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新中国经贸领域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管制到试点改革，从扩大开放到全面融入全球体系，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波澜壮阔的五个历史阶段。

建国初期的“一边倒”与“进口替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肃清了帝国主义对旧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海关的控制权。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毛主席同期曾指出“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关、国营外贸体系的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外贸与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贸长期入超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权由外商垄断的屈辱历史。但百业待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围堵封锁“不接触、不通商”的遏制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管制中国在美的一切公私财产；英国政府随后还无理征用在香港修理的中国所属永灏轮……

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从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的民族利益出发，中国实行了 “一边倒”的对外经贸方针，如《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外