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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陈平原:这位极具文人雅趣的日本学者,曾这样细细描绘百年前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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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平原 2020-11-22 06:31
摘要:青木正儿对于城市文化生活的了解,兼及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这份旅行者的好奇、诗人的浪漫情怀、学者的严谨治学、批评家的犀利观察,正是我所钦佩的。

【编者按】如何认识和读懂一座城市?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看来,一座城市可以有很多种面向,但其所蕴含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是他关注的重心。感知和触摸城市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除了文字以外,还可以通过图像这一更为直观的形式。早在近百年前,有一位极具文人雅趣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就曾策划、编制了一套《北京风俗图谱》,成为今天我们了解那个遥远的北京、遥远的中国弥足珍贵的材料。以下是陈平原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在我看来,一座都城,有各种各样的面向。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兴趣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一座城市的历史想象和文化记忆是我关注的重心,经由史家的学识和文人的激情,用文字塑造出来的北京城,最容易感知,也最好触摸。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尤其是城市所蕴含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即内在的力度和美感,需要人文学者帮助发掘出来。今天我们从图像的角度来讨论北京这座城市,首先从一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起。

既有学问又有文人气的日本汉学家

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他的专业是戏曲研究,著有《中国近世戏曲史》《元人杂剧序说》《中国文学概说》《中国文学思想史》《清代文学评论史》等。

但我们读青木,不能只读他的批评史、戏剧史,还要读他的游记,读他的随笔。青木正儿是一个非常有文人趣味的学者,他对学问及生活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学艺术,从钟鸣鼎食到竹头木屑,全都感兴趣。这种广泛的趣味使得他性情优雅、文章洒脱,通晓琴棋书画、吃喝玩乐,尤其擅长茶和酒。他真正把爱好和学问合二为一,实在让人羡慕。原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小川环树曾经写文章说,青木先生让我们特别感慨的有三点:第一,做学问不分专业、不断代;第二,文体无往而不可,可以严谨考证,也可以放旷阔达;第三,兼有艺术家的匠心独运、专业学者的耐心品质,两种不同的风格在他那里得到很好的结合。这是以前老一辈身上独有的、在后辈中越来越难得的趣味。

最近十年,青木正儿在传统学术著作之外的“不怎么专业”的书也陆续被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如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其中收录青木正儿的《江南春》和《竹头木屑》;2005年中华书局刊行范建明译《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这“外一种”便是谈论美食的《华国风味》;2008年中华书局又推出卢燕平译注《琴棋书画》;2019年秋冬之际,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风俗图谱》。由此,我们得以更真切地了解一个不那么学究的、既有学问又有文人气的日本汉学家。

在青木正儿众多的著作中,由他编图、内田道夫解说的《北京风俗图谱》是今天要讲的主角。1925-1926年,青木正儿在北京留学,当初他没有住在大学,就在北京市里面住下来,然后到处走、到处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当时,他有感于整个北京在迅速地西化,于是申请了一笔钱,来做《北京风俗图谱》。这里面涉及传统中国的岁时记、名胜图、礼俗志、外销画以及三百六十行,等等。

为什么想到将风俗图谱化?

《北京风俗图谱》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64年日本平凡社的黑白版,是小32开的,上下两册;第二个是1986年平凡社的横16开的彩色版;第三个是2019年东方出版社的中译本,彩色板,横16开,一册。三个版本编辑的思路不一样,但底本都是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的那册图谱。2019年的中译本,对前面两个版本都有所增补,我今天演讲用的很多资料是从这里出来的。

青木正儿在北京留学期间,北京正热衷于做风俗调查。19世纪,风俗调查由英国的学者首先提倡,此后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文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国学门里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歌谣调查、考古、风俗调查等。1922-1923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做风俗调查,并在《晨报副刊》上登出了张竞生制作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表》,总共准备调查32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几乎在张竞生开始做北京风俗调查的同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来到北京做风俗图谱,但两个人的趣味方向是不一样的。张竞生看中社会功能,比如婚姻那一项,他希望调查童养媳问题、婚嫁人的年龄、聘金、婚礼过程规矩、闹洞房等,都是当初中国婚礼相关的风俗,他想在此基础上做社会批判;而青木正儿是外国人,他想了解中国的婚礼是怎么搭棚结彩、送妆、上轿、迎亲的,诸如此类。一个强调风俗的社会功能,更多地带有批判的眼光;一个关注风俗的视觉效果,将其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播,他们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青木正儿为什么会这样想问题呢?他曾经在自序中说,自己当年在京都大学读书的时候,念中国文学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风俗方面的。有一天,他读到了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回老家又看到了旧书店里卖的《清俗纪闻》,这些书都把风俗图谱化了。这个时候,他发现读起来特别带劲,因为房屋构造、室内家具、服饰等事物,以图片形式呈现一眼就能明白,但用文字来描述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因此,在图谱辅助下读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文化,是青木正儿的秘籍。

