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文化 > 上书房 > 文章详情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的行事作风,可以分别用哪四个字来描述
分享至:
 (5)
 (0)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夏斌 2020-08-15 08:01
摘要:晚清是一个多彩的时代

180年前的夏天,“天朝上国”的迷梦在炮火声中猛然惊醒,古老东方文明开启了救亡图存的艰辛求索之路。

从林则徐到张之洞,从谭嗣同到秋瑾……无数仁人志士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或“开眼看世界”,或“师夷长技以自强”,或力倡制度革新、社会革命,只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集30多年教学心得,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日前推出力作《晚清史》。该书以生动的笔触讲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前仆后继的奋起与抗争,有细节、有创见、有情怀,读来令人唏嘘与深思。

通过一些发散性的话题
引导读者打开“新的窗户”

上书房:提及晚清,人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丝挫败感、危机感乃至屈辱感。在您看来,晚清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戴鞍钢:确实,晚清史或多或少会让人产生一种怒其不争的情绪,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意读晚清史,觉得晚清史太悲情了、太令人失望了。但不可否认,晚清史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致远”舰官兵合影(中为管带邓世昌)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我在书中用“沉沦与奋起,屈辱与抗争”来概括,意在强调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之间,先进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从来没有放弃对民族出路的追寻。

这种追寻不断遭到挫折,但它为我们今天的成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上书房:如此“高大上”地讲述晚清史,会不会让人望而远之?

戴鞍钢:多年来,我坚持在本科课堂上讲授晚清史,一个目的就是启发学生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反思。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主要目标是通过高考,这决定了历史知识是求稳的。很多非常好的精辟见解,还难以进入高中历史教材。

学习历史不是单纯地回顾过去,而要使人明智。葛兆光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本科生强调知识,硕士生强调方法,博士生强调视野。历史系的学生要有意识地把三者融为一体。

晚清史之所以令人伤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在全球化视野这一点上没有明显的进展,对大的格局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一直是懵懵懂懂的。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在殖民化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孤芳自赏。

因此,我一直提醒学生,要把晚清史放在世界格局中来看,而不只是硬背一些史实、人名、地名。


清末新式学堂

上书房:与一些通行教材相比,《晚清史》有什么不同?

戴鞍钢:过去的一些近代史课本,要么太陈旧,要么矫枉过正,以至于有人说历史学就像翻烧饼一样,烤焦了、熟过头了,就再翻过来;或者像钟摆,摆得太过了,再荡回来。

这可能是一种嘲讽或者玩笑,但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们在对历史的认识和解读上,还有相当大的、可以讨论的余地。我写《晚清史》,一大看点就是搜集、引用和介绍了不少新的研究资料、学术进展。

比如,2018年,上海图书馆收藏晚清名臣张佩纶和李鸿章的私人书信公开出版。这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再一个,上海的汤志钧先生2018年编纂出版《梁启超全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大大推进了我们对梁启超的认识。

再如,很多人觉得辜鸿铭有点像“守旧的小丑”。但新出的一些资料,让他的形象变得更为丰富、鲜活。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看一些大而化之的材料,很难接触一些私密性材料。现在,台前的、台下的材料一对比,就能够看到差异,进而可以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人物的真实想法,等等。

上书房:除了材料新,还有什么特点?

戴鞍钢:晚清是一个多彩的时代。在《晚清史》中,我希望通过一些发散性的话题,引导读者不断打开“新的窗户”。为此,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兼顾“上下左右”。

晚清时期是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学术界有个说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历史是一条长河,是割不断的。我们过去太强调历史分期了,这其实是人为的界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应该绝对化。

“左右”就是指世界,包括相关的国家、周边的环境。过去,我们比较关注欧美,中外关系基本上就是中西关系史,其实历史上还有一大块是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它们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安全同样非常重要。

二是详略得当。

以前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我就尽量少讲,这不等于说它们不重要。只是我在这本书中,想尽可能提供给大家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东西。

三是强调细节。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的活动铁定会有很多细节。忽略了这些细节,历史就会显得苍白、单调。


1881年,开平矿务局投资建成了第一条专线铁路——唐胥铁路。

上书房:有哪些具体的发现或细节值得关注?

