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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华为、中兴如何抢滩浦东|华为老兵眼里的上海滩无线和芯片30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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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戴辉 2020-11-25 06:13
摘要:转千弯转千滩,似大江一发不收。

2020年11月12日举行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就是30年。曾经的阡陌农田化身为现代化新城,金融和科技双双获得大发展。作为一名华为通信老兵,不禁忆起上海滩那段无线和芯片史。

从外滩金融中心看浦东

我对“上海制造”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90年浦东开放开发,第一件大事是架起连接浦东和浦西的南浦大桥,这是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的斜拉索桥。我出生于洞庭水乡,走过的桥比小孩子走过的路还多,按捺不住地想去看看。

1992年春节后返回东南大学途中,我下了挤满人的东行火车,踏上了上海的土地。我来自十八线小县城,内心其实有点怯怯的,传说中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

居然感觉还不错,大上海确实很有秩序。公交车是长长的通道车,分为坐队和站队,秩序井然。一男一女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斗嘴,唾沫四溅却始终不动一根手指!一路颠簸去了南浦大桥。桥面不能上去,就走到了桥底下的黄浦江边,向对面的浦东望过去,看到不少工程机械,是个大工地。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浦东土地,而我对上海的印象早在童年时就已确立,那就是顶呱呱的“上海牌”。

七八十年代,上海以区区一个城市,包揽了中国轻工业的半壁江山。我家的蝴蝶牌缝纫机(1973年)、永久自行车(1979年凭票供应)、上海牌手表,毫无例外都是上海制造。

1984年那年夏天非常酷热。小升初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夜不能寐,母亲为我彻夜摇扇。

第二天,母亲痛下决心,拉着大舅妈去南县五交化挑了一台上海飞机制造厂的飞翼牌电风扇。花了170元巨资,这可是家里两年的存款。乡村教书匠父亲周末回来,一边唠叨太费钱,一边果断调到了最高档位!担心小孩子将手指头伸进去,母亲找木工做了个木箱子锁了起来。

电风扇彻夜吹风,母亲再也不用为我们摇扇了。这是我对上海最初的刻骨铭心记忆。

电风扇是上海飞机制造厂“军转民”生产的产品,品质非同寻常,居然一直用了26年,直到2010年才退役。全家一致决定,将它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下来。

作者戴辉家中的飞翼牌电风扇

因为怕影响我们学习,家里一直都没有买电视机。90年我去南京读大学,91年春节回老家湖南南县过年,看到“故乡的云”,不禁近乡情怯。一到家,就看到书桌上有一台14英寸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我们家第一次包饺子看春晚,其乐融融享受中国式新年。那年有一火爆的小品“警察与小偷”。大舅出了一个上联让我对: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版本,湖南版是:湖南臭豆腐豆臭南湖!

凯歌电视在我家的10年里,从没修过,上海制造的质量是杠杠的。2000年春节,在“家里蹲大学”里自学成才的高级程序员弟弟编软件赚了钱,买回了一台康佳彩电。凯歌从此转战乡村亲戚家,焕发第二春,又闪亮了近10年。

无线通信在上海崛起,华为、中兴抢滩浦东

1979年,深圳特区开始崛起。轻工业因为外向性好、投入小,就在南方爆炸式地发展了起来。上海轻工业品牌一个个从我们视野中消失。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浦东开发开放后,在高科技领域迅速发展起来。无线通信成为重要方向,这和上海以及华东有雄厚的工业底蕴与科教资源密切相关。

关于上海无线电通信的最早记忆,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影厂博物馆里收藏了一些老电台。战争年代,上海在远东的地位,就好比卡萨布兰卡在北非,有无数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的感人故事。

上影厂博物馆收藏的无线发报机

而提到无线通信,不得不说起“南邮”——南京邮电大学。

1984年成立的上海贝尔是中国第一个现代通信设备合资企业。80年代,南邮的陈锡生和糜正琨去比利时学习,并结合上海贝尔公司的设备摸透了现代程控交换机的架构。任正非说过,华为是看着陈锡生的书来写软件的,糜正琨教授的关门弟子曾浩文担任了华为C&C08(128模)的研发总裁。而南邮的年轻教师殷一民(中兴前董事长)去了大梅沙为中兴通信开发数字程控。

