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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兵临城下之际,为何这家酒店可以藏下抗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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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轶伦 2020-08-28 11:16
摘要:在抗战状态下却能持续举办“星期二聚餐会”的神奇地点,位于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也就是今天的锦江都城经典青年会酒店。从这里推窗望出去,新修过后的大世界、平移后的上海音乐厅都互相凝视。它们一起见证了过往的历史。



《西行漫记》从这里出发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成为孤岛。

留在孤岛之中,有一位32岁的美国记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这年10月,他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后,被西方评论家赞誉:“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淞沪抗战时,他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森以及《每日电讯》的彭布罗克·斯蒂芬斯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采访。斯蒂芬斯不幸中弹身亡。斯诺在他的战地报道中提到,宋庆龄在临别前曾经派人给他送了一瓶拿破仑牌的白兰地酒,附着一张条子:“这是我父亲酒窖里仅存的一瓶了,一滴酒也不能留给日军。”斯诺在痛失友人的夜里打开那瓶白兰地:“我斟了一杯来祭奠斯蒂芬斯的亡灵。”

孤岛之中,他的公寓渐渐成为抗日活动的地下中心之一。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等在公寓里酝酿设计中国工业合作化运动,还参加了当时上海工商界、文教界的上层人士组织的抗日活动“星期二聚餐会”。

这个“星期二聚餐会”,名义上是聚餐,事实上,却是宣传抗日主张的座谈会和讲座。

聚会由吴耀宗、胡愈之、王任叔、雷洁琼等人发起,与会的一部分人员是以马叙伦先生为代表的文化教育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人员是以王绍鏊先生为代表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包括郑振铎、许广平、梅益、顾执中、王纪华、赵朴初、陈鹤琴、姚惠泉、顾执中、严景耀、吴承禧、杨延修、李文杰、黄定慧等。胡愈之在斯诺家看到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后,立刻带去星期二聚餐会向大家介绍,并建议翻译出版。正是在聚餐会上,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在抗战状态下却能持续举办“星期二聚餐会”的神奇地点,位于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也就是今天的锦江都城经典青年会酒店。

青年会地处租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里是相对安宁的场所。一方面日军暂时不敢侵犯,一方面又地处赫赫有名的八仙桥商圈,比邻大世界游艺场,沪上一些家境优渥的青年,来这里看书、打拳击,之后洗澡、用餐、社交,去跑马场下注。正是利用这样的空间优势,“星期二聚餐会”悄悄保持着星星之火。在这里,聚餐会的成员还曾邀请安娜·路易·斯特朗和斯诺来演讲,捐款支持出版《鲁迅全集》和进步报刊《上海周报》《译报》等。

而这个特殊的聚会,只是发生在青年会这幢建筑物的诸多故事中的一则。

沈轶伦 摄



聂耳的《卖报歌》从这里唱响

上海的青年会于1900年成立,由颜惠庆、张振声、宋耀如等社会名流发起,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虽然青年会是宗教背景的组织,但并不进行传教,而是向青少年开展社会科学、戏剧讲座、讲习班等学习活动。

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酒店大厦,于1929年10月动工,1931年建成。建筑的设计者为中国著名建筑师李锦沛、范文照、赵深等,由老牌营造厂江裕记施工,大厦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高10层,占地2211平方米,建筑面积12870平方米。

沈轶伦 摄

在20世纪20年代前,上海的大型建筑都是仿西方古典主义形式,中国建筑师不满这种状况,产生了探索新的民族建筑形式的要求,因此一度出现了像南京机关大楼和“大上海计划”中的市政府大楼等仿中国宫殿式的建筑。但这种建筑占地广,不能造高层,于是又出现了以现代样式为主,局部带有民族形式,尤其是装修部分采用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当时的青年会,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

