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5周年，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并指出：“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加快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下的人们通过研读新中国史，重温陈云同志在一些重大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两白一黑”：以市场化手段打赢经济领域“淮海战役”

将陈云视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大师，是人们的一个普遍印象。实际上，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熟悉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40年代初，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陈云，就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了一场边币对法币的货币战争，以市场化的手段，通过贸易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动，改善了当时陕甘宁边区严重的通胀状况。那时他就深切体认到，一个经济体货币的币值及其独立性，是由这个经济体的产出支撑并与其相适应的。

1949年11月，距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币制改革”系列行动失败后整整一年，陈云进驻上海。这位商务印书馆会计出身的共产党人，时隔近二十年后再次回到家乡。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可以说，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期间的政策实践、在1944年领导的这场贸易战争和货币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在外汇管理、通胀治理、商贸流通、财政金融等领域摸索和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他在上海指挥“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的经济领域“淮海战役”，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摹本。

上海解放初期，“两白一黑”作为一揽子物价中的“基本盘”，左右着整个市场物价的走向。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为平抑物价飞涨，实行“折实单位”工资制，即每一折实单位包括四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白粳米一升、十二磅龙头细布一尺、花生油一两和普通煤球一斤。这四样物品中，“两白一黑”就占了三样，显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云在1950年提出，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应当成为储备和销售公粮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其理由有三：其一，大城市本身无粮，且人口众多；其二，大城市发生饥荒，非但使囤积者增多，卖粮者观望，且在政治、经济上产生极坏后果；其三，大城市交通便利，地位机动，即令存粮过多，而某处缺粮时，也易于转运补救。同时，他也指出，必须确保政令统一，物畅其流，坚决反对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禁运粮食流通，禁止私商贸易，恰恰损害农民利益，因为“禁运出境，粮价必跌，购粮者便宜，卖粮者不利。余粮区阻粮出境，大城市必缺粮，工业成本因之而高，余粮区农民又是必须购买工业品的，工业品与粮价剪刀差必扩大，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当然，选择合理的库存规模决定了物资储备的效率，“粮食少了不得了，多了也不得了，建筑仓库就要好多。”

为此，在出席政务院第十四次政务会议时，陈云就建议，为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棉供应，要不惜工本从四川运粮到宁沪，并提防奸商捣乱。只要统筹运输物资、抛售物资、冻结资金、停止支付等措施协同使用，就一定能打垮奸商。抵沪后，他给各地连发“12道金牌”，将全国棉纱就近集中至汉口、西安、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量抛售。又从东北向京津、四川向上海调运并抛售粮食十几亿斤。在这些凌厉招式的内外夹击之下，上海商人被举国之力击倒，粮棉价格大幅跳水。上海的稳定物价之战，终于收得全功，大局抵定。

城乡交流：以“转大圈”方式激活国内经济大循环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封锁，中美关系迅速交恶。与此同时，随着“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以“一五”计划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为标志，新中国开始着手建立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此期间可谓是倾心倾力，贡献卓著，亦形成了他著名的城乡交流思想。

在分管经济工作过程中，陈云即深刻认识到，国内大循环顺畅流转的前提，在于促进城乡交流。他多次强调指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对于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第一，从人口上来看，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满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是新中国建政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首要问题。第二，从政治上看，农业的稳定关系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形势的稳定，当人们更加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而忽视了农业时，陈云多次发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警告。第三，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这一初始状态决定了农业必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农业对工业是有约束力量的，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只有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第四，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借用建国初期主持华中地区工作的邓子恢的话，就是“公家有大批粮食在手，可以减少我们的财政赤字，可以随时拿来支持货币，我们的人民币便可以不致贬值”。

当时的中国是农业国，粮食是硬通货，既是支撑全国GDP的重中之重，也承担着出口创汇的重要功能，换得的外汇可以用于向国外购买工业化所需的机器设备，这是一个农业国起步阶段必然经历的艰难历程。陈云形象地描述这种局面：“少吃猪肉死不了人，而没有机器却要受帝国主义欺负。”《陈云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由于投资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不可能很快生产出消费品，实行农产品计划收购又使农民保有很多货币，致使‘一五’期间购买力与商品的供需之间有很大差额。”1954年5月，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时，陈云讲话指出，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只能做到使农民保本微利而不能太高，否则国家就需要拿出足够的工业品给农民并提高工人工资，而这是短期内做不到的。

城市拿不出东西与农村交换，工业拿不出产品与农产品交换。如此则是，实物（粮食）从农村流向城市，货币从城市流向农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票子到了农民手里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买不了火柴、铁钉、煤球、拖拉机、挖掘机。要说贫困，真正贫困的是城市和工业，因为那才是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于是，农民手里的钱成了“热钱”，流动性过剩，那就要回笼货币。

陈云看到了工业扩张、投资膨胀背景下对于农业投入的忽视，会导致农业供给的下降。而一旦农业垮了，工厂也不可能保住。必须未雨绸缪，防范化解由于农业基础不稳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为此，他提出了加强城乡交流的建议。这种交流，主要体现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城乡互助互利以及在化肥、机械、水利等领域的工业支援农业，如组织私商下乡收购土产、拟定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等。面对货币流通减少、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增加的新问题，陈云在向中央提出调整工商业的建议中，创造性地概括了一个“转大圈”的思路。

