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党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30年后的今天，世界变局加速演变，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而立之年的浦东如何勇担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作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伟。

最重要的是锐意改革的精神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浦东开发开放30年，做对了什么？

胡伟：浦东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浦东和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区别在哪里？邓小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面向国际、面向世界是浦东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它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我认为，浦东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浦东乃至上海的独门绝活。

第二点，就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国家支持是很重要的，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国家将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放在浦东，这既表明国家对浦东特殊的战略定位，也是浦东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的结果。

最后，最重要的是锐意改革的精神。浦东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为它完成了许多个“第一”，首创土地开发模式、成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发布第一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等等。所以说，必须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要敢为人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尤其是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体制机制创新是“最硬的骨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浦东提出了五大新的任务要求。如何理解这五大任务要求？

胡伟：这五方面的任务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要以系统性思维来统筹谋划。举例来说，第一项“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要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科技创新成果从何而来？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引进人才非常重要。如何能把人才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那就要靠体制，要突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开放。这就和第二、第三项任务联系起来了。

总的来说，这五大任务的背后，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也是浦东要啃的“最硬的骨头”。而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央反复强调的——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目前，对上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上海要解决这个问题，浦东必须先行先试。

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浦东不能希望依靠“政策大礼包”谋发展，而是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要转变为“制度高地”，深化改革开放，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把浦东真正打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还要在软实力上发挥引领作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此次总书记的讲话，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提法？

胡伟：首先，总书记要求浦东要“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这三个概念蕴含很深刻的含义。过去我们一般认为，浦东的开发开放主要涉及经济、贸易、科技等物质领域的发展，这是比较硬的东西，属于硬实力、物质文明的范畴。而中国理念、中国精神都是比较软的东西，越软的东西越难把握，也越难达成。可见，总书记对上海提出了非常高的期望和要求，希望浦东不仅要在硬实力上，还要在软实力上发挥引领作用。

第二，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中国标准”是高于产品、技术的一个概念，是科技创新领域最高水平、最高境界的目标。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最初级的是产品竞争，包括价格、成本、品牌的竞争，比产品更高一点的是技术竞争，而标准则是最高层次的要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标准、掌握规则，才能够真正掌握话语权，这还是我国的短板，是浦东需要率先实现突破的地方。

第三，讲话中还提到，“浦东要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效率资金供给”。我们现在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也是解决制度的问题。如果说以“四个现代化”范式为代表的“器物现代化”取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1.0版，那么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标志的“制度现代化”取向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2.0版。我国现代化从1.0版升级到2.0版，就是要在“器物现代化”的基础上把“制度现代化”置于关键地位，把以增强硬实力为主的现代化战略转变为着力补齐制度软实力短板、形成软实力和硬实力良性互动的现代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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