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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史学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寻人”,但寻人的同时也需要“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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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四伍 2020-07-27 08:48
摘要:一部岑氏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特定的近代历史巨变的缩影

晚清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有赖于某些特别重要而又分散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促使晚清资料体系的短板得以补齐,一些关键线索、权力谱系得以显露,才能打开研究的新窗口。

最近,谭群玉、曹天忠两位教授积廿年之力,推出六册500万字《岑春煊集》,特别对晚清岑氏奏折等逐日胪列、校勘点排,可谓学界一大幸事。

至此,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群体网络中,自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翁同騄等重量级人物资料出版后,晚清历史的知识地图上又增补了非常重要的一角,为深究晚清政局变化、近代中西社会变迁、地方治理事件等诸多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重回历史现场」

重视关键人物的深度研究,是推进晚清史整体研究的重要路径。诚如学人所论,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人治发达的近代中国,关键历史人物的研究,对于理解和掌握晚清乃至近代的大变局,可谓至关重要。然而可惜的是,近20年来关于晚清政坛重要人物如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研究日益繁荣,广为学界认同,积淀自是深厚。与此相对的是,有关清末重臣名督岑春煊的研究,自郭卫东教授、桑兵教授等研究之后,可谓寥若晨星。这与岑氏在晚清乃至近代历史变局中的关键作用,自是极不相符,原因固然与学人旨趣有关,但也如编者序言所云,资料限制也是重要的阻碍之一。

此前岑氏资料整理除何平、李露点注的近50万字的《岑春煊文集》外,几乎无本可据,而文集仅收录民国时期部分电函,与岑氏所留文献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此次《岑春煊集》字数增加十余倍,而且特别注重收集1892年至1912年岑氏奏稿等文献,除《秦晋实官捐输章程》《岑春煊奏稿》《乐斋漫笔》等文献一概收录外,更是从大量新公布的清代档案中悉数收集岑文,精心编辑。尤其难得的是,诸多重大相关史实,如粤汉等地铁路修建一事,涉及张之洞、郑观应等相关文献,在对应的岑氏文献后,编者罗列相关文献,附列补注,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可谓便利之至。当然,这种编著无异于另类创造,对于未来学人探析岑氏在诸事中地位和作用,应是裨益良多。

史料涌现的同时,也恰逢史法的更新递进。当下,历史人物研究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复古”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人物研究历经了一种从精英转向大众的过程,在这一维度的研究中,学人们更多关注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这是史学界的公认成绩。但是,只有微观人物的考察,却无历史大格局的观照、历史真现场的勾连,恐怕极易陷入脸谱化的碎片性研究之中。努力找到历史发展的关键线索,关注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重回历史现场,侦知历史真实,可能是未来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关注重要的历史人物,不止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地位显赫、盛名累累,关键是他们参与或主导了重要的历史实践,使得历史进程因人的作用,而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及走向。学人们一直以“南岑北袁”来点睛晚清政治格局,背后的逻辑是诸多政治要事有他们一起经历或参与,乃至每每掀起晚清政坛风云的大浪狂潮。每个历史人物自是一架独特无二的望远镜,从不同历史人物身后人们可以观测到景象各异的历史现场。对照《袁世凯全集》和《岑春煊集》,甲午战争期间,袁赴辽东,岑奔山东;八国联军侵华,岑氏单骑救主,袁氏天津练兵;清末新政发展教育,袁氏主政山东、直隶,岑氏转战山西、四川、广东;辛亥革命之中,袁氏拥兵自重,岑氏倾心共和;二次革命时,袁、岑公开反目,岑被袁政府当作革命党首犯予以通缉;尔后袁氏称帝,岑氏实际主持护国讨袁大局,发誓与袁势不两立。一部晚清民初岑、袁纠葛史,如果少了岑氏出场,真不知袁氏历史如何能够书写得真实而全面。

关键历史人物的亲身之历、执政之绩,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显著线索。如果以岑氏为史学研究的望远镜,管窥晚清民初的历史巨变,其景象何等壮烈和真切。平心而论,李鸿章政治生命在1901年戛然而止;张之洞1909年去世后,政坛再无身影;袁世凯自1916年后,多遭世人唾骂;唯有岑氏,自1901年至1920年,始终在中国政坛中心的镁光灯下出进,无论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无不与之有着剪不断的极其复杂的关系。一部岑氏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特定的近代历史巨变的缩影。以岑氏为切入口,配以《岑春煊集》所提供的之前遮蔽了的丰富资料和诸多线索,展示近代中国剧变另一维度真实而精彩的面貌,相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寻人的同时也要“启事”」