所谓“转大圈”，就是增发货币的同时，让货币下乡，让城市工商业者到农村去收购农产品，农民卖出农产品，有了钱再来买工业品，用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带动百分之十的城市工商业转。这样一转，增发的货币没有导致涨价，反而拉长了经济链条，活跃了经济主体，搞活工商业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和税收。乡村的广阔天地充分发挥了其蓄水池、缓冲器的作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相得益彰、协同配合、共克时艰。

综合平衡：以产业协同促经济调整转型

1957年初，陈云发表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文，标志着他著名的综合平衡理论的建立，将财政、金融、贸易三者各自平衡和相互配合与“有计划、按比例”结合起来，由局部均衡而达成整体的一般均衡。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进一步提出国民经济带头的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和外汇都必须平衡，这四大平衡构成实现总体平衡的基本条件。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以农业基础对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承受力作为检验国民经济是否合比例与合理化的判断标准。他认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而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第二，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前提下进行基本建设。建设规模应该与物资供应相适应，确保必需的民生项目。这一原则被陈云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第三，从短线出发，补足短板。陈云总结经济建设长期按长线不能平衡的教训，强调只有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出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所以，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第四，强制性平衡。对于超出国力承受能力的基本建设，陈云主张果断地“壮士断腕”，“砍”项目，“退够”。“砍”是为了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他常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要搞‘铁公鸡’，一毛不拔……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四大平衡”的本质，是货币流通与实体经济规模之间的匹配。抑制滥发货币的冲动、抑制在福利和民生方面的过度超前和盲目扩张、巩固和培育税基、鼓励和扩大生产，这几项措施缺一不可，相辅相成。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认为，新生的政权要面对大量人口就业的问题，需要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进行大量投资，如果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财政赤字日渐扩大，则非但生产难见起色，通胀也会加剧。增加税收与增发货币，二者必择其一，否则难以为继。他的结论是：“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增加税收。”

当货币超发既成事实之后，消化货币流通过程中的增生部分，使之与实体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就成为经济决策的首要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此非常时期，他采取了非常手段——投放高价食品，敞开供应，回笼货币。其时，全国工资总额已由1956年的137亿上升到263亿元，加上资本家的定息，这些沉睡和积压下来的购买力就更加惊人。在计划经济、票证经济条件下，钱多、物少的萧条市场局面短期内还很难打破。任由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必然引发更多的不满情绪；而如果以平价商品供应来收回这部分流动性，则生产条件完全无法达到。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灵活性主张。

当时全国消费能力约为700亿元，由于缺少猪肉和棉布造成120-130亿的缺口。陈云认为，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投放若干高价商品，以此削减总供给与总需求、商品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额。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高价商品价格的掌握原则是：卖得出，摆得住。其价格水平，比平价糕点、糖果高4-5倍；各地有所差别，全国平均，糕点每斤约3.5元，比平价高4.8倍左右，糖果每斤约4.5元，比平价高4.6倍左右。这样定价，就是为了从当时的高货币持有者（主要是高价出售农产品的农民、拿定息的工商业者、高级知识分子）的手里以五分之一的代价回笼货币，换言之，就是将超额发行的人民币购买力以较小的代价回收，从而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击。

应该精心选择这些商品，以较小的投入收回较多的闲置货币。只要保证基本的生活资料供应和价格稳定，对高价商品带来的货币贬值效应是可以被抑制在最低程度的。因而，所谓“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严重货币溢出，也要采用市场手段将这些“出笼之虎”重新“回笼”。他还列举了一些可供选择的高价商品，如糖果、糕点、烟酒、尼龙袜子、自行车、手表等。应当说，陈云的这个办法，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大胆尝试，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由于他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这项措施推行一年时间内，全国共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财政增收38.5亿元，在满足了部分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促成了货币回笼和财政收支平衡。

陈云曾在1990年回顾这一“惊险”进程：“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须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陈云不仅用综合平衡理论来指导国内经济政策，也用其研判世界经济形势。1973年，陈云受周恩来总理之托，研究当时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深层原因时，他敏锐地洞悉，“1944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货币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也是在这次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典型的“滞胀”现象：“以往危机中现象的排列次序是：生产过剩，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包括石油），通货收缩（包括高利率），失业增加。现在这些现象交替出现。衰退下的通货膨胀是新现象。”他于是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和货币动荡”使得价格问题更复杂了，“用货币升值、贬值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采用贸易手段”。在美元贬值、黄金看涨的情况下，果断提出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次重大会议上，陈云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自豪地谈道：“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

总之，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把宏观经济的协调和均衡视为人们必须予以尊重的客观历史进程，物质生产体系的内在联系具有一种客观规律性，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这一理论是在计划体制条件下，用当时我们民族的术语和概念，论证了现代经济总供求均衡这个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命题。

以促进城乡流通、实现综合平衡为指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实践，不仅在计划体制下取得了经济恢复的较好成效，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的我们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遭遇各种惊涛骇浪。但可以告慰陈云等共和国先辈的是，今天的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年之久，有着远较20世纪50年代更为优越的综合国力、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应对时局变化、彰显制度韧性的有力举措。从这一角度看，重温20世纪五十年代以陈云为代表的新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筚路蓝缕，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坚持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往事，不仅仍能获得思想的启发；更能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汲取精神的养分和砥砺奋进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