有线的未来是有限的,无线的未来才是无限的。彼时,华为和中兴不约而同都将无线研发的重心放到了上海浦东。

1996年,华为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进入了广州、深圳,赚了钱,于是开始在北京和上海浦东建立研究所。华为的北研所主攻数据通信技术,上研所主攻无线通信技术。上研所先后支撑了华为的GSM、手机、芯片等各个产品线。

华为上研所正式成立

老一代人都知道上海户口的含金量和稀缺性,1994年我班两位上海子弟毕业回上海工作,我们这些外地人只有眼馋的份。为吸引人才,上海逐步开放了外地毕业生落户。上研所吸引了大量优秀的青年才俊加盟。1997年,我在东大隔壁宿舍的朱浩冰、我班的辅导员吴钰等不少年轻人都先后加盟华为上研所。

浦东越来越具有移民城市的特征,出门都说普通话,并且创造力爆表。而相比闯深圳特区,闯上海有一个便利之处:不需要边境通行证。搞射频需要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他们就从内地抛却一切来沿海搏一把,干一年顶十年。

1997年10月,华为首任无线业务总经理徐文伟于人民大会堂发布了中国首套GSM系统。

徐文伟发布GSM,右一为刘江峰

1999年,基站研发全部转移到上海,BTS20产品经理朱浩冰向BTS30产品经理王劲移交,行销部主管李祥庭派了我过去参与会议。王劲拍着胸脯说:市场销售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2000年开始,上研所开始3G的基站开发,基本上是年轻人担纲。华为基础业务部(也就是海思前身)年轻人何庭波来上海参与3G基站的ASIC芯片研发,这块芯片奠定了华为无线芯片的产业基础。2001年,她火线上任成为基础业务部负责人。当年预研3G基站的年轻人楚庆现在则是沪上芯片巨头紫光展锐的CEO。

多年之后,华为手机的软件底层基础平台及部分手机的开发,如大名鼎鼎的P1、MATE 7都是在上海研究所进行的。

2014年,曾在上海领衔成功开发巴龙和麒麟芯片的王劲不幸倒下了,我想起电影《速度与激情》中有歌唱到: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华为上海研究所在浦东曾几易其址。

陆家嘴金茂大厦开张后,写字楼有空置,华为就在这里租了好几层楼搞研发。金茂后来痛感上当,原来,一群群衣着马虎、头发凌乱的研发工程师在大楼里窜来窜去,和金茂要打造的高端金融形象很不相称。2002年,我陪同柬埔寨客户来金茂参观,副所长杨刚华在布满线缆的3G实验室里故作神秘地演示高速数据业务。

再来看看华为的同城友商中兴通信。

1994年8月,中兴通信成立上海第一研究所,以无线和接入为主要研究方向。1998年3月,成立上海第二研究所,从事GSM移动通信系统、手机研制。

1999年,中兴上海第二研究所研发出了国内自主开发的第一款GSM手机。200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兴手机事业部,随后,殷一民请缨到上海担任手机业务总经理。GSM、CDMA和小灵通手机发货量都爆炸式增长,质量问题一度非常严重。当时殷一民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建立高效的运作体系,二是花费几千万引进国外的设备,在深圳建立了两条SMT生产线,并增加了质检环节。上海设计,深圳生产。这个模式有点类似苹果:加利福利亚设计,中国制造。

沧海遗珠,华为和中兴的通信创业系在沪上也茁壮成长了起来。

先说中兴系,在上海的中兴创业系在手机设计与代工(ODM)领域做得很好,诞生了华勤、闻泰、龙旗等手机代工设计巨子。

我应邀访问过位于浦东的华勤总部。华勤号称“千元机之王”,客户包括除苹果和三星之外的几乎所有手机大厂,其生产线上采用了明锐理想等公司的视觉检测设备来大幅提高产品质量。

