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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残、抢劫、卖淫、泡酒吧,当未成年人深陷这些泥淖,谁来接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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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刘雪妍 2020-07-31 10:06
摘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第一原则。

“童话”还是“黑暗”?《隐秘的角落》收官,未成年人朱朝阳的“黑化”之路让人唏嘘。在上海,就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因家庭破碎,交友不慎或各种原因,逃学、赌博、失业,游走在社会边缘,有时甚至触犯法律。

但也有这样一群人,包容和接纳了这些孩子,他们相信“再黯淡的生命,都会有一道缝,能照进阳光”。这群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用爱心、耐心和专业方法,为迷途的青少年找到“那束光”。经过多年实践,上海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人数分别下降91.1%和45.1%。

为了让这项工作更专业化、社会化,上海出台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这是全国首份此类省级地方标准,于7月31日正式公布,并将在10月1日正式施行。

用生命影响生命

收到田甜的微信时,社工小秋吓了一跳:照片上左手臂血流不止,几道触目惊心的伤口凌乱地横着。这个14岁女孩,怎么对自己下这么狠手,她连忙赶往田甜家。

房间里一地鸡毛,满地玻璃渣和水渍,田甜冷着脸不说话,又是熟悉的对峙感,尽管伤口还在流血,但她拒绝妈妈靠近给她包扎,可小秋上前处理伤口时她却没有言语。因为妈妈不让她出门,母女俩一来一回的口角升级成了推搡和耳光,田甜脾气上来,砸掉了玻璃杯开始自残。

前年底,学校将田甜转介到阳光中心,她成为了小秋的帮教对象,已经认识一年半了。在帮教过程中,社工们发现这些相识的未成年人会在酒吧集聚,于是报告给了市阳光中心,同时也引起了团市委及教育局的高度重视,联合市公安局进行排查,警方调查发现,信息是通过微信群散布的,还顺藤摸瓜发现了一张牵扯很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网络。

身高1.7米的田甜长得很标致,可因为被不良朋辈霸凌的经历,患有重度抑郁,虽然纹身染发,化着浓妆,看起来张扬,但其实一点身体接触都会让她暴跳如雷,到了晚上经常一个人止不住地哭。

“心理孤独的青少年,需要的是时刻陪伴,如果遇到危机,孩子能想到社工,还主动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小秋明白,自残时主动联系的这份信任,来自长时间的用心相伴。田甜很聪明,她知道酒桌上没有真朋友,只是借此逃避,她心里也希望拿到中专毕业证书,好好生活。而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她的心理障碍,还有父母与她的相处方式。


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驻所工作(阳光中心供图)

小秋2004年大学刚毕业就进入了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为了上海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现在是区工作站的督导。她见过很多田甜这样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的孩子。作为社工,他们的第一课就是接纳:“这些少年跟小孩子一样是需要哄的,社工如果像妈妈对婴幼儿一样耐心、关切,尊重他们,并给予回应,敏感的小刺猬也能感觉到关心。”

犯罪学中有一个词叫“一级犯罪预防”,指的是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防止今时的幼童变成来日的罪犯”。

小秋打开阳光中心的表单,后台包括了家庭关系、婚恋发展、社会交往等11项问题,有任何一项评估下来需要个案跟进,都可以找到社工,“要是占了3个以上大类,那这个孩子就属于比较棘手的,需要有经验的社工进行个案服务。”

“其实说‘坏孩子’是不客观的,一个青春期的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稍微偏离了一下,也没有很坏,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背后很多时候是家庭、学校甚至司法机关的不当处置,让他产生不信任,才会对不良群体有很强的依赖。”小秋认为,不应该给孩子们贴标签。

田甜在“圈子”里有一个交心的同龄朋友叫汪琳,小秋在认识田甜前,就知道汪琳妈妈曾去社区调解工作室寻求过援助,因为女儿“家暴”她。小秋跟调解的工作人员上门时,小姑娘正熟练地化着妆,还不时手指翻飞地回复手机消息,她们进门她连头都不抬,也不配合交流,只强调自己马上要出门,就是因为妈妈阻拦,发生了冲突才动了手。

