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文义路  卡尔登戏院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两大地标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曾长期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1929年10月26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建议中共集中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和各革命团体代表，跟中央领导一起，共商大计，讨论加强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努力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全国苏维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以“世界上最完满的民主制度”，以“历史上任何的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苏维埃民主，充分“发扬民众创造力”，进而“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30年1月20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当年在上海“开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而“这一大会的召集将以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发起者，各地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亦将被邀请列名”。据李立三回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所以直至“最后一次才通过了关于筹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建立筹委会的决议”，那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坚持”。

1930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专函“提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其联合“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集全国工农兵士代表于一堂，共同讨论目前革命中的各项重要问题”，从而“组成更强固的工农革命联盟，有计划的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去领导全国的阶级斗争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华全国总工会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提议”，于3月18日复信中共中央，强调“这一苏维埃代表大会之成功，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成功之信号，中国革命会更快的发展和深入，直到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就在林育南的具体负责下开展筹备工作，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690号—696号设立筹备处。对此，晚年李一氓的回忆是：“1930年5月，在上海开了一个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是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的。因此筹备工作，都是全总林育南负责。筹备工作地址在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即现北京西路石门路口690—696号）。至于真正开会的会场在卡尔登戏院后面一排楼房里，在白克路上（现凤阳路）。”

如今，这两处地标性建筑早已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不复存在，湮没在久远历史的烟云里，但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探索而言，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据六届中央委员张金保回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文件，都在爱文义路690号—696号产生，那些文件，包括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包括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也包括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告青年书》《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劳动保护法》《土地暂行法》《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5大决议案与22件小决议案。

经过3个月的准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于5月在上海召开。关于会期，有诸多说法，其中之一为分两个阶段进行。5月5日至10日举行预备会。出席代表57人。正式会议于5月20日开幕，23日闭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两个发起单位的代表。至于李一氓所说的“真正开会的会场在卡尔登戏院后面一排楼房里，在白克路上（现凤阳路）”，这一点在章夷白的《我参加“苏准会”工作及被捕入狱的有关情况》里亦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苏准会的会场是在上海跑马厅（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右侧一条弄堂里，是两幢五层楼房……正式会议大约开了一个星期左右，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各回原地，我还在开会地址住了一个星期左右。”还有就是这一个会开得庄严隆重。当时“幽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国”。刘志清即柔石。柔石跟胡也频、冯铿一起代表“左联”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所以，在丁玲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同样有了生动记述：“也频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我没有问他。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份瞿秋白同志的信。我猜出了他们的行动，知道他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会场挂满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会后是外埠的先走。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换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 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还不清楚的这次会议，就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开得顺利成功，通过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等重要决议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个伟大“原则”，一个“真正实现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使政治的权力握在最大多数工农群众自己手里”的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了出来。

193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一号通告，号召全党“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通告开宗明义，第一句便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已经闭幕，这一大会是完全成功。”通告认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完全成功”，集中表现为“一切的讨论和决议，都是中国革命当前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不仅回答了全国苏维埃区域现实的各种任务，并且指出了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形势下，全国革命走向苏维埃中国的正确道路”。所以，这是“苏维埃中国的先声”。

愚园路  庆云里31号

“一苏大”的文件在这里“字斟句酌”

1930年8月中下旬，周恩来和瞿秋白相继从苏联回到上海，带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七月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30年9月中旬，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并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鉴于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这次会议还决定，原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开会地点亦随之南移，改在江西苏区。

关于“苏准会”的上海机关，据当事人胡毓秀回忆，设立在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门牌后改愚园路259弄15号），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毗邻“静安寺百乐商场”。胡毓秀说：“住在这个机关里的有林育南一家和我们夫妻俩。林育南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秘书长，兼‘苏准会’的秘书长，是我们这个机关的领导人。他化名为李敬塘，对外以南洋回国的湖北皮货商身份作掩护。星月担任秘书，参与‘苏准会’文件起草工作。我的任务是掩护机关，对外身份是林育南的‘表妹’。‘苏准会’机关还有一位机要秘书叫彭砚耕，但他不住在这个机关里。”

胡毓秀所说的“星月”即李平心。李平心1925年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胡毓秀结婚，1930年乔居槟榔路德馨里（今安远路261弄），住一个亭子间。李平心、胡毓秀夫妇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林育南、李林贞夫妇。后来，恽代英和林育南调李平心、胡毓秀夫妇到“苏准会”工作。

当时为了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和各项法令、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等文件，正从党员中物色懂理论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李平心对马列主义理论接触较早，1927年入党后更加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因而挑选了他。