闻泰的研发和行政总部也设在上海,剑走偏锋,通过收购进入芯片封装领域。这个坊间称为“蛇吞象”的神操作,我相信和陆家嘴的金融圈也大有关系。

再说华为系,季昕华创立的UCloud优刻得(云计算)、孙洪军创立的艾为(芯片)、吴闽华创立的震有科技(核心网),是华友科创板“三剑客”,前两家的总部都在上海。

高我三级的学长唐咚创立的上海步科自动化也登陆了科创板,它具有华为电气-艾默生的基因。中兴系燕麦科技也登陆了科创板,也是自动化企业。华为旗下的哈勃科技投资了约20家芯片相关企业,主要是华为供应链,或者供应链的供应链,具备未来冲刺科创板的实力。一些被投企业也在上海。

当然,上海本土通讯企业也有很不错的,比如上海瀚讯专业做宽带无线通信设备,在细分市场不错,后来于2019年在深交所上市。

沪上芯片产业在GSM手机潮中爆发

浦东现在最火的科技产业是芯片。不少芯片故事都发生在浦东,中国芯片是在上海率先达到海量发货的。

比如1988年成立的上海贝岭是中国最早的芯片合资企业(与比利时合资)。

再比如国家集成电路909工程是中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其中最大的投资是上海华虹NEC的八英寸晶圆生产线,于1997年开始建设,两年后建成,首年盈利。

这些公司都给上海的芯片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基础之外,是时运。全球能做大芯片产业的国家,其实并没有几个。从全球的历史上看,海量芯片的三大驱动力分别来自家电、个人电脑、手机。

随着华为和中兴为首的中国力量推动亚非拉地区的GSM覆盖不断加强,深圳华强北价廉物美的海量“山寨GSM手机”卖给了亚非拉的广大老百姓。中国的芯片产业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爆炸式成长的宝贵机遇。

彼时,2000年IT泡沫破灭,不少硅谷华人回国创业,美国的风投也来复制硅谷模式。中国芯片产业很幸运地赶上了第三波浪潮。

而浦东就是众多芯片故事的诞生地。

中芯国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2000年8月,52岁的张汝京自筹资金,带着400多名优秀工程师来到张江建立晶圆制造厂。

芯片和整机产业是相互促进的。中芯国际的晶圆是要卖给芯片设计公司的,而芯片设计公司出品的芯片,要用在整机(如手机、平板)之上。如果中国的自主设计的整机产业(如华强北的山寨机)没有实现海量发货,那么采购国产芯片的概率低,中芯国际也就难以大发展起来。

而低价GSM手机带动了大陆产芯片海量发货。上海投入芯片产业“早准狠”,在GSM手机潮中爆发,起到了中国大陆芯片领头羊的作用。

我在湖南南县一中的中学校友赵立新,是清华大学EE85级毕业生,好几个国内大芯片公司都是他们这帮清华同学创立的。

2003年,赵立新从硅谷回来,在深圳从中学校友融到200万美元天使投资后,于金色9月来到浦东创立了格科微做图像传感器。他之前与上海并无交集,是有感于上海滩浓厚的芯片氛围而来的。

格科微起家依靠极致性价比。芯片最低价格不到一美元,还发明了生产装备投资很少的COM模组工艺,在深圳发展了不少模组厂,采用格科微芯片的模组几乎成为了华强北标配。彷佛一夜之间,格科微就跨过了十亿元人民币年收入大关,“钱都数不过来”,这是中国芯片设计企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格科在张江几易厂区,不断扩容。无数人的第一张数码照片,都是用山寨手机拍的。

格科微采用的晶圆是在中芯国际生产的,是中芯国际的第一个海量客户,且连续几年都是第一大客户。两家企业相互成就,这正是浦东芯片产业链创造的奇迹。

我在东大90级的同学孙洪军在浦西创立了艾为电子,专门做音频功放芯片,也因为GSM低价手机市场迅速起量。他原来是在华为海思工作的。因不少客户都在珠三角,艾为在深圳机场有一个醒目广告牌。我看到有女孩子欣然与之合影,忍不住问:你知道艾为干嘛的吗?女生答:我不管,漂亮就行!

