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五角场地区偏僻、冷落，店铺破旧、杂乱无章。饮食店倒是有不少，蜂攒蚁集，但名不见经传者居多。妇孺皆知的只有少数几家，其中有一家叫“来喜饭店”。

来喜开在国权路上，位于邯郸路南、政肃路北，坐西朝东，离复旦老校门一箭之遥。它算不上什么老字号名店，却是20世纪60年代宝山县五角场镇的明星店铺，登过报、当过先进。1962年6月22日，《解放日报》以“来喜饭店重视消毒工作”为题，介绍了来喜做好夏令饮食卫生的经验；1964年2月22日的《新民晚报》报道称，嘉定县饮食行业“学习了宝山县来喜饭店的经验”，使南翔镇集美楼等饮食店“跃进到先进水平”……在五角场一带，当年来喜的名声绝不亚于老正兴或绿杨村。

来喜历史悠久。1946年，复旦由渝返沪后，原重庆北碚夏坝附近部分商贩也随迁江湾，在复旦周边安营扎寨。来喜的老板夫妇是福建人，老板姓陈，有人说他们也是从北碚迁来的。虽是夫妻老婆店，店名却傍了“大户”——原来，“来喜饭店”是正宗老字号，原址在南京西路1267号。张爱玲在小说《色·戒》结尾这样描写：易先生脱险后，易太太的牌友们对他喊道：“请客请客！请吃来喜饭店！”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塞茨在哈同花园旁创办来喜饭店，因德式口味纯正，风靡上海滩。曹聚仁先生在《上海春秋》中有过点评：“德国饭店。啤酒很好，冻猪脚也不错。”这家名店曾经名流云集、群星荟萃。1937年夏，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归国抗战，郁达夫曾在此为他设宴洗尘；1946年7月，爱国侨领司徒美堂抵沪，中共代表陆定一和马叙伦、黄炎培、郭沫若、沙千里、梁漱溟等民主人士也在此举办过欢迎茶会……当年没有商标保护吧，阴差阳错，“来喜饭店”这块金字招牌竟在国权路上招摇了几十年。

正宗的来喜饭店位于今锦沧文华酒店北侧。地图选自《上海百业指南》

在国权路上，来喜门面小，并不显山露水。店内设有火车席，桌椅为原木色、不上油漆，在“一张方桌、四条凳子”的小饭铺格局中显得卓尔不群。复旦子弟李北宏先生在《复旦校园孩子的回忆》一文中写道，来喜比较干净卫生，“我上学时曾看见店员将餐桌搬到饭店外面，用板刷辅以碱水刷餐桌台面”。因环境整洁，加上饭菜可口、店员热情，复旦师生常来光顾，来喜便有了复旦“校外食堂”的雅称。

据我了解，20世纪50年代起进校的师生，有很多到来喜打过牙祭。不少名教授，如周谷城、周予同、赵景深和全增嘏等先生都是这里的常客。“那些名教授，你在复旦食堂未必找得到他们，但在‘来喜’，却能经常遇见。”当年还是中文系学生的于成鲲先生说，“附近的小皮匠都愿意到‘来喜’门口做生意，因为教授们修鞋从不讨价还价，他们收入高呀！”

那些年，青年教师们也喜欢到来喜用餐。老校长华中一先生曾深情回忆，1952年，他从上海交大调到复旦物理系任助教，进校第一天，就受到系主任王福山教授的热情接待，“到了吃饭的时候，王先生还特地陪我出校门（就是现在的0号门），穿过一片叶子早已落尽的桑田，指给我看国权路上的一个小饭店（来喜饭店），说：‘这里的饭菜都还干净，价格也还公道，你可以试一下，合适的话可在这里包饭。’”（华中一《我到复旦的第一天》）后来，华中一和同事徐積功等先生一起在来喜包饭。1952年，从海外归国的青年讲师谢希德先生也常到来喜吃饭，几十年后，还有复旦子弟记得她穿着西服裙到来喜的样子。