小秋服务汪琳也有一年半了,一次,警方请小秋去给汪琳做“合适成年人”,所谓“合适成年人”,是指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需要有合适的成年人到场陪同、见证、监督、安抚等。小秋发现小姑娘与以前判若两人,像只受了惊的小鸟。原来一起玩耍的朋友,在一次玩闹中提议给一个陌生姑娘拍不雅视频,就在他们找到目标对象并准备按下快门的瞬间,汪琳清醒了,这个圈子其实很可怕,自己要回归正常生活。

在之后的多次交流中,小秋了解到,原来汪琳是被领养的孩子,虽然父母对她视如己出,母亲甚至有些溺爱,但汪琳偶然知道后依旧情绪崩溃,认为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好,所以亲生父母才不要自己,“两个孩子年纪小归小,但面对的问题都像天一样大,她们又很孤独,就交换秘密抱团取暖”。

小秋给她们讲法律知识,讲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细则,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特定罪由时也会面临刑事处罚,不能以年龄为借口肆无忌惮地犯错,知法懂法后,误入迷途的孩子就会减少了。汪琳却说:“姐姐,还会有这样的孩子,你要救救他们。”小秋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知道,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建起一张网络

汪琳正在洗掉自己满臂的纹身,准备去读成人高中,田甜的妈妈去接受了心理治疗,慢慢可以控制自己情绪了,母女关系得到了缓解,这就是一个好开端。

青少年走上边缘道路,家庭矛盾往往是重要诱因。小秋说:“我们参与观护帮教,或者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教育,不仅仅是针对涉罪未成年人,更多是要进行亲子教育,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她口中的这两项帮教,都属于涉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社会工作。社工需要通过日常监督、活动报告、行为矫正、法治教育等多种服务,来改善涉罪未成年人偏差行为,预防其再犯行为的产生。虽然规定时间是半年至一年,但对社工而言,一旦进入一个孩子的生活,就不只是数百次面谈和随时沟通,更重要的是要成为孩子信任的人,陪伴其找到未来的方向,让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驻所工作(阳光中心供图)

让汪琳感到不安全的“朋友圈”里,还有未成年人有赌博、抢劫或卖淫等严重不良行为。据司法机关统计,近年来,上海年均批准逮捕涉罪未成年人200余人。

中国传统的司法观是“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司法史从来都是一部严刑峻法治国史。但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智力发展、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都不成熟,所以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宜教不宜罚”,在其出现罪错行为后,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引导矫正,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社会稳定的维护。

“阳光中心最初成立时,服务对象是‘三失’青年,即失学失业失管,他们很多人缺乏社会关爱,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需要专业社会工作者协助他们改善、提升社会功能,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阳光中心总干事黄旦闻说。

如今,上海全市683名青少年事务社工覆盖了全市16个区、214个街镇。每个街道都有社工,可以第一时间连接起青少年、家长及其所在社区,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孩子什么都知道

除了涉罪未成年人外,司法社工的服务对象还有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司法程序中涉及的未成年人等,最常见的就是父母离婚案中的儿童。

“在离婚纠纷中,我们会通过社会调查,递交法庭关于孩子抚养权归属的倾向性意见,目前提供给法院了近30例,均被采纳。”说这话时,汤瑾很骄傲,她是阳光中心普陀工作站站长,也是上海第一批青少年社工。她性格爽朗,是青少年口中的“汤姐”。

2016年开始,团市委和市高院共同签署文件,提出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拓展到民事纠纷领域,并在四个区试点,普陀区是其中之一。

在离婚案中,汤瑾见过双方都要孩子的,也有一方要的,还有双方都不要的。她说:“成年人的纠纷中,孩子是最无辜的,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未成年子女的立场上做评估,第一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青少年事务社工在网吧开展活动(阳光中心供图)