据胡毓秀回忆，当时真正来庆云里31号最多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每次来“苏准会”，总是依既定暗号，轻敲大门三下。有一次，邓颖超随周恩来一起来，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见面就称呼胡毓秀“小妹子”。至于周恩来，他一到就“认真地审阅文件，和林育南同志一起认真讨论，反复推敲”。周恩来一丝不苟，尤为关注“一苏大”的文件起草。从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各个条款，周恩来都提出明确的具体意见，并与林育南、李平心等人一起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经常到“苏准会”秘密机关来的中央领导人，还有瞿秋白等。瞿秋白外表像是一个潇洒飘逸的文人，讲话颇为幽默。任弼时、邓颖超也来过二三次。胡毓秀本来不认识任弼时，有次他来，不知同林育南谈了些什么，结果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他走后，林育南才告诉胡毓秀，刚才来的就是任弼时。团中央的李求实也经常来。此外，何孟雄、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也来过。

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等来庆云里31号也是为了“一苏大”的文件起草。张金保在她的晚年回忆录里特别说到林育南“把一批左翼作家起草的《宪法草案》，念给我们听，征求我们的意见”。

经周恩来、瞿秋白、任弼时、邓颖超、何孟雄、林育南、李平心、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李林贞、胡毓秀、彭砚耕等人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1930年的秋冬之交，后来在“一苏大”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都已成型。这些历史性文件，久经周折，被送到瑞金，经毛泽东带着梁柏台等人再作修改，最终提交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今天，庆云里也已被拆。但在这样一条始建于1912年的石库门弄堂里，却深深留下周恩来等人为起草“一苏大”文件“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身影。愚园路庆云里31号，是又一个值得后人牢牢记住的红色地标。

东方旅社/中山旅社  龙华

“一苏大”的永久痛点

“一苏大”筹备期间，党内斗争复杂激烈，一些党的机密被叛徒出卖，致使“一苏大”的筹备付出惨痛代价。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彭砚耕、欧阳立安等人分别在东方旅社（上海汉口路666号，后浙江路245号）和中山旅社（天津路275号，后480号）内被捕。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三天两头在东方旅社开会，1931年1月17日，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往常林育南总是每天回机关来的，即使有事不能回来，也会关照他妻子李林贞一声。但是，那天他一直没有回来，事先也未关照过。

1931年1月17日晚林育南迟迟不回庆云里，引起乃妻李林贞的深深不安，遂于翌日凌晨1时许上楼敲门，敲响三层阁的门，叫起胡毓秀来问，说：“那么晚了，你‘大哥’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

胡毓秀顿感不祥，一夜无眠，噩梦不断。

第二天一早，李求实来（即李伟森）了。

李求实住静安寺路延年坊，即今南京西路1603弄，包括南京西路1605—1623号，1928年建成，石库门弄堂，西邻俗称“外国坟山”的静安寺路公墓。

李林贞告诉李求实，林育南一夜未归，彭砚耕同样失联，很反常。李求实问他们去那儿了。李林贞说东方旅社。李求实追问，新东方旅社，还是老东方旅社。李林贞说她只知道31号房间，很想去看。李求实说不可，要看还是他去。结果，他也被捕了。

眼看林育南、彭砚耕、李求实相继失联，一去不复还，胡毓秀与李林贞便“跑上三楼，把后窗玻璃上贴的纸条和窗台上的花盆拿掉。那个窗口正对着后门小弄堂，老远就可以看到有无警号”。随后“分头出去报讯”，要张文秋等人赶紧转移。

当时张文秋仍“与林育南做假夫妻”，住爱文义路690号—696号，假扮“皮货商李敬塘的阔太太”。张文秋指认爱文义路690号—696号为“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苏维埃准备工作委员会”驻地。还说周恩来“每天下午来这里办公三小时”。

张文秋转移后，李林贞和胡毓秀、李平心夫妇也“分别转移”，撤离愚园路庆云里31号，搬到一个同乡家里住下，随后又住进了一家“劳工医院”。

1931年1月19日，林育南、彭砚耕等“苏准会”中坚，胡也频、欧阳立安等“一苏大”代表，被老闸捕房押赴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过堂，再移交上海市公安局，转送龙华，并于1931年2月7日，原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慷慨就义在“一条结冰的河边”——陶承在《我的一家》中写道：

这里离屋舍已经很远了。匪徒们叫他们站下。他们知道作最后一场搏斗的时刻到了，于是，一个个向身边的敌人扑去。悲壮的《国际歌》，夹杂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淹没在零乱的枪声里。敌人连发了八十七枪，每个死者，身中数弹。为了掩盖罪行，敌人把烈士们的尸体，埋在荒场上预先挖好的深坑里。由于慌张，连铁链都来不及卸下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彭砚耕、欧阳立安等人为了光明而死，为了理想而死，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叠经磨难，终于在瑞金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写出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序章，这序章的引言正是烈士们用鲜血在上海写下的。

为纪念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决然赴死、慷慨就义，鲁迅于1933年2月上旬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并在文末凝重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今天，我们“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似乎应该在鲁迅先生文章的题目上再加上两个字，写作《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