艾为在深圳机场的醒目大广告

2001年在上海成立的展讯,在2003年研发出了GSM基带多媒体一体化芯片(音乐手机)。陈大同回忆历史说,武平(展讯CEO)建议“挂羊头卖狗肉”,找钱时说要做3G,拿到钱后,先做GSM芯片。

上海锐迪科于2004年成立,射频和连接器件曾在低价GSM手机上横扫市场,后来与上海展讯一起为紫光收购合并为紫光展锐。

2019年后,芯片制造装备和材料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如上海的中微半导体(蚀刻机)、上海微电子(光刻机)和沪硅产业,以及北方华创等。

跨入新时代,上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协同长三角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同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加强分工协作,突破一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

大会次日,我第N次踏上了浦东这片神奇的土地,访问了两家优秀的创业芯片企业,估值都已达到10亿元量级,并感受到了和长三角的分工协作。

位于张江的开元通信来自上海锐迪科(RDA)的精英创业团队,专攻滤波器,和日本村田差异化竞争。随着5G手机火热登场,需求暴涨,一个5G手机要用约100个滤波器,相比4G手机增长了近一倍。我在华为的销售老战友焦健堂(焦叔)感慨:现在长三角各代工厂的产能都爆满,做得出来就能卖得掉,和当年苦口婆心求运营商买通信设备真是天壤之别啊!

作者戴辉与贾斌(开元CEO,中)、焦健堂(焦叔)

位于金桥的芯视通,是来自硅谷豪威(OV)的豪华创业团队,CEO是我的东大校友杜铮。芯视通做CMOS 图像传感器,起家是高端安防场景,再进入到更广阔的市场。

作者戴辉与芯视达CEO杜铮

值得一提的是,芯视通与长江对面南通市的通富微电战略合作,这是上海和长三角分工协作的生动案例。

来上海之前,我和明锐理想视觉检测团队去通富微电。这是世界最大的芯片封装企业之一,现在火力全开日夜生产。通富微缪小勇先生介绍,客户不少是上海的芯片设计企业如紫光展锐、艾为等,也正与上海芯视通一起研发用于CMOS图像传感器的先进封装工艺。

在上海的带动之下,长三角的芯片事业发展很快,比如上海格科微在浙江嘉善投资20多亿修了一个很大的封装厂。10年我和海思团队一起去苏州最早之一的芯片设计企业盛科网络做尽职调查,我中山大学研究生同学古陶从硅谷回来后任CTO。

台积电看到大陆芯片崛起,来到了南京浦口设厂!在我看来:没有台积电,就没有江北新区,但没有李国鼎,也没有台积电啊。李国鼎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南京人,是中国台湾高科技腾飞的“科技教父”。南京于是复制上海模式,大力发展芯片设计业。我呆过一年的东大浦口校区成立了南京集成电路大学。周边房价蹭蹭蹭往上涨,正如浦东一样让我追悔莫及,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

顺江而上到武汉,顺海而下到厦门,都在学习上海的成功经验。

上海滩科技事业不只是芯片这样的“硬科技”,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样的“软科技”也在迅速发展。

早在2011年的6月28日,浦东软件园就发布了“浦软汇智云”,比阿里公有云还早了近半年。操盘手丁勇吉曾在浦东告诉我,“浦软汇智云”采用了CITRIX的XEN虚拟化,为降低成本又引入了国产的京华科讯的KVM技术,大大降低了IT初创企业的启动成本,哺育出喜马拉雅、宝宝树、七牛、视+AR等优秀创业公司。

同济大学毕业生季昕华于2012年在上海创业做UCloud公有云,首家基于KVM引擎自主研发公有云,抓住了手游这个巨大的风口,在没有背靠巨头的情况下独立成长起来,成为了全球第一家云计算(IAAS)上市公司!

2018年,我从虹桥坐了两个小时轨道交通去了一趟临港。今年疫情中,特斯拉巨型工厂开张。特斯拉的股价涨的让人怀疑人生。参考苹果模式,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将迈上新的高峰,人工智能和汽车OS的发展相信又会有新的故事。合肥“风险投资”电动汽车,还拉了上海大众电动车入伙,成就一段佳话。

上海滩历来藏龙卧虎,有歌曰:

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转千弯转千滩,似大江一发不收!

(作者系前华为员工,科技史研究者)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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