从去年10月开始,孩子的笔录年龄调低到了8岁,8岁以上孩子要听取本人意见。在评估意愿时,不是简单询问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社工会问孩子,平时主要是谁照顾自己,谁一直在跟学校对接,辅导课都是谁报的,跟谁在一起更开心。有的孩子告诉汤瑾,自己跟爸爸在一起会很紧张,追问之下,爸爸有施暴行为。

成年人描述案件,有时会夸大或隐瞒。有对离异夫妻,妈妈想把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自己名下,爸爸不同意,觉得她居无定所,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妈妈反说儿子被爸爸打了5次,甚至直接把孩子拎起来扔在沙发上。

社工给孩子做笔录时发现,这个三年级的男孩是学校口算第一名,逻辑思维很强,可以清楚说出爸爸对自己动过3次手,两次是踢了他,一次是把他推倒在床,但力度都很轻,没有被扔在沙发上那么严重。孩子也知道爸爸组建了新的家庭,会有弟弟妹妹,可妈妈一个人带他会很辛苦。

听到社工的转述,这位妈妈当时哭了,拿出了自己的房产证,说自己其实买了房,没告诉男方,是为了多要些钱。汤瑾和同事又去找了孩子爸爸,谈了三小时,一起客观分析怎样才对孩子最好。“他开始连水都不给我们,后来打开冰箱给我们喝饮料,还说要是我们能早介入,给他们做些家庭指导的话,可能也不会到现在的地步。”

有时为了确认父母的表述,社工还需要去学校、医院甚至社保局了解情况。汤瑾说:“我们需要整合资源,把独立于各部门、单位的信息串起来。”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顾薛磊看来,少年庭法官仅有公平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爱心和怜悯之心。

在中国大陆第一家少年法庭工作,他的使命感很强:“少年庭案件触及的是最特殊、最极端、最焦点的家庭矛盾,发生矛盾激化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庭审。可一个个破碎家庭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受伤的孩子。”

顾薛磊以前被叫做“化缘法官”,经常为一个案子到处调查走访,四处打听,很费精力。“我们很早就和青少年社工合作了,他们出具的社会调查专业且客观,帮我们减轻了很多工作,而且法官上门可能会让孩子紧张,社工有自己的方法来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

男孩敏敏父母离异,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3岁时,敏敏被诊断为白血病,情况危急,可亲生父母却拒绝帮助。老两口找到了顾薛磊。

顾薛磊果断将敏敏的爷爷奶奶作为指定代理人,以敏敏的名义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敏敏的父亲承担教育和抚养义务,支付拖欠的生活费,并和敏敏的母亲共同承担孩子的医疗和护理费用。

青少年社工配合一起调查了此案。开庭当日,敏敏爸爸以没钱为由,提出让孩子跟他去江西打工再治疗,但他们已经事先掌握了其财产线索,敏敏爸爸有一套动迁房的份额可以留给他看病。

法槌落下并不是定音。经过化疗,敏敏活了下来。顾薛磊跑教育局、青保办,解决了他的上学难题,还找到志愿者给他补课。现在敏敏12岁了,而阳光社工这么多年来还在继续帮助他。

前些日子,小秋参加了一次保护处分宣告会。田甜、汪琳这些当时在酒吧里没被处理的孩子们,都被叫来了检察院。庄重的大厅很有仪式感,但这不是审判,只是进行一次大人与孩子的对话。检察官说:“我们很信任你们,我们相信你们都会改变。”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收敛了往日的跋扈。

以往签订家庭教育指导协议时,家长和青少年都不需要到检察院,社工把协议带给家长就可以,这次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数较多,且他们彼此认识,所以检察院特地安排了这次宣告会。汪琳后来对小秋说,原来觉得与司法机关是很敌对的关系,现在看来,有很多大人在真心帮他们。

不管是电视剧《隐秘的角落》,还是小说《坏小孩》,其实都向大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向孩子提供怎样的示范,我们给孩子创造了怎样的环境?”我们需要,也可以做得更多。

(田甜、汪琳、敏敏为化名)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阳光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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