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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孙向晨:我给外国学生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们为何很受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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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孙向晨 2020-12-06 06:31
摘要:对由“亲亲”而来的“孝”的重视,是盘活中国文化的一个枢纽点、核心点。

【编者按】“家”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地方。然而,生活中如此普遍的、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家”,却在哲学中难觅踪迹。这是为什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认为,这与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强调不无关系。以“个体”为主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然而,过度强调“个体”也会导致一些“现代病”。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健全个体”的成长。以下是他在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办的文化治理现代化高端学术系列讲座的演讲


大多数中国人讲到“家”,感觉都会非常复杂。一方面大家对“家”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似乎很亲切,国家、家园、大家,我们习惯从“天下一家”的方式来理解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大家又觉得在现代世界讲“家”,有一种沉重感,有一种遥远感。有次做讲座,甚至有听众认为“家”这个话题,太过陈腐。因此在现代世界,究竟如何来理解“家”,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话题。尤其在哲学领域,哲学家们讨论人类、国家、社会、各种组织或共同体,偏偏于生活中如此普遍的、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家”,却在哲学中难觅踪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哲学就是对生活本身的反思与关照,所有的对象都应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下,而“家”这个话题却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今天的演讲,我想和大家谈谈“家何以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现代社会对“家”何以如此陌生?

先来讲讲“家”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命运。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家”的印象大多是负面的。在巴金先生的小说《家》《春》《秋》中,长子长孙要支撑起整个家族,于是觉新就要牺牲自己的个性、爱情甚至妻子的生命,而代表家族的高老太爷却是如此的陈腐没落。这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张扬个性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激起了同时代人极大的同情。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周建人等人都写了大量文章来讨论个体与家庭、个性与家庭,讨论家庭的压抑与个性的解放。傅斯年先生写了篇文章叫《万恶之源》,认为“家”就是万恶之源,孝是万恶之源;吴虞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分析认为“家”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基础。所以,从那时起,人们便对“家”的印象定下了一个基调:“家”是对个体的压抑、束缚以及禁锢。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尽管在那个时候,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钱穆,以及后来的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捍卫传统对于“家”、对于“孝”的看法,但这样的努力总体来说是边缘化的。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反家非孝”的立场,这种视野和立场就把一个非常宽阔的思考领地给遮蔽了

无独有偶,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同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家”传统。现代世界以个体的平等自由作为理解社会的开端,这与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社会固然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但是在世俗社会依然是等级制的、封建制的。因此要在世俗的基础上来论证人的平等,确实要花费一番工夫。但是只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平等自由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了,也无须再做任何的论证。一旦人是平等自由的,在这个基础上来论述社会时,遇到的最大敌人就是“家庭”,因为在家庭中包含着自然权力的不平等。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建立个体哲学的同时,有另外一条暗的线索,那就是在不断地瓦解“家”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服务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体平等,消解“家庭”所带来的不平等的自然权力。这一策略对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确立了近代以“个体”为主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家”在哲学层面隐退了。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家”的排斥,还是西方近代哲学中“家”的缺失,现代人对于“家”是非常陌生的,对于中国人尤其如此。一百多年来,国人未曾直面“家”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人在讲到“家”的时候,内心会涌现出那种特别的“亲近”,这却未能在哲学理论中得到表达。

强调“个体”有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

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突出“个体”的立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开篇辞中,就是以“尊重个体独立自主之人格,毋为他人之附属品”呼唤新的时代来临。“个体”似乎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概念,所以人们经常讲,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西方文化重视个体。这一认识似是而非,细究起来,西方传统上也不甚重视“个体”。如果我们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会发现他们书里讲的都是城邦,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可以类比于印度文化中的村社,中国的家族。其实,在传统世界里,人都是在整体之中生存的。因此,“个体”作为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即使在西方也一样。道理很简单,当一个社会的供应不够充足的时候,个体的人类是很难生存的,人类社会只能以整体的方式延续。而在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会被凸显出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都会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国家加入联合国,自然要认同《世界人权宣言》。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门槛,它对于现代人的解放与创造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常说“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并不是泛泛而论的,而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这种重视“个体”自由、权利与尊严的现代思想是从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形成了一种“主体性”的哲学。如何确立个体之间的平等?如何理解个体的自由?如何建立起“权利”的概念?道德如何基于个体开始建构,并最终成为“自足”的主体?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从“个体”到“主体”。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这样一个“个体—主体”概念的话,其中还存在一些缺陷。个体似乎并不那么“自足”,以个体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总是那么捉襟见肘。在我看来,主体性哲学有所欠缺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者”的缺席。二十世纪“他者”哲学的兴起,显然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于主体性哲学“欠缺”的透彻反省。

中国文化传统为何讲求“亲亲”?