沈轶伦 摄

整幢大厦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大楼平面呈凹字形,凹处朝南,分成三块,外观似北京前门城楼,蓝色琉璃瓦屋面。沿西藏南路部分为正立面,顶部有双檐,两檐间有一层房屋,飞檐翘冀,檐下饰斗拱。北面部分较高,与东面的屋面一样,也铺蓝色琉璃瓦,但不起翘。大门也是仿宫殿的隔扇。菱花格心,门框饰古典图案。二楼的大礼堂门窗也仿古而制,顶上天花彩绘,内部装修多民族形式。下三层外墙为仿花岗石墙面,以上则砌褐色面砖。在建筑顶部有一圈蓝色琉璃瓦的中国传统符号。前为八米高的石雕拱劵式正门。

独幕剧《扬子江风暴》

落成后不久,上海遭遇“一·二八”事变。时局不稳中,1934年6月30日,干学伟先生借着募捐的名义在青年会酒店大厦组织了一次联合演出——《扬子江暴风雨》。

《扬子江暴风雨》是由田汉编剧、蒲风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独幕歌剧。全剧描写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和人民群众奋起抗日,把日本军火投江的斗争。日后传唱全国的《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和《苦力歌》(后改为《前进歌》)《卖报歌》等都来自这部歌剧。演员全是当时戏剧电影界的名人和进步人士,包括赵丹、袁牧之等。

当聂耳在剧中饰演的老头抱着被日军无辜枪杀的孙子(田汉之子田海男饰)说“我的孩子被帝国主义打死了!”,号召工友们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时,观众群情激奋。该剧在青年会连演3场,每当《前进歌》唱响,全场观众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鲁迅来了

1936年10月8日,鲁迅抱病到青年会参观“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鲁迅参加木刻展

在展览厅里看展览,只一会儿,便有一群木刻爱好者跟在鲁迅先生身后。鲁迅先生累了,将头上的帽子脱了下来,说:“我们歇一会儿。”于是,曹白、林夫、陈烟桥等几个木刻青年,就围着鲁迅先生坐了下来。他们坐在那里谈笑风生,却没有注意到,也来参观木刻展览的沙飞用相机拍下了鲁迅先生和木刻青年的合影。

同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文章里说:“10月8日,12时半,我去食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张照片……”

这是鲁迅先生在世时最后的照片。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离世。

此时,正是斯诺到陕北采访3个多月后回西安途中。惊悉鲁迅不幸逝世的消息,斯诺与翻译《活的中国》的合作者姚克一起,敬送了“鲁迅先生不死”的挽联: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上海解放后第一次文化界座谈会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的12年,1949年,和平终于到来。

上海刚刚解放,6月5日这天的下午2点,在青年会酒店大厦,上海市政府举行上海解放后第一次文化界座谈会。

到会的有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代表,如吴有训、陈望道、周谷城、陈鹤琴、茅以升、金仲华、赵超构、冯雪峰、巴金、郭绍虞、陈伯吹、梅兰芳、周信芳、黄佐临、陈白尘、熊佛西等,还有赵丹、蓝马、石挥、黄宗英、秦怡、袁雪芬、周小燕等162人。夏衍致开会辞,介绍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沙千里副秘书长与大家见面。这场座谈会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大家纷纷说,愿意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群策群力,为建设新上海和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共同努力。

城市更新,青年会酒店大厦也换了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大厦一度更名为“淮海饭店”。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虽然他很想见到宋庆龄,但宋庆龄正在病中。她写信回复斯诺:“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想起鲁迅这样的人们: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流传在人们心中。”

斗转星移,经装修后,这幢建筑如今有了新的名字,产权也交还给青年会。从这里推窗望出去,新修过后的大世界、平移后的上海音乐厅都互相凝视。它们一起见证了过往的经历。

至今,在酒店大堂,还挂着斯诺的照片。在那封宋庆龄写给斯诺的信的最后,宋庆龄勉励他:“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参考《斯诺在上海》,孟波)

图片编辑:邵竞
本文图片来源:作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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