戴鞍钢:比如,近年来有人对溥仪被赶出故宫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如果不把溥仪赶出去,或许后来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其实,冯玉祥把溥仪赶出故宫是有一番考虑的。因为溥仪一天在宫中,民国一天就不安稳。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符号。

还有人批评冯玉祥操之过急甚至鲁莽,而且违背了协议。因为溥仪退位时,双方有一个优待协议。实际上的情形如何,是有争议的。但作为背景说明,这里可以提供一个“胡适见溥仪”的历史细节:

胡适和溥仪是两路人,一个是前朝皇帝,一个是留学回来的新潮人士。由于溥仪在宫中感到无聊,就给他装了个电话。当时,北京城里能装电话的人不多。恰巧,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和胡适是朋友,有他家的电话号码。于是,溥仪就把电话拨给了胡适,说“什么时候进宫来,让我瞧瞧”。


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与溥仪兄弟在御花园中合影。

按理说,胡适是可去可不去的,而且溥仪的话有点盛气凌人,更没必要完全配合。可是,胡适不仅兴冲冲地赶往故宫,在宫门外被挡住了,还老老实实地在旁边候着,一直等守卫和宫里面沟通好。见过溥仪之后,胡适写了一些非常动情的话。看得出,他对年轻的前朝皇帝抱有很高的敬意。

我用溥仪的记载、庄士敦的记载和胡适的记载来印证,大致情况都是吻合的。历史学有一个原则叫“孤证不立”,说的是一条资料不能作为完全的证据,只有复证事实才能确立。

“胡适见溥仪”从一个侧面说明,冯玉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连胡适这样的人内心深处对已经下台的溥仪,不讲顶礼膜拜,至少是尊崇的,那更别说社会上的普通人了。

《晚清史》的全书结尾,还记录了辜鸿铭在北大课堂上的一段话。1923年的时候,辜鸿铭依然身穿长衫马褂,后脑勺拖了根辫子。台下的学生笑话他,但辜鸿铭一本正经地告诫台下的人: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

这段话讲得很深刻。我们不能说胡适心中也有条“辫子”,但至少他这样的新潮人士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完全摆脱了封建束缚。

战争中技不如人要挨打
对域外世界一无所知更致命

上书房:新书开篇的题目叫“承德来了个英国人”,看上去有点像西方汉学家写中国古代史。一部讲述晚清史的作品,为何要上溯至乾隆年间,又为何要从外国人讲起?

戴鞍钢:来承德的英国人叫马戛尔尼,曾担任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和孟加拉总督等。公元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帝补祝80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赴华。

马戛尔尼乘坐“狮子”号来到中国。这是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配备64门大炮。船上携带的礼品,包括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和马车,还有毛瑟枪、连珠枪、利剑、铜炮、榴弹炮以及装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

当时,乾隆帝正在避暑山庄,从清宫档案和当时的私人著述、英国使团成员的回忆录来看,马戛尔尼依仪行了三跪九叩礼。

9月26日,清政府以为祝寿已毕,英国人可以打道回府了。马戛尔尼不敢再耽搁,赶紧向清政府提出占地通商等一系列要求。

乾隆帝闻讯后大为震怒,予以严词拒绝。这固然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也与他昧于世界形势、盲目乐观不无关系。

自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始,清朝的统治进入鼎盛期。其间,外无强敌入侵,内无大的战乱,经济保持了增长,国库日渐充盈。殊不知,繁荣背后的颓势渐显,而英法美等国家迅速崛起,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新的生产力变革正在无情地扫荡一切旧的生产关系。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北京城门

马戛尔尼此行虽未如愿,却并非一无所得。在华期间,他们仔细观察各地驻防的清军及其武器装备,暗嘲:“此辈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