对于上述这种欠缺,更强烈的、更能触动我们的感受可能来自文学。我们会发现,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中个体都是自信满满的,“我”是主体,有自己的权利,要摆脱束缚,要去奋斗,等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现代社会里充满了孤独感与飘零感、荒谬感,比如加缪和卡夫卡的小说。当个体从城邦、从社群、从村社、从家庭里出走以后,获得了全部的自主性,我们会发现这种个体在他的生存上有“缺陷”。简而言之,这就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在西方传统中,实际也一直有弥补这一欠缺的传统。譬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故事,说人原来是一个整体,然后把整体的人一分为二,就有了男人和女人。这当然是神话,但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确,单纯的个体有其不够完整的方面,因此就总是追求那个欠缺的部分,而在柏拉图看来,就是要寻找一个异性的他者,即所谓的爱情。而在基督教传统中,更多表现为对于个体无差别的博爱。但是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会有很不一样的抚慰个体的路径,它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亲亲”。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亲情,甚至会将这种亲情泛化,成为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中庸》还是《孟子》里都会说“亲情为大”,这就是把一种情感泛化为哲学和文化的概念。所谓“亲亲”,是指一个人生命中最初遇到的那个“他人”,不是西方哲学中那个陌生的、外在的、被排斥的他者,而是可以依恋、可以依靠的“亲人”。基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跟整个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让我们讨论“家”的哲学有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人类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动物,当我们反思生命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意识到死亡的必然到来。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会对死亡形成深刻思考,并以各种方式追求不朽。比如说古埃及文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制作木乃伊。它是通过制作木乃伊追求某种不朽,而古埃及人对不朽的理解就落实为对肉身的保存。这一行为背后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一动力不仅仅是要把肉身保存下来,还与其对生命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基督教、佛教、道教等都体现了对生命直接延续的追求,实际上都是在追求生命的不朽。相比之下,儒家的思想最为朴素,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通过生生不息、世代相连来表达生命的不朽,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对生命的延展,没有任何超越自然的奢求。

在这种生命的延续中,最主要的情感不是希腊所强调的“情爱”,或是夫妻之间的情感,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亲”。因此中国文化中,就讲求亲亲,然后孝悌、仁爱,从这种最质朴、最基础、最自然的情感中发展出一个基本德性,称之为“孝”。这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很难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父母子女之间是一种自然情感,谈不上德性。我们看这个“孝”字,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这是一种很朴素的表达方式。中国文化通过“孝”这样一种德性,将两个世代连接起来。

同时,这一德性也是有自然基础的,那就是由“亲亲”的情感来支撑。当然,这还不够。所以,孔子讲仁爱、讲仁者爱人,孟子讲仁民、讲爱物,将这一情感不断推广出来,最后达到泛爱众生、泛爱天下的概念。这样一个概念的起点,就不是从单纯的个体、从自我出发,而是以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亲情作为基点。这就是中国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发展出来的理解世界、理解生命的一种基本态势,并且形成了自身的格局。当然,其中也自然会有一些局限性,但中国人理解生命的方式是有其普遍性的。

2019年下半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当我讲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候,外国学生普遍很受震动。他们觉得这么一个清晰的,对于人类来说非常普遍的生存论事实,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们但凡想到人,似乎都只是“个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生存论基本事实完全成了盲点。

为何“孝”在中国文化里如此重要?套用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中国文化的概念就是“因孝称义”。对由“亲亲”而来的“孝”的重视,是盘活中国文化的一个枢纽点、核心点,它显示了我们对于希望、不朽和世代相关的一些联系。

“亲亲”与“个体”并不相互排斥冲突

尽管如此强调“亲亲”,但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里,“个体”依然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然而,单纯讲“个体”也是有一定问题的,“现代病”中的消极、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都与过于强调个体有关。就像讲到“家”,其实也是两种情感,一种是亲切的、温暖的,一种是血缘的、狭隘的、威权的。因此,我写《论家》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作“个体与亲亲”,这就不同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亲亲与尊尊”。因为“亲亲尊尊”强调的是等级性,包括背后的礼制,这并不是一个建立在现代意义上人人平等的制度。