今日史学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寻人”。以人为中心,展示不同研究路径的新景象,成为当下史学界的重要趋势。但是,寻人的同时也需要“启事”。因为大体历史进程中,事因人活,人以事重。倡导重视晚清政坛的岑春煊研究,更关键在于学人要对岑氏所主导、所经历的历史大事进行再次深翻,这样才能因人顺势,巧妙展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逻辑和演变节奏。

以晚清教案处理为例,岑氏主政山西,对于跟西方列强打交道多有心得,成为清末慈禧太后处理中外关系、治理地方的重要依赖力量。山西教案数量众多,传教士伤亡甚众,赔款数额巨大,且受到列强的高度关注。岑氏既能安抚国内民众,又能处理列强要求,还能得到朝廷首肯,其办事能力、处理才能均值得肯定。在山西大学堂的教育主权问题上,岑氏既能先发制人,又能有礼有节,使得近代山西教育开国内之先,其历史功绩自有学人肯定。在其主政各地,从山西到四川,再到两广,支持教育发展,重视人才培养,诸多史料,均可见于《岑春煊集》。更值得未来学人检讨的是,如何将岑氏处理的教案个例,置身于晚清复杂的中外关系,以及地方治理应对的大情境之中考察,自将是学界研究的又一亮点。

又以粤汉铁路为例,因事关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实为近代中国铁路发展无法绕开的大事。在官绅联合办理该路的过程之中,岑氏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忽视。最近有学人专以《申报》资料为据,重申岑氏的修路之功,实为难得之文。但是,检视《岑春煊集(第5册)》《粤汉铁路请准归商接受办理折》《三水枝路破烂拟请由粤筹款修复郑观应禀之批示》《广东善堂行商上禀批示》等珍稀史料,或为编者从清代档案录副档中辑出,或是从上海《时报》《郑观应集》等多处辑录,连点成线,对于了解粤汉铁路官绅之纠葛,多有裨益。此外,同一册书中,有关岑氏参与广九铁路,负责广东一省财政情况等史料不胜枚举,若能将之与其他史料相参照,相关历史原像自当日渐清晰。

更值得重视的是,晚清政局中,地方势力之间互相联合、首尾呼应,成为影响政局走势的关键因素,成为晚清治史者不可忽视之处。无论是粤汉铁路,还是随后的川省保路运动,以及清末宪政中的制宪会议等,无不是地方督抚联合制动、互相配合之举。若不能整体性观察这一地方治理的团体合力,而是相反只做各自为政、脸谱化的研究,仅就张之洞言张之洞,就袁世凯言袁世凯,势必隔离历史本身,造成真正的历史碎片化现象。相比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研究的欣欣向荣,以岑氏个人资料出版为契机,加强岑氏研究,补齐晚清政坛研究的短板弱项,丰富和健全对晚清地方治理的网络体系梳理,在整体性掌握和把握晚清政坛演变的趋势和内在机制方面,必是推进未来晚清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

「历史要从整体出发」

杜绝历史碎片,倡导历史整体研究,是当下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拘泥时段,拒绝跨代研究,本身就是典型的碎片化现象。简单来说,辛亥革命胜利本身,并非单是新的民主共和政权民国建造之始,还意味着旧的政权——延续260余年的大清王朝行将就木,以及旧的制度——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系统的走向崩溃。要明了民国时期的诸种制度改革都改了什么,不可不前溯清朝,因此离不开长时段观察之前政治经济诸政之沿革。同样,要明晰清代诸种制度实施之效果,最终之走向,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如何进入近现代社会,又不可不了解晚清历史之终结历程,以及民国初年的社会变迁。

对于朝代更替来说,制度的新旧交替自是一番景象。但是,人们怎么经历新旧变化,仍是这场时代变革的主角所在。对于政坛本身的走向,对于政局的前后交替,除了制度、经济等因素之外,人员的变动与延续又是人们最不应该忽视之处。

岑氏在近代历史上的独特历史地位,即区别于其他政坛人物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在旧制度走向灭亡和新制度艰难产生两个关键时段,始终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处,对于整个政坛的走向有着无可替代的社会影响。从维新变法的光绪帝信任,到庚子事变的单骑救主,再到辛亥革命的居中斡旋,直至反袁斗争中的勇立潮头,岑氏诚为这一段历史的重要角色。这一角色绝非历史人物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潮流和时代所推。因而,岑氏研究实为了解两个时代跨越历程的天然通道。这不仅有助于沟通晚清与民国政局,而且利于管窥各种相关社会事业的改革变迁,若是再与现有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慈禧太后、光绪帝、孙中山等的研究相勾连,必为晚清民国的跨代研究提供全新的历史景象。《岑春煊集》之出版,将为清末民初历史研究带来新前景,值得格外重视和推介。(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岑春煊集》
谭群玉、曹天忠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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