青年时期的华中一先生与家人合影。复旦档案馆藏

与老师们相比，当年的学生普遍穷，到来喜的次数不算多；但在来喜，师生关系融洽、谐谑。据1964年入读中文系的许道明教授回忆，来喜是“教师的天下”，“教师遇上我们，装不得糊涂，通常是躲，实在躲不了，就是由他掏钱买单，我观察得很仔细，在班上说过，谁嘴里淡出鸟来，可以去‘来喜’碰碰运气，或许口福正在朝你招手呢。”（许道明《挽歌的节拍》）

来喜有哪些拿手好菜？似乎没留下资料。但从复旦人的回忆中，我找到了几条线索。历史系刘其奎教授在《追忆我的老师蔡尚思先生》一文中提到，他1965年毕业留校后，生活清苦，平时来客相聚，只能到来喜等小饭馆，“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七角二分钱一斤的猪头肉、五分钱一个红烧鸡头、一角一分钱一两的土烧酒”。全增嘏教授的儿子胡庆沈先生回忆，那时来喜就有外卖，炒菜装在上下三格的竹制提篮中，“我奶奶爱吃‘四喜丸子’（狮子头），所以父亲每次叫菜都会点。丸子每盆四个，配有青菜，吃起来酥而不腻，非常入味。”中文系吴欢章教授记得，他1952年入学后，一度生病，一位家境好的同学三天两头请他到来喜吃猪肝汤补充营养，“如此久了，以致同室的学友一听到他在窗外喊我，就开玩笑说：猪肝汤来了。”（吴欢章《“三吴”轶事》）去年在“大隐·五角场人文讲坛”上，我还听数学系李大潜院士亲口讲过：“有时夜自修结束后，我们几个同学会去来喜，吃上一碗银耳莲子羹或红枣赤豆汤。”李北宏在电话里告诉我：“当年妈妈带我去登辉堂看电影，曾多次在来喜吃夜宵，有一次吃的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味道鲜美极了！”上述记忆里，阳春面、猪头肉、红烧鸡头、土烧酒、四喜丸子、猪肝汤、银耳莲子羹、红枣赤豆汤和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拼在一起，大致可凑成一份来喜菜谱。

“文革”开始后，来喜店堂的气氛凝重起来。除了周谷城先生心理强大、被批斗后照样端坐店内大快朵颐外，大部分教授用餐时都神情忧郁、心事重重。有一次，一位学生在国权路小饭铺发现，周予同先生一夜间显得苍老很多，他独自坐在角落里，正低头喝着碗里的残汁，“我低声问他：‘您身体还好吗？’他凄然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了一句：‘您吃得这样差，现在每月给您的生活费是……’我的话还未说完，他便叹了口气说：‘很少。’接着，又摇了摇头，走了。”（王春瑜《向历史鞠躬·忆周予同教授》）

那家小饭铺会不会是来喜？作者没有点明。但相似的一幕，确曾在来喜多次上演过。外文系副教授杨必先生是杨绛先生的妹妹，单身，矜持聪慧，翻译过萨克雷小说《名利场》，钱锺书先生称她“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贾植芳先生说她新潮、漂亮，“眼界很高”。1968年，“清队”时，杨必受到冲击。有一天，她与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先生相遇，地点就在来喜。徐燕谋是陆谷孙先生的导师，与钱锺书交契深厚。有人回忆，那天杨必对徐燕谋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原来，前一日杨必被抄家，衣物家当尽数被劫，她身上穿的还是从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因为自己也受到冲击，徐燕谋并没把杨必的话太当真，随口安慰了她几句……谁想到，第二天，杨必竟撒手人寰！杨必去世后，徐燕谋非常痛心，写悼诗四首，其中一首写道：“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

复旦外文系副教授杨必

多少年来，来喜几经变迁。1964年，南京西路上正宗的来喜饭店改名为“西海饭店”；而国权路上的来喜，有人说一直开到20世纪70年代，也有人说80年代初还在营业——不管怎样，这傍名的“来喜”品牌和名号，竟比原版老字号多存续了若干年。不久前，我再到国权路来喜原址踏访，但见那片被华中一称为“桑田”的地方，已然成为工地，一幢现代化大楼即将拔地而起……

来喜的痕迹在国权路上消逝了，但它的故事却不会风流云散。这些故事，沉淀、发酵、提炼后，就是复旦校史的延伸。我想，这样的“校史”，一定会像遍地开花的“校外食堂”一样，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