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零时，浦东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迎来“解封”。在封闭14天之后，51名物业人员终于可以回家了。那位意外滞留的网约车司机，给前来迎接的女友一个深深拥抱；当地居民也无惧子夜寒冷，纷纷走出小区门口——有人要“放松一下”，有人要“去吃点宵夜”，有人“想吃牛肉粉丝汤”，也有人“最想吃烧烤”。

长达半个月不能与亲友会面，不能逛街购物，也不能出门运动，被隔离者最懂自由的可贵。然而，包括“躺枪”的网约车司机在内，他们没有半句怨言，而是主动配合隔离。因为他们明白“自由的辩证法”——严格的抗疫措施，正是自由生活的保障；个别、局部、短期地牺牲自由，换来的是普遍、整体、长期的自由。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抗疫措施。封城、封闭小区、确诊者集中入住方舱医院、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等，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限制了相关人员的行动自由。然而，正是这些严格的抗疫政策措施，成为抗疫斗争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重要保证，也让数以亿计的国民得以在日后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绚烂文化，让绝大多数人在当下的每一天可以自由地出门、乘车、上班、聚餐、看电影。

事实用它直观的、可触可感的方式，向我们阐述着深刻的哲理。事实胜于雄辩，人们也在事实中学习成长。在日常生活已经恢复常态之后，我们一再强调，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工作不能有任何松懈、麻痹和侥幸，要毫不放松地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前些日子笔者从欧洲回国，在西安集中隔离14天之后，才回到上海。笔者亲历的严格防疫措施，在很多国家都是无法想象的。哪怕是一些长期在欧洲生活的乘客也没有怨言。因为在欧洲最近大半年的经历已经让他们认识到，如果片面强调个人自由，最终社会、群体以及个体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又想起不久前在欧洲的一段经历。今年7月底，比利时的第一次封城措施已经解除，笔者前往房东家里做客。午餐期间他们开了个小小的“家庭会”。房东的小外孙在大学里学拉丁语，他想利用暑假前往意大利游历。房东老夫妇担心疫情，苦劝他放弃。他的父母不置可否，没有立场。他的两位哥哥认真分析了一番，结论是风险不大，支持他去。小外孙最终还是去了意大利。

房东一家的这次家庭会恰似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面对疫情，不同人、不同群体都有自己的认知、判断和主张，整个社会难以形成共识，也就难以采取有力、有效的抗疫措施。老年群体倾向于严格抗疫，年轻人却不顾一切“要自由”；卫生官员、专家和医护人员苦口婆心劝居民“留在家里”，餐厅、超市、电影院等经营场所的商人则反对一切“禁足”动议。

没有共识、没有统一行动、没有强有力的抗疫措施，虽然使一些个体获得了较多的行动自由，但整个国家的抗疫工作效果不彰，疫情一直反反复复、难以遏制，进而给整体的社会生活造成重创，恐怕会在更长时期、更深程度上削弱人们的行动自由度和综合福祉——事实上，在九、十月份，欧洲第二波疫情凶猛来袭，就跟暑假期间欧洲居民大规模的聚集、流动和出国旅行难脱关系。

面对疫情这道相同的考题，不同国家交出了不同的答卷。每一张答卷，都深深受制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取决于不同的事实认知、价值判断和实际行动力。不必轻率评判不同国家抗疫模式的对错、高低和优劣，但它确实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从更丰富的视角去深入思考、获得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