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在我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建议》立足于我国所处的“两个大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从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角度出发，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2020年5月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新发展格局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构建”到“加快构建”，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急迫性的增强；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表明对国内国际循环关系认识的深化；从强调新发展格局重要性到彰显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的意义，表明我国对新发展格局构建方案的理解在拓展；从侧重理念引导到明确写入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稿，表明我国将新发展格局作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螺旋攀升或更高水平平衡

从实践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对国内国际循环的战略取向具有动态转变特征。

1978年之前，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对外封闭政策的背景下，我国形成了国内循环占绝对主体、国内国际循环长期阻隔的基本格局。1978年之后，我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即充分利用要素优势、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充裕的比较优势开展国际商品贸易，充分利用市场优势、特别是国内人口和地理规模庞大的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资本流动，其在发展路径方面具有倚重和扩展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特征。通过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是这一阶段中国系统化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奇迹的重要成因。

当前，我国国内的要素禀赋和国际的经济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国内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回应国内外格局转变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换言之，中国经济社会已经步入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理念、目标定位、客观环境等均发生了转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即是对这种系统转变的重要回应，它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即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通畅运动中，放在国内不同地区、产业、企业、居民的资源配置中。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更加强调国际大循环，则新发展格局是对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主次关系的再定位，“以内为主、以外为辅”，体现出对倚重“全球化红利”和大进大出模式的系统调整。

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即它不是对1978年之前单纯依靠国内循环、或1978年之后过度倚重国际循环的简单复归或直接否定，而是对此前两个阶段因时制宜进行的螺旋攀升或更高水平平衡。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不同时段分别采用倚重国内循环或国际循环，都是立足于当时特定条件的理性选择。当前，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是基于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安排，这是对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关联关系的再定位，强调“彼此嵌入、相互推进”，体现出对两大循环之间替代或竞争模式的系统调整。

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依靠科技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即从形成动力角度看，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地将域外产品出口转为国内产品销售，将国际资本流动转为国内资本运动，而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形成新的产品供给能力，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以在更高水平上满足国内外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市场交易成本下降，需要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强调新发展格局取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创新，这是对两大循环发展动力的再定位，旨在“立足长远目标、构建长效机制”，体现出对两大循环倚重要素禀赋、特别是国内劳动力资源充裕比较优势的系统调整。

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针对我国新发展格局问题，人们可能会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理论、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罗斯托的发展阶段理论寻找理论渊源。这些理论对理解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够提供部分解释，但它们难以系统阐释中国为何、以及如何从此前发展格局转向新发展格局。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新发展格局更具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交互运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体特征、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经济活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等，是中国实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理论基石。人们可以将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解为在新发展阶段，中国通过生产关系的系统调整以更好释放潜在生产力的过程，其调整的途径是保持供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通畅运行，这一过程以实现国内居民的共同富裕、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

就本土特征而言，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为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目标导向；我国正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向高收入国家，这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内在需求；我国是地理和人口规模举世罕见的国家，这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禀赋条件；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制度支撑；我国面临着世界经济秩序加速重塑、产业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情形，这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外部环境。

显而易见，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独特、坚实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它不是对中美关系转变、疫情大流行等短期冲击的回应，而是立足自身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选择；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新发展格局不是单纯的国际贸易、产业经济或发展经济学问题，而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经济制度转变相关联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新发展格局不是单纯的国内国际循环关系问题，而是两大循环目标取向的转变，即将“作为高速增长发动机”的循环转变为“作为高质量发展推动器”的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进程

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必须从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平衡因素切入，以制度完善为基点，通过提高需求能力、优化供给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来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格局。

从国内大循环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着居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制约、适配多类型需求的产品开发制约、市场交易成本的演变进程制约；从国内国际双循环来看，我国国际需求侧重于直接引进产品和服务，国际供给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流通则受到域外经济体发展状况和贸易政策的影响。举例来说，我国居民消费率在全球比较中还处在偏低位置，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的情形下，农村的庞大人口规模和偏低消费占比形成了“剪刀差”，这对我国国内大循环产生了抑制作用。《建议》明确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大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这体现出对现阶段我国发展主要制约因素的回应。

从操作角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紧紧抓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枢纽，依靠制度完善来驱动结构优化和创新增强，依靠结构优化和创新增强来形成发展的新动能，激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循环活力，提升与域外经济体开展经济循环的水平和层次。为此，我国应围绕当前核心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因素完善经济体制，针对制约从生产到消费循环运动的因素进行制度变革。特别是，要推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转化，通过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两轮驱动”，实现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减；推动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提高，依靠要素市场化改革使企业有动力发现市场缝隙，有能力填补市场缝隙；推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再平衡，依靠金融体系改革和投资渠道拓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依靠区域一体化、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产权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使企业和居民对发展环境具有稳定预期。

在制度层面，必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战略规划和宏观调控中的优势，以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在技术和制度型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依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形成多元化创新的组合动力，关注不同层级政府、不同区域政府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协同性。概言之，依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形成新发展格局创造持续的动力源泉，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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