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路东段上，慈安里大楼被笼罩在一片恐怖与不祥的氛围之中。一场“暗杀行动”正在这里悄无声息地布置开来，早已伏候于此的日伪特务们将罪恶的枪口对准了一位名叫茅丽瑛的中共党员并准备对其痛下杀手。

茅丽瑛191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幼年家贫与母亲相依为命，曾先后就读于启秀女中与东吴大学法律系，英语流利且多才多艺的她后于1931年3月考进江海关担任英文打字员一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对于中国的步步紧逼，茅丽瑛的爱国情怀油然而生，加之后来1936年9月中共江海关支部的秘密成立，更使她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并迅速成长为一位革命战士。1938年5月，茅丽瑛被推举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并于同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当时该俱乐部的会址就设在如今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上的慈安里大楼内。

说起这慈安里大楼的历史，犹太富商哈同一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而南京路上以“慈”字为名的建筑也大多与哈同存在有密切的关联。哈同在地产领域内嗅觉灵敏与敢于冒险，是他在数十年内积累起庞大资产的重要原因之一。1885年法国军队在镇南关战役中败给清军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引发了租界内外侨的恐慌，随着他们纷纷抛售地产举家迁出，租界内的地产价格也随之快速回落。而此时，哈同却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并主张大量低价收购地产。果不其然，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并最终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由此上海租界内的地价又随之迅速回升，哈同通过此举赚得了较大的一笔收益。

哈同

致富后的哈同依旧没有放缓他在地产领域内继续向前的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还相对冷清的南京路。哈同认为：“南京路居虹口、南市之中，西接静安寺，东达黄浦，揽其形胜，实为全市枢纽，其繁盛必为沪滨冠”（引自姬觉弥《哈同先生荣衰录》），于是又大量低价购进南京路的地产，数年后南京路如哈同所愿成了上海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哈同在这次“冒险”中又一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由于哈同本人喜欢中国文化以及其妻罗迦陵笃信佛教的缘故，故而在哈同名下许多产业的名称中都会带有“慈”字，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现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慈安、慈昌、慈淑等大楼，现延安中路陕西北路一带的慈惠南里、慈惠北里等石库门里弄。

哈同的“精明”在老上海的地产领域内是人所共知的，他的这一特点在慈安里大楼的内部设计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据常青主编《都市遗产的保护与再生：聚焦外滩》一书中所述：“南京路外滩段同时期建成的一些老大楼，进门往往是一个气派、跃层的大空间，再不济也有一个独立的门厅。然而慈安里大楼不仅没有气派的门厅，甚而没有醒目的入口：使用者从位于大楼两侧的楼梯间直接进入。同时，楼梯间并不布置在大楼的端头，而是各向外延伸一段袋形走道，以求一个竖向交通空间可以服务于更多的面积……其中一层层高较高，达4.51米，以符合其作为营业空间的功能需求；二层因作为库房，层高被压缩至不到3米；三层、四层作为办公，房间开间均较大，承重墙轴距达到7.20米，层高亦有4米左右；而到了五层，由于是作为职员住宅出租，则呈现出另外一幅景象，走道宽度不到2米，层高变为2.91米，电梯到四层戛然而止，楼梯精致的铸铁栏杆变成木制，花饰也变得简单。”

福利公司旧照（图片来自“方志上海”公众号）

慈安里大楼建成后起初主要作为商用，在南京路东段闻名一时的“福利公司”就曾位于该大楼内。福利与汇司、泰兴、惠罗合称为“洋商四大百货公司”，因这些公司的开办时间比起后来在南京路西段由华商投资兴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要早许多，故而它们也被称为“前四大公司”。

福利公司是在上海出现的第一家经营环球百货的公司，有关于它的创建年份说法不一，有1847、1848、1853年等多种说法。福利公司最初位于现南京东路四川中路口的东南角，后于20世纪10年代时迁至同路口西北角的慈安里大楼内，在30年代又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置地建楼。

