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始于晚唐，兴盛于宋代，是中华文化一个独特而耀眼的标识。千余年来，不知经历了几多兴废，几许变迁。其中，有一座在历史的风浪中屡遇劫难而不断重生，历经千年而书声依旧，它就是地处麓山之下、湘水之畔的岳麓书院。回望苍茫的历史烟云，这座书院何以能传承千载而弦歌不辍？这一现象蕴含着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基因密码，值得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深深思索。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中华民族正阔步走向伟大复兴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切身感受这座千年学府的思想脉搏，深刻体悟中华文脉的历史传承，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更好地肩负起文化阐扬的历史使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

在历史的长河中，洞庭以南曾是荆楚蛮荒之地，先哲屈贾先后在此拷问天道人生，写就流传千古的不朽诗篇。唐末五代战乱纷起，文脉衰微，风化陵夷，智璿等二僧在麓山结庐兴学，为湖湘文化的兴起亮起了一盏微灯。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应士民之请在此基础上创建书院，为湖湘学子修养心性、研磨学问开辟出一处清幽之境。在山长周式的主持下，岳麓书院人文初起，“教授数百人”，已然成为一方文化重镇。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周式以“义行”受宋真宗召见，并获赐国子监主簿之职，后毅然回归这片灵山秀水间继续传道授业。宋真宗感其弘扬儒学的决心和毅力，赐御书牌匾、对衣鞍马及内府书籍等，一时岳麓之名耸动海内，“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

北宋时期的岳麓书院虽与应天、嵩阳等书院齐名，但却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史籍上鲜有鸿儒硕学的记载。时至南宋，文脉南移，湖湘大地有风云际会之象，岳麓随亦之文教大盛。大儒张轼在此潜心多年讲经授徒，为这座千年学府打下深厚的根基，确立起彰显士大夫精神的价值追求。他在所作《岳麓书院记》中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往后，这一宗旨传承千年而不衰，在元代理学大师吴澄《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再次得到申明，在清代山长旷敏本所撰楹联“君亲恩何以酬，生民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中产生了回响，可谓是岳麓书院历代大儒培育人才念兹在兹的根本方向。

张轼是“见识高，践履又实”的大儒，朱熹也反复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他们身体力行的教导下，岳麓书院形成了鲜明的以传道济民为价值导向的经世致用学风，为南宋王朝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济世之才，比如彭龟年、胡大时、吴儆、游九言、游九功、吴猎、赵方、陈琦，等等。此后，这一学术特色在书院的传承中愈发凸显。清康熙年间，山长王文清将“不可闲谈废时”、“通晓时务物理”写入学规，又作劝学歌曰“人求多闻，时维建事。治事有斋，苏湖之制。礼乐兵农，经天纬地。错节盘根，用无不利。”清乾隆年间，山长罗典也践行“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的教学理念。清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院内创设“湘水校经堂”，以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正是在这一学风的熏陶下，晚清以降从岳麓书院走出一大批名儒大吏，比如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是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的擎天柱石。

时至近代，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面前，儒家的经世致用和道德修养显得笨拙不堪，如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接关涉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对此，湖湘士子在苦苦求索，岳麓书院也在顺应时变。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并高高悬挂在原岳麓书院讲堂的门檐之上，在教育理念上实现了从传统实学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为心心念念传道济民的湖湘士子在与欧风美雨的较量中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点。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终于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了一条“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近百年来，岳麓书院就是这样通过培育人才一次次引领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正是在一代又一代杰出代表的身上展现出强大的文化活力，实现了千年的传承和发展。

从朱张会讲到中西贯通

岳麓书院不仅始终秉持传道济民的价值追求，讲求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坚持科学求实的探索精神，也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学术殿堂。纵观千年，一部岳麓书院史就是在思想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历史。最初的僧人办儒学就已显现出广博的胸襟。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大儒朱熹不远千里前来与张轼切磋学问，开创了岳麓书院自由讲学的学术传统，在我国思想史上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当是时，两位大儒同台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史籍所载前来听讲者甚多，“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书院也因而声名大振，正如元代大儒吴澄所言：“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此次会讲中，朱张互有思想启发，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三十年后，朱熹安抚湖南，亦时常亲临授课，让岳麓书院再现闻者影从的盛况。山因院盛，道以人传。岳麓书院何其幸也，同时得到朱张这样两位不世大儒的垂青，在理学上确立起至高的地位。无怪乎，崇尚理学的清康熙帝和乾隆帝给予其极高的赞誉，先后赐以“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以示褒奖。