确实,要学习外国文学,除了字词等技术因素外,器物及文化习俗的了解最为艰难。很多器物、习俗及生活方式,本国读者耳濡目染,乃至习焉不察,而外国读者则可能云里雾里,须认真钻研才能弄明白。某种意义上,青木正儿最初的设想,只是服务于中国文学教学,也就是说,为日后的学习、研究者了解那个遥远的中国提供方便。没想到时代变化如此剧烈,而中国学者又没能及时制作类似的风俗图谱,以致今天看来,青木的工作显得弥足珍贵。

外销画与三百六十行

谈到图像,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品种是绕不开的,即18、19世纪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外销画。外销画,简单来说,就是由中国画师绘制的、专供输出国外市场(欧美等地),采用透视法、色彩晕染等西洋绘画技法的画作。外销画绘制的主要内容就是“三百六十行”(指各行各业的行当)。从这些外销画中,我们能体会到中西结合的审美,也能了解当时真实的生活图景。

画了画卖给外国人,在19世纪以后的北京是一个很正常的买卖。在北京的南堂、北堂,有很多传教士对中国风俗有兴趣,民间画工画了风俗图卖给他们,或者他们出钱雇画工画风俗图,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外销画就像一种工艺品,这种重彩工笔北京风俗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是有意义的。如果着意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最合适的选择就是三百六十行。目前能找到的描绘三百六十行的系列图画,最早应该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浙江收藏家金德舆在乾隆南巡时进献的《太平欢乐图》。《太平欢乐图》是一套记录杭嘉湖地区的风俗、展现老百姓安居乐业、百工技艺场景的宝贵生活长卷。它所记录的民俗、饮食、特产、百工技艺等,可以说包罗万千,从弹棉花、箍桶、修鞋、刻图章、捏泥人,到卖雏鸡雏鸭、卖糖粥、卖蚕桑等应有尽有。1909-1910年,上海的《图画日报》里面有一个“营业写真”,总共连载了456幅,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职业,例如排字、运输、卖报、卖小说等,介绍各种各样的新行当、新职业,大大地补充了以前的三百六十行。

可见,以三百六十行为切入口,关注民间生活及风俗,可以是外国游客,也可以是本国民众;可以是民间画工,也可以是文人雅士。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代民间艺人绘画稿本《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收录的图画均出自民间艺人之笔,描绘内容包括中医诊脉、高跷、耍飞叉、背包送报人、做蜡烛者等。而陈师曾画的《北京风俗图》,现在藏于中国美术馆,书中有34幅近乎速写或漫画的风俗图,讥讽时事,呈现斑斓多姿的人间世态。这两本书,一个是文人的笔墨情趣,一个是民间的彩色工笔,也许陈陈相因,但是各有其价值。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细看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与无名艺人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我们会发现文人雅士和民间画师各有所长。就画作本身而言,我们当然更推崇陈师曾,他是著名画家,其笔墨情趣到今天为止仍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你想了解北京的风俗,陈师曾的风俗图其实不如民间的工笔重彩。民间的工笔重彩胜在细节,对于想了解风俗的人来说更有参考价值。

编图者的眼光及趣味

最早出版《北京风俗图谱》的时候,封面并没有署青木正儿的名字,署的是“内田道夫解说”,也就是给117幅图作注的中国文学教授。从第二版开始才署上了“青木正儿编图”。今天我们逐渐意识到,青木正儿作为一个主编、策划,他的功能和贡献更值得关注。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内田道夫这位中国文学小说研究专家的贡献。最初只是117幅风俗图,没办法在日本出版,内田道夫为图作注花了很多工夫。我举一个例子,开篇的《春联门神》,他引用了《风俗通》《荆楚岁时记》《晋书》《梦溪笔谈》《岁时广记》《清俗纪闻》等来自中日两国各种各样的资料,去解说这幅图。117幅图,每一幅图他都引经据典、仔细解说,这是费了很多功夫的。所以《北京风俗图谱》出版的时候,青木才会特别致谢内田道夫。