反观清朝,并没有从这次交往中引起警觉,依然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观赏英国礼品时,乾隆帝曾对那个有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产生兴趣,并询问有关战舰制造的问题,还观看了火炮试射表演。但最后,他对英国武器的杀伤力表示反感,认为“与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此后,这些西洋兵器被弃置一旁。

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劫掠的士兵无意中在一间马车房发现了一些英国榴弹炮和数箱弹药,“全是马戛尔尼代英王送给乾隆的礼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礼物原封不动,落满灰尘。

这一幕颇具象征意义。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战争中技不如人,当然要被打;但对域外世界的变动一无所知、自欺欺人、自我隔离,恐怕更为致命。

上书房:没有西方这个外因,中国是否会在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轮回反复?

戴鞍钢:没有外国的入侵,中国或许走不出封建社会?这是一个难以认证的推论。

一方面,历史不研究假设、不存在假如,历史只应聚焦于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不是从起点又回到起点,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

比如,从商鞅开始,到王安石、张居正、黄宗羲、顾炎武,中国一直有一批民族的脊梁。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身体力行地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用于改造社会。

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潮,事实上不是完全西化的。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直蕴含着不断奋进、不断改革、不断求变的积极理念。以梁启超为例,有人说他是“多变”,看上去是个贬义词,但其实是指他永远力图走在时代的前列。

梁启超有一句名言:“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恰恰因为中国近代思潮的变化太快了、社会危机太多了,所以一个选项不行,就得马上换一个。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始终具有开放的心态、世界的眼光。跟他相比,康有为基本停留在“保皇”主张上,就显得落伍了。


第一批留美幼童

上书房:书中还配有不少插图,率先“露脸”的是林则徐。这位历史名人既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又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两个看似对立的“第一”,为何能够和谐共存?

戴鞍钢:林则徐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不仅是民族英雄,而且是“愿意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面对鸦片的入侵,他挺身而出。只要对国家有利,他就全力以赴。即使对个人有一定的危险,也不会退缩。当时的官场上,大多数人唯唯诺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林则徐却是一个勇于冲在前面的人,支撑他的是满腔的报国情怀。

因为他敢于担责、敢于任事,所以愿意睁眼看世界。林则徐对世界的认识,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也一度相信英国人没有膝盖的说法。只要把他们引上岸,用竹竿一把扫倒,对方就爬不起来了。但接触新事物越多,他的眼界就越开阔、心态就越开放,继而主持翻译《四洲志》,希望帮助更多的国人了解世界。


林则徐油画

在反帝反侵略这条主线外,林则徐还十分关注民生。在新疆,他带去了内地的成功经验,帮助那里的各族百姓兴修水利。他还在江苏当过布政使和巡抚,指导过七宝古镇的水利建设。可见,林则徐也有很多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对国家核心利益有贡献
就要给予大方向上的肯定

上书房: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何以尤为引人关注?

戴鞍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前后接续支撑着清朝的统治。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汉人。

我的书中反复强调一点,满汉关系和全球化是晚清史的两条主线。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官员既要利用,又有猜忌。那么,汉族官员什么时候才真正脱颖而出呢?就是从这几个人开始的,时间基本上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晚清的统治不仅落后于世界,还落伍于国内有识之士的期望。离开了这几位“中兴名臣”,清政府没办法对付外来的挑战,也没办法对付国内的危机。


晚年的慈禧

上书房:对这四人的行事作风,可以用怎样的关键字来描述?