宋代理学大兴，形成廉洛关闽等诸多学派。张轼所学源自胡安国、胡宏父子，乃湖湘学派的嫡传，而其持论公允、不偏一说，与同时代的众多大儒交往甚密。这一学术品格对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诚邀朱熹来湘会讲，更是为后世树立了开门讲学的典范。其后，历代皆有来访大儒登坛讲学，南宋有陈傅良、真德秀、魏了翁、张忠恕，元代有吴澄，明代有李东阳、王守仁、季本、罗洪先、邹元标、高世泰，清代有毕沅、吴大澂，等等，可谓灿若群星，光彩耀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的到来为岳麓书院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学术传奇。正是因为与其他思想不断的交流碰撞，岳麓书院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也正是因为在学术交流中有如此博大的襟怀，岳麓书院才始终为文人学士所景仰。

不论是理学各派的辩难，还是程朱与陆王的交锋，抑或汉宋之争，都没有越出儒家道问学的藩篱。当西学借助枪炮闯入国门后，中华文化才真正遭遇到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场从未有过的文化较量中，岳麓书院一度表现得不如人意，但也按照自身学术轨迹在向前迈进。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以守旧著称，也鉴于时势“提倡新学”，在书院课程中“添设算学、译学”。在清末学制改革大潮中，岳麓书院完成了从旧式书院向近代学校的大转变，与曾经针锋相对的时务学堂合为湖南高等学堂，走上了“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贯通中西学问的道路。进入民国后，学堂一变而为高师，再变而为工专，进而成立湖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几经并撤分合，终成湖南大学今日的规模。近百年来，岳麓书院看似崎岖坎坷的变革历程，实则是朱张会讲中所体现的兼容精神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

从忠孝廉节到爱国爱民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君忧民是士大夫的政治人格和立身之本，也是岳麓书院的传承之道。大儒朱熹会讲书院时，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并刻石立于讲堂，作为岳麓学子修身立德的规范。而后，清乾隆年间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年间山长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四字，是在正心诚意上提出的更高要求。自宋迄清，历代大儒对学子人格的反复讲求，塑造了岳麓书院浓厚的忠君卫道、崇尚名节的凛然正气。在一次次历史的大关口上，岳麓师生表现得坚定不移、坚贞不屈，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进攻长沙，岳麓师生在抗金的同时，依旧不废学业，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大儒张轼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从来就抱定与金“誓不言和”的坚定信念。在他的教导和感染下，岳麓书院为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在南宋末年，当元军围攻长沙时，这种精神表现得尤为慷慨悲壮。岳麓师生披坚执锐，“乘城共守”，大多战死城中，为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血红的底色。书院虽毁，但浩气长存。二百年后，潭人“道其事，犹慷慨泣下”。明清之际，再遇天崩地解，书院山长吴道行绝食而亡，以死殉明。学子王夫之决意抗清，历九死犹未悔，后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担当，隐居山林著书立说，誓为华夏留存精神火种。

近代以降，内忧外患接踵并至，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岳麓书院依然坚守着历代儒生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过的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看，岳麓书院不仅是古代的，同样也是近代的，它蕴藏着穿越时代峡谷的精神力量。当腐朽的清王朝无力回天时，湖湘士子忠君卫道的坚贞性格转化为无比强烈的救国救民情怀。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以流血牺牲“有则嗣同始”的信念慷慨赴死。而后，唐才常、沈荩组建自立军，欲图以起义方式推行变法主张，则是这个群体在旧观念碰壁后对新道路的勇敢探索。自此之后，湖湘大地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革命者。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终于在精神上获得了主动，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的丰碑岳麓书院可谓居功至伟、贡献尤著，其古老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传统也因而显现出永恒的魅力。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以独有的豪迈姿态从历史中走来，创造了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的千年传奇。其传道济民的教育理念、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兼容并蓄的学术气度、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直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在中华民族正向着伟大复兴奋勇前进的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必将继承先辈的志向和事业，作出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