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东路外滩这个路口，自从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完工以来就俨然已成为上海又一处的“网红打卡圣地”，游客们在此纷纷驻足留影并远眺浦东陆家嘴的高楼林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距今约85年前，老上海的“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也曾在这个路口的北侧上演过，而当时的情形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当时参与这场竞争的双方，一方是曾经在当时的上海富甲一方的外国冒险家维克多·沙逊，而另一方则是当时在华资银行领域内位列翘楚的中国银行，最后中国银行建在外滩的大楼以约70米的高度被高约77米的沙逊大厦（现和平饭店）压低一头。

以往有关这场“争夺战”最为常见的说法是：“飞扬跋扈的沙逊为了确保自己的沙逊大厦在外滩享有第一高楼的美誉，故蛮不讲理的通过公共租界工部局故意压低了准备建造在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的高度，而中行也因当时此楼位于租界内故无奈只能作出让步，最终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相较于一旁的沙逊大厦略逊一筹”。由于目前关于这种说法没有充足史料佐证，故“沙逊压低中行大楼一说”只能作为一种“传闻”，而真实历史上有可能促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却远比“沙逊单方面的行为”要复杂许多，在此期间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

《建筑月刊》上最初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双塔楼”的设计方案

这段历史中，有一点没有异议的，即原本计划中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的确要比位于其南侧的沙逊大厦高出不少。有图为证，我们从1935年初刊登在《建筑月刊》上的一张“外滩中行大楼初始设计方案效果图”来看，这幢预想中的大楼不仅要比沙逊大厦高出许多，而且在位于其西侧不远处的地方还会另外建造一幢高度稍低的副楼，即最初的计划中外滩中行大楼是以“双塔楼”的方案来构思设计的。试想此举一旦成功，必将会在当时国内的建筑领域内掀起巨大波澜，也同样会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不少荣光。

然而就在当时许多国人在对于这幢即将实现的“外滩第一高楼”满怀期待之时，仅在数月后1935年4月间，一张出现在当时中国银行纸币上经过修改后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设计方案效果图”却又令国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张效果图中，原本设计方案中的“双塔”变成了“单塔”，且原本主楼的高度也要比数月前最初的设计方案低出了不少（但仍略高于沙逊大厦），仅仅数月之间就作出如此重大的调整，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银行纸币上经过修改后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单塔楼”的设计方案（出自《中国银行旧纸币图录》）

对此读者们可能先会想到的是“沙逊的阻挠”，但如果我们细心查阅史料的话就会不难发现，外滩中行大楼的设计方案效果图虽然在1935年初就已经出现，但这个项目作为“正式的工程”向工部局提出申请，还是要等到约一年后的1936年初。既然还没有向工部局提出申请，那又何来沙逊通过工部局故意压低大楼楼层一说呢？而且正如当时中行纸币上的效果图所示，计划中的外滩中行大楼仍旧要比一旁的沙逊大厦略高一筹，因此若说沙逊在1935年初到同年4月间就对“外滩中行大楼的项目进行过干扰”的话，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这里面其实还隐藏了一个更少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即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白银风潮”（也有写成“白银危机”）。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银本位制”（即以白银来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国家，我们在不少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中经常能看到银两、银圆等交易单位，其根源就来自于这个“银本位制”。19世纪后期起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金矿的发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币制开始逐渐从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此举在无形之间造成了白银在国际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况，由此也就导致了国际银价的下跌。至20世纪30年代初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依然采用着“银本位制”，而银价的下跌仍是那时国际市场上的常态。

1934年美国为缓解经济危机而推出的《购银法案》使得白银价格开始了一反常态的“逆势反弹”，不明中国实情的美国政府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提高白银价格就可以提升中国这个银本位制国家的购买能力从而达到扩大对华出口的目的，但事实上当时经济脆弱的中国非但没能在这个《购银法案》中获取任何益处，与之相反，随着大量白银在投机客们操纵下的持续外流，中国市场的银根紧缩与市面萧条却接踵而至，最后中国反倒成了美国《购银法案》最大的受害者。而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白银风潮”，当时中国银行的财务状况自然也是不容乐观，因此改“双塔”为“单塔”并降低主楼高度也就成了中行高管们不得已的选择。

和平饭店与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夜景

那最终，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又怎么会略矮于一旁的沙逊大厦的呢？笔者认为其中关键的一环我们还要从1935年发生在中国银行高层的那次大变动说起。

1935年，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张嘉璈因之前“拒绝认购国民政府为扩充军费而发行的国债”等原因被挤出了中国银行的核心管理层，取而代之的则是宋子文，至此原本受江浙财团掌控的中国银行也就此进入了由国民政府掌控的时代。宋子文在对待“外滩中行大楼”的建造事宜上显然要比之前张嘉璈更加“务实”许多，而此时的宋子文也俨然已成为在“外滩中行大楼”建造一事上“最具权威”的发言人。《上海经济史话》第一辑中向我们“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该书中写道：“维克多·沙逊与孔祥熙私交甚密。此外他每次来华都要专程拜会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子文则经常派上海海关监督唐海安与他联系”，如此宋子文也就有了与沙逊建立起联系的渠道。

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曾经“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的话题可能与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建造楼层的限制有关。建筑物的高度除了取决于它正向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之大小外，也与它侧向所面对空地或道路之大小有着密切的关联，外滩中行大楼与沙逊大厦虽然正向所面对空间大小相同，但沙逊大厦侧向所面对的南京路却比外滩中行大楼侧向所面对的现滇池路在宽度上要多出不少，所以外滩中行大楼在整体高度上要比沙逊大厦略低一些。上述观点也仅供大家参考。

当然无论上述哪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外滩中行大楼最终“低人一等”的结果在很大层面上还是因为当年中国是一个“弱国”而导致的。“白银风潮”重创了我们脆弱的经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看外国人眼色行事，租界内中国人不能自主等，或许这一切早已注定了外滩中行大楼在这场“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中无法取胜的宿命，而这样的历史，如今也早已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