以“福利公司”为代表的“洋商四大百货公司”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先后在南京路东段及其周边地区陆续登场后开启了百货业在上海登陆的先河，为后来南京路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当然笔者在此还需要补充说明，当时“洋商四大百货公司”所面对的多数客户群体主要还是局限于外国侨民，一直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惠罗”为代表的“洋商百货”开始意识到华人的消费能力也不容忽略时，它们才开始将“触角”深入华人中的中上阶层。因此“洋商百货四大公司”对于华人而言影响不大，总体知名度要逊于后来开设在南京路西段的“华商四大百货公司”。

慈安里大楼巴洛克山墙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慈安里大楼的主要功能开始由“商用”向“住宅”转变，同样根据常青主编《都市遗产的保护与再生：聚焦外滩》一书中的梳理：“（慈安里）大楼功能第一次出现巨大的变迁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侵华后，民心不安，商店、银行纷纷内迁，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大楼内十室九空（另一说是至抗战前夕，房屋因到了使用期限将拆，因而客户、居民纷纷撤离）。日本占领上海以后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孤岛时期，各处百姓纷纷涌入孤岛，到租界躲避战乱、寻找生计，空置数月的慈安里大楼很快就被占据。此时，四层、五层都成了住宅，二层、三层则为住宅与营业场所杂处，据居民回忆，有照相店、诊所混于其中。”由此慈安里大楼除了底层依旧用于开设店铺外，其余各层已俨然变成了居民住宅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后来随着楼内住户的不断增多，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变得更加局促。

就在富商巨贾们在这里先后上演着一幕幕商界传奇的同时，一股股爱国热潮与红色激流也在这条有着“中华商业第一街”美誉的南京路上不断涌动着。近代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交流窗口之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曾在这里最早播种下希望的火种，如据熊月之《近代上海红色资源特点简析》一文中所述：“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然后再传播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论，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的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记录，到20世纪初，传播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近代上海同样也印刻着中国人屈辱的回忆,在这里曾经有过列强欺凌下的“斑斑血泪”，也曾有过“华人不得入内”的“傲慢歧视”……正是在这样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推动下，近代上海成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与爱国运动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不少有志青年即便是有着稳定的收入也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其中，而慈安里大楼这类的商业场所也就成了他们一展身手的舞台。

慈安里大楼内景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南京路旁老闸捕房门前发生，租界巡捕面对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竟然开枪射击，结果导致13人死亡，20余人受伤，而在这份牺牲的13人名单中我们除了能够看到工人与学生外，也能看到诸如石松盛（南京路大中华电器公司工程部主任，20岁）、徐洛逢（洋货商人，26岁）等有着可观收入的爱国人士，他们在面对民族危亡的关头不分彼此、不畏牺牲，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共赴国难。

那一年茅丽瑛刚年满15岁，或许当时尚在学生时代的她，在闻知此事后心里早已埋下了对于这些先烈们的敬仰之情。1938年5月后，身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的茅丽瑛开始将慈安里大楼作为她宣传并支援抗日的主阵地，在这幢大楼内，茅丽瑛与她的同伴们一起通过发起公演、组织义卖等方式为新四军筹集经费，支援抗日。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特务们在尝试捣乱与恫吓等方式均无效的情况下，一个更加卑劣的计划——暗杀，最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茅丽瑛原本可以躲过此劫，但她还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勇敢地留了下来。

慈安里大楼内景

时间来到1939年12月12日的那个夜晚，就在茅丽瑛迈出慈安里大楼的那一刻，罪恶的枪声随之响起，这位当时年仅29岁的中共党员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而她的怀里还抱着装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紧紧不放……三天后，由于特务的阻挠，茅丽瑛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而牺牲。正是在这些先烈们的舍身忘我与前赴后继下，1949年5月25日，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大楼的绮云阁上升起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两天后的5月27日，上海迎来了完全解放，而南京路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在“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追悼大会”上为她题词道“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

如今的南京路步行街在东拓之后更加繁华，经过修缮后的慈安里大楼也依旧安静地矗立在南京东路四川中路西北角的街口，它曾经目睹过冒险家们的海上乐园，也曾见证过十里洋场的车水马龙，亦曾亲历过革命先烈的舍身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