园”取代“一带”的问题。也就是说，那种以为“以后主要是建国家文化公园而不再建大运河文化带”的揣测可以休矣。

其次，要看到“一园”和“一带”具有相辅相成、畅通循环的内在联系。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国家文化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同时也是出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运河沿线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关于这一点，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阐释。

第一，这和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我国首个文化型区域发展规划直接有关。在区域规划中常见的“某某带”，本质上是一种“带状”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符合国情现实的区域规划新概念。但此前人们熟悉的是“经济区”或“经济带”，如20世纪80年代涵盖除山东以外整个华东地区的“长三角经济区”，近年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等。与之不同，尽管大运河也符合“带状”战略的基本特征，但却没有沿用经济区或经济带概念，而是被冠以“文化带”之名。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运河沿线的城镇化水平、产业布局、经济总量、建设用地等差不多都到了“天花板”，没有大的“空白”可以再上“大项目”，因此要把发展的重心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文化带”，是有意和过去那种以片面依赖资源、要素投入为基本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区别。二是“文化带”的提出，同时还带有鲜明的战略导向和规划引领作用，即要在区域发展中体现“文化引领城市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主线。国家《纲要》开门见山指出“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规划纲要”，就是说大运河文化带不是要再建一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区，而是要探索走出一条以文化传承保护利用为引领，人文、生态和产业融合协调的区域发展新路子。为了突出文化引领的性质，因此才首次使用了“文化带”的新概念。

第二，这符合中国大运河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世界遗产保护不知“钱从哪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知“从何下手”不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一提出来，就迅速成为各地规划和建设的热点，这恰恰说明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实际需要。这个规律的要点在于，一方面范围太小不行，会导致区域内的城市资源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效应和较强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范围太大也不行，会导致区域内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果逐层递减，最后还是无法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同样要遵从区域发展的普遍规律，即这个“文化带”要有边界，在规模上要适度。如果空间太大了，就会影响到区域的集聚效应和协同发展，最后的结果只能形成一大堆各自为战、联系松散的城市，而无法建成一个内在联系紧密、分工体系合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区域发展轴带。

第三，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促进大运河文化带集聚发展的战略举措。大运河流淌2500多年，纵横3200多公里，横跨历史上的6大区域文化和今天的东中部8省市，最突出特点就是空间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活动密集、社会交往复杂、区域文化多元。但也正因为如此，要想一下子全部建成建好并不现实，因此需要集中优势资源和兵力，分区域、分阶段地加以推进。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由于空间可大可小，投资可多可少，一般又会选址在最有发展条件和优势的“点”上，并在有限空间内可以统筹兼备“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三种功能，因此最适合先行一步，率先建设，最终完成“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建设任务，把中国大运河建成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如果说，从“世界遗产”到“大运河文化带”的第一次飞跃，主要解决的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思想观念问题，那么可以说，从“大运河文化带”到“国家文化公园”的第二次飞跃，则解决了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从何处下手”的落地实践问题。两者相辅相成、良性循环，开创了世界遗产保护的新局面，构建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格局。

“十四五”和2035：加快研究和推进江南运河先行区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5年和2035年，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两个重要阶段。

客观上看，尽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解决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缺乏“抓手”和“引擎”等问题，但由于前者和后者在空间范围上一致，所以即便是大运河国家公园，也仍然显得“大”、显得“多”，仍然需要有资源禀赋更好、经济基础更强、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高的城市和区域先行一步，以便形成一大批政策成果和建设经验，构建一连串具有强大引擎功能的“节点”和“支点”。同时，由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既要遵从一般经济带建设的普遍规律，也要遵从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既要遵从一般国家公园建设的普遍规律，也需要探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特殊规律，但此前相关经验明显不足，因此设立一些“试验田”和“先行区”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从大运河的历史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最适合承担“试验功能”和最有条件“先行一步”的，无疑是长三角城市群。历史上的江南运河，北起镇江、扬州，途经太湖东岸的苏州，南到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在地理范围上，和今天的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与以16个城市为核心区的长三角城市群大体叠合在一起。从文化资源上看，江南运河是大运河上色彩最为缤纷、故事最为动听和景色最令人留恋的“文化线路”。从水运功能上看，江南运河是中国大运河中依然通航并发挥着重要交通功能的物流大通道。从经济实力看，江南运河流经的城市和古镇，也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最为富庶的地区。同时，今天江浙两省的运河城市，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最有成效的地方。因此，以环太湖为中心区，以扬子江和江南运河为两轴，研究和规划、建设江南运河先行区建设，不仅有助于在整体上推进江南运河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高质量保护江南运河文化资源、高标准治理江南运河生态环境、高水平发展江南运河文化旅游；而且，扬子江和江南运河也恰好构成了一个纵横交织的“十字通道”，有利于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交流联系，能够极大地促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和一体化发展。因此，深入开展江南运河文化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探索构建促进江南运河城市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率先开展江南运河文化先行区和江南运河国家文化园规划建设，对于展示以江南文化为卓越品牌的中国文化形象、传播以江南生活方式为鲜明标志的中华文明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描绘我心目中大运河的理想愿景，我觉得就是要建成“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一看到大运河，就能直观感受到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文景观和精神风貌，并由此了解中华民族是怎样伟大的一个民族。什么时候，这个很感性的目标实现了，我想那就是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大功告成的时候。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全年实施情况评估和分地区实施绩效评估报告》项目负责人，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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