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事情。我自己也有不少变化。

首先是自己退休了，工作和生活的重心移到了青浦金泽乡下。一个边缘化的人，走到了更边缘的地带。离开体制多年，一个曾经的老记者，其实退休的感觉是狼狈和落寞的。但是，我还是退休了。退休的好处，就是可以告老还乡。在自己的精神领地里，我可以追随历史上的那些人物，想象自己乘着马车回到郊外的房子，成为一名荣休的人士。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在郊区有一处大房子，其实我是个倒霉蛋，房子一搬再搬，从市区的富民路一路搬到朱家角，再从朱家角搬到金泽。

可是，倒霉蛋也会有意外。

我的意外收获，是大约30年前我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原乡，就是江南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踩着泥泞的乡间土路，在深一脚、浅一脚之间，我解决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不要以为认同问题只是青少年的烦恼，有的人终其一生，一直到老，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尤其是上海这种欧风美雨浸淫过的城市，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一直在搏杀。

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的祖父是美国海军的军官，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争中与凶残的日本海军勇敢战斗，立功无数，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在我的生命里，还有一位英雄，他不是明星，也不是著名导演，他是我另外一位堂兄，名字叫尔冬江，在抗美援朝中，义无反顾的加入中国海军。

所谓家国情怀，绝不仅仅是情怀问题，更像是生死考验。

看一看今天成为网红的武康大楼，每天有多少人在街口徘徊，他们成群结队，仅仅是欣赏建筑风格吗？还是夹杂着对外来文化的复杂情绪？在我看来，更多的也许是文化迷茫者。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在街头流连忘返，痴迷于外来文化的遗存，甚至自费出版一套多卷本的摄影画册，名为“消失的帝国”，其中最出名的一本叫《最后一瞥》。《最后一瞥》1993年正式出版，正是那一年，我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归属，从此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行走。之后拍了大型画册《江南古镇》和鸟瞰中国等系列，文化兴趣逐步转向一带一路研究以及口述历史的工作。

这几十年间，做了太多的事情，天南海北采访创作，结识了好多好多朋友。大家一听说我退休了，有闲工夫了，都跑来看我。尤其是这一年里，办了几次展览和讲座，每次讲座都有失联的老朋友从四面八方冒出来，西北的、海南的，哪都有。就算是上海的朋友，也有快30年没见过面的，我认识一位电影厂的摄影师，人称江湖老炮，上一次见面还是在新落成的外滩海鸥饭店，现在饭店拆了，我们人倒还都活着。

住在乡下这一年，朋友上门，感觉他们是到乡下来走亲戚，两手还提着酒，什么石库门，或是崇明老白酒，还告诉你，这是“青草沙特酿”，你能不尝一口？尝了一口，就喝上了，脸一红，心一跳，高兴就发朋友圈，结果引来了更多的朋友。

朋友来乡下敲门，开口一句：“这里是水乡客厅吧？”于是，边边角角的古镇，一不留神就成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C位”中的“C位”。

朋友来古镇，你肯定要招待。古镇上几样拿得出手的农家菜，绝对可以征服一众美食家，比方说：红烧野生大鳊鱼、阿婆蛋饺、稻草扎肉、昂刺鱼豆腐汤……保管你吃完来不及抹嘴角就叫一声：好吃！

这一年，虽然经历疫情，但是事情还真没少做，退休的日子真的比上班还忙。我在金泽镇做了赵孟頫、管道昇的文献展和配套的讲座，又在金泽莲湖村做了一部口述史，在莲湖谢庄驻村，租借农民的房子，搭建了一个口述历史临时工作坊，村子里与镇上又有不同，鸟叫虫鸣，狗跳鸡飞，每个人又有鲜活的故事。恰巧莲湖村又赶上示范村建设，古老的小村庄，一天一个模样，绿化建设，管线入地，房屋整修，红瓦白墙，连房前屋后的狗棚鸡舍都焕然一新。村子里的农民高兴了或不乐意了，都来我这拉家常，或是拉我一起到村子里的墓园，坐在老祖宗的坟头说说心里话，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莲湖村，除了有独特的水中森林、荷花池塘、蛙稻米和漂亮的民宿，还有好听的方言和江南古老的风水形态。古人说：“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莲湖村，村子虽小，全齐活了，也许这就是文化岛现象，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人最幸运就是找到这样的个案，真是一个可以写进长篇小说的村子。

离开莲湖村，我又去了黎里古镇，是上海作家金宇澄拉我去的，金老师知道我年轻时采访过黎里，拍过不少古镇照片，执意要我去看看现在的黎里。黎里果然是个幸运的古镇，在大多数江南古镇拆建改造，变得面目全非时，黎里却幸运保留了大部分的传统物理景观，一河两街、古桥无数，只要在石拱桥上站一站，你就能体会什么叫秋风满袖、天遥梦远。别看镇子不大，但绝对是江南重镇，一方水土育一方人，这里是诞生南社的地方，还有著名的八大姓，人才辈出啊，但是黎里人闷声不响低调做人，高调做事，难怪金宇澄在他的小说《繁花》里，用了那么多“不响”。

黎里给我开了一个江南田野调查工作站，独立的小院，两排房子，既是工作室，又是开放性的展览空间。在这里，我做了一系列讲座，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在黎里的乡贤文化，民间信仰和方言文化上下更多的工夫，争取找到更多的材料，礼失求诸野，一定会有收获。同时，我会在黎里招兵买马，着手筹备一部江南题材的电影。

讲了金泽，讲了黎里，我再讲讲朱家角。十年前，我在朱家角做了一部口述史，为了这部口述史，我专门在放生桥边上，开了一年半的茶馆，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位茶客，出版了一本朱家角口述史，即《尔冬强和108位茶客》。十年过去，对以前做过的工作我也有些淡忘了。写过的书，其实就像你扔进大海的漂流瓶，孤身远旅，甚至越洋过海，即便有日月星辰相伴，你创作时那颗滚烫的心也会慢慢冷却下。但幸运的话，也许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尽头，遇到知音，被另一双温暖的手捧起。

前不久，在朱家角镇政府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做了一场活动，纪念《尔冬强和108位茶客》出版十周年，全国各地来了许多读者，最远的一位，从新疆塔城赶来。活动现场，4个口述历史志愿者拿着名单，朗读了每一位离世者的名字，他们是生铁补镬子的白铁匠陈小四，削刀磨剪刀的师傅方维明，染坊里的秦水林，鸡鸭孵坊里的吴明球，修橹师傅钟其林……现场气氛，催人泪下。

古镇上一些平凡的生命，意外带走了我们童年熟悉的物事，以及各种古老行当发出的声响。

记得30年前，我在《上海画报》当记者，跑江南的农村经济，采访农民企业家时，有一句话击中我，并影响我至今，这句话就是：“月亮当太阳点，只争朝夕。”

眼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已经迎来一周年，华为这样的大公司相继落户，数万人之众的知识群体将在这里工作生活，江南水乡丰沛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精神，一定能滋养这样一群拼命肯干的人。江南水乡，也一定会因此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我想，记录社会变迁，特别是书写家门口的这片江南热土，仍然会是我退休后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