戴鞍钢:曾国藩来自农家,尽管家里比较殷实,但考上进士、当上四个部的副部长,对他来讲已经是光宗耀祖了。从小地方走到京城,每一步都要战战兢兢,非常不容易。所以,曾国藩一生谨慎,忍字当头,生怕有所闪失。一个“忍”字,是他的心得。换句话,也可以叫作坚韧不拔,为了目标委曲求全、隐忍低调。

曾国藩是一个活得很累的人。因为他的自我定位很高,想成为历史的完人,立德、立功、立言。现在捧他的人很多,我是持保留意见的。

他有他的缺点,如患得患失。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却不是实际推动者;最先用洋枪的是湘军,但清朝军队的近代化不能算他的功劳。为什么?因为当时学西方是有风险的,是要被人批评的,曾国藩不敢冒这个险。“忍”字成就了曾国藩,也束缚了曾国藩。

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西北、兴办洋务,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我在课堂上一直提醒学生,只要对国家核心利益有贡献的人,不管历史上属于什么阶级、团体,还是要给予大方向上的肯定。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是抬着棺材随行的。谁也不知道,西去的路有多漫长,又有多少风险,能不能全身而退。所以,我用一个“勇”字来褒奖左公。为什么勇敢,因为他报国、救国、爱国。

除了收复新疆,左宗棠还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过去,我们比较多讲江南制造局。其实,在洋务运动中,福州船政局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严复就是福州船政局派出去留学的,中国近代海军也可以说起步于此。

上书房:李鸿章是不是更难定义?

戴鞍钢:对于李鸿章,陈旭麓先生有过一个概括:近代中国的十几个“第一”,都是李鸿章完成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甚至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第一人”,但我更愿意说“李鸿章是个干实事的人”。

李鸿章的“实”,和他的个人背景、经历有很大关系。李鸿章父亲是进士出身,他自己又少年得志,在官场上顺风顺水,所以做事的时候没有那么患得患失。同时,李鸿章还带领淮军来过上海,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因而,在务实交流这一点上,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人。


淮军虽然仍是“布帕包头”,但他们手中所持的武器已是新式洋枪。

上书房:张之洞在兴办实业上颇有建树,不是显得更务实吗?

戴鞍钢:跟李鸿章相比,张之洞更适合一个“稳”字,稳中有变的稳。严格来说,张之洞一开始是清流派,而不是洋务派。这一点过去我们研究得很少。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它的周密考虑,主要由两条线支撑:一条线是实务的官员、主政的官员,像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有一条线就是监察系统,即清流官员,他们通常代表皇帝来监督主政的官员。

前面提到的张佩纶和张之洞都是清流出身,并称“京城二张”。但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某种程度上成了前车之鉴。张之洞意识到,清流救不了这个国家,空谈救不了这个国家。于是,他离开京城,当了山西的巡抚。今天山西的工业有别于中西部很多地方,就和张之洞在当地搞洋务运动有一定的关系。

张之洞的稳中有变还表现在,当洋务运动行不通的时候,他又开始积极寻求制度上的变革。清末新政的实际“操盘手”是张之洞,废除科举也是张之洞提出来的。他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当时的读书人都要看。所以,张之洞的影响力很大,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支撑晚清危局的关键人物。

上书房:还有哪些人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戴鞍钢: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大批前仆后继、奋起抗争的民族脊梁。谭嗣同是最为闪耀的人物之一。


谭嗣同

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本来是可以逃走的,但他决然地选择杀身成仁,还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当时,上海的报纸《北华捷报》专门发表社评,标题就是:年轻的中国人的鲜血不会白流。传统上,一些文化人“纸上谈兵”的多,事到临头各奔东西的多;谭嗣同壮烈牺牲后,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投身于革命的激流中。

接下来是秋瑾,她是女中豪杰,而且文武兼备、中西兼备。秋瑾本来也是可以走的,但她毅然把“小我”抛在了身后。江南士绅对晚清政府的彻底失望,可以说是自秋瑾英勇就义开始的。


秋瑾

最后要讲孙中山。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代表。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他探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第一次国共合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但前面的准备工作都在上海进行。可以说,孙中山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同路人。由此,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启了新的一页。


《晚清史》
戴鞍钢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题图来源:徐佳敏 制图
除有说明外,其他图片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提供
上一篇: 没有了
下一篇: 没有了
  相关文章
评论(0)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