可是后来我们越来越觉得,青木正儿发凡起例的苦心孤诣,更值得表彰。在我看来,青木正儿就像一位导演,他对这本图册起了关键性作用,他对图册的立意、规划、指挥调度,在这部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64年平凡社版的《北京风俗图谱》,冠有青木正儿的原编者序,中间一段讲述他在北京的游历,很能见作者性情:“本来我是以戏曲小说为中心研究文学的,故而对相关的风俗特别有兴趣。前些年游江南之际,虽走马观花,但不敢稍有懈怠。由于在北京逗留了一年,所以能有机会专注实地考察。在那里,只要有机会就去热闹的场所,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或是在庙会的小摊儿上闲逛,或是在僻静的胡同里徜徉。我觉得北京虽然还保留着很多旧的风俗,但也逐渐随着西化而消失。如果现在不将其记录下来,不远的将来就会湮灭。因此保存的方法之一,就是制作此图谱。

作为一个留学生,“只要有机会就去热闹的场所,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如此心态,兼及旅行者的好奇、研究者的严谨,以及诗人的浪漫情怀,有点像谈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本雅明。青木正儿的随笔《竹头木屑》中谈及北京生活的内容,或许可以与《北京风俗图谱》的制作相勾连。

《竹头木屑》中有一则撰于1927年1月的《从春联到春灯》,对北京新年的描摹十分精细:“我在北京过了一次正月,当然是农历,年底哪里都是忙乱的,我辈闲人被称作溜达派,为了名副其实,就来到熙熙攘攘的东四牌楼大街信步走去,旁观街上的景象。”“中国正月以春联开始,以春灯谜结束,这表现了文字大国的风雅,也让我们这些中国癖随喜。但是随着西洋文明的袭来,这种风俗也渐渐衰落了,我希望这斯芬克司一样的老大国仍然像斯芬克司一样长眠,留着谜让世人去猜。”因此,在《北京风俗图谱》中,青木正儿选择以《春联门神》作为开篇,他认为这最能代表中国人对春节的想象。画面上,建筑样式、人物衣着及神态栩栩如生,就连门神两边的对联也都清晰可辨:“瑞日芝兰光甲第,春风棠棣振家声。”

一座城市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北京风俗图谱》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岁时和名胜的结合。岁时记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文学门类,每一个节气都有大量的诗歌。岁时记之外,一个城市的风光和人情其实也很重要。《北京风俗图谱》跟一般的岁时记不一样,它把岁时与这个城市里的名胜古迹或场景联系在一起,比如“厂甸年节”“白云开庙”“什刹赏荷”等。春节在厂甸里面卖书、卖杂物,夏天在什刹海赏荷花,这些都是有特定情景的。风俗场面与都市景观合一,这是很好的思路。

《北京风俗图谱》的“市井第六”最接近传统的三百六十行绘画。区别在于,它的一图包含很多行当,如第15图“卖豆腐及其他”,由右往左看,第一排卖豆腐、锯碗、卖茶汤,第二排卖炸豆腐、磨刀、卖绒花,第三排卖夜壶、卖鲜花、乞丐、打堂锣算命,十个身段及神态各异的人物,就这么栩栩如生向我们走来。放在别的画册,这可需要十个单页来表现。青木正儿不满足于职业介绍,还希望将其动态化、场景化,比如第5图“隆福寺庙会”,各种摊贩已然就位,以妇孺为主的游客穿梭其间,烟火味十足。青木正儿撰于1938年12月的《竹头木屑·烟盐闲话》,对此情景有所追忆:“我游学于北京时,缘日经常独自前往隆福寺,因为从书本上也许无法了解到的中国人的生活缩影,在那里非常典型地简洁地展现给人。陈列在货摊上的每一件物品,不仅仅让我感到新奇,还是教给我许多知识的良师。”

这种场景化的呈现方式,在游乐、伎艺两部分尤其明显。常见于其他风俗图的卖茶、养鸟、放风筝,在《北京风俗图谱》的“茶馆”“养鸟”与“童子嬉戏”中,全都场景化,画面饱满且富有戏剧性,而不是孤零零的个人或职业介绍。比起首都博物馆藏“清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北京风俗图谱》“伎艺第八”的十六图或许更值得关注,它不仅有京剧的戏台、角色、乐器、观众,还有傀儡戏、皮影戏、说书、大鼓书、道情、莲花落、高跷戏、跑旱船、耍狮子戏、武艺国术等,而且画面都很饱满,构图及笔墨也比前几部分精美。对于讲授中国戏曲或曲艺的学者来说,这都是十分难得的辅助材料。

著名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随笔《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中写道: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青木正儿对于城市文化生活的了解,兼及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这份旅行者的好奇、诗人的浪漫情怀、学者的严谨治学、批评家的犀利观察,正是我所钦佩的。

整理人:周丹旎


【思想者小传】

陈平原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作者照片由上海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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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周丹旎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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