现代社会对权利、平等、自由、价值、尊严是有高度认同的,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生来比别人低一等,这一前提有其意义价值和现实性。但同时,我们发现“个体”是有很大缺失的,没有和谐家庭支撑的“个体”会发生各种偏差,因此就需要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撑、发扬,比如说“亲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亲亲”的局限性。在传统社会里,在以传统村社为中心的熟人社会里,“亲亲”起的作用很大,但是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里,只有在充分尊重个体价值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来谈“亲亲”如何发挥作用。

有人质疑,中国人讲推己及人,但好像我们只能“推”到自己人,别人就推不过去了。传统文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通过“教化”来克服这种狭隘性。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仁爱”的等差,儒家特别强调“爱有等差”,但又特别强调“推己及人”。这里的“推及”特别重要,它可以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亲亲”一直“推及”到“民胞物与”,也就是泛爱天下。但这个爱是有等差的,也就是爱的“推及”过程中,就有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而古人解决这一问题,很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教化”,通过教育不断地扩大、扩充。

同样是对于“仁爱”的分析,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对“爱有等差”就给出了另外一个方案。他们认为“爱有等差”,因此就是不充分的,人们要有一种人为的德性——正义,也就是法律,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以此来弥补“仁爱”这种自然德性的缺失。这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给出的不同路径。

今天,我们在面对“亲亲”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中国传统的“推及”、教化的路径依然有意义之外,在现代社会,还可以通过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在现代“家”的文化中植入现代性的内容,建立起一套公正、公平、公开的体系去保护每一个人,并在获得传统文化的滋养的同时,制衡“亲亲”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与“亲亲”完全可以相互结合,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是一种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关系。

中国与西方为何具有不同的生命观和世界观?

对于“家”的理解,可以是多方位的,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伦理性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更强调“家”的结构性和精神性的层面。

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即人是一种“向死而在”,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都必须面对死亡。因此他认为,人类生存的普遍感受就是“焦虑”。但是基于“亲亲”之爱,我们的生存就还有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向生而生”。我们的生存不仅面对死亡,还面对着下一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语“愚公移山”,通过这个成语我们发现,中国人对整个生命的理解,不仅局限在作为个体的一生,还会通过世代延续的方式,对生存产生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情感,而是一种文化,将孩子当作生命的未来、生命的延展的一种文化。

如果我们从“家”的层面来理解的话,海德格尔还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面向,那就是“在世代中存在”。我们不仅仅像海德格尔所说,在世界中、在空间中存在,还在世代之间、在时间中存在。我们对上一代有存续,对下一代有教育,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延展我们的生命。举个例子,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先生,他的故事如果按照美国文化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少数族裔进入主流社会,不断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故事。但是如果在中国语境中,这个故事就非常不一样了:骆家辉的爷爷从广东移民美国,开始在一个富人家庭做仆人,赚钱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最终他的孙子成了美国主流社会中的一分子。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在西方叙事中,他永远是个体,而在中国的叙事中,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世代之中,个体的成功有时候并不只是靠个人,而是通过一代代人积累而达成梦想。在这样的梦想背后,是“家”所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生存结构。

由“亲亲”而建立“家”的概念,这样一种结构不仅与西方传统有不一样的生命观,也建立起某种不一样的世界观。从古希腊传统开始,西方建立起追求“同一”的哲学立场。从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始基,一直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西方哲学的主流都是在寻求一种总括性的概念,把世界的一切包容进去。这似乎成了哲学的本性。而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对于“同一”的传统是拒斥的,孔子讲“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是讲“不同”的,“君子和而不同”。同时,不同于西方哲学所说的“他者”,中国人讲求“四海之内皆兄弟”。

在某种意义上,“亲亲”所建立的“家”的概念,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亲亲”是在不同人之间发生的,不是“同一”所能涵盖的,但“亲亲”所面对的“他者”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排斥的,而是一个“亲近”的他人。“亲亲”所建立的关系在“同一”与“他者”之间。这虽然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关系的论述,但是它构建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由此我们才有“四海一家”的说法,由此,这个世界才是“温暖”的。

这样,“家”所建构起来的世界观就有了不一样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不会把世界看作一个荒凉的、匿名的、无情的世界,而是一种将心比心、和谐互助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是让“温暖的世界”得以可能的一个先天条件,或者说“家”是“温暖的世界”何以可能的一个中介。事实上,人类除了有自律的、抽象的、理性的方面之外,我们每个个体都有脆弱的地方,都有情感依恋的地方。因此,现代社会依然要发挥这种“亲亲”的力量,由此才能够避免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紧张个体”,而有一个“健全个体”的成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依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贡献于现代世界。


【思想者小传】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以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近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阐释的研究。主要成果:《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合著,2006)、《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2008)、《论家:个体与亲亲》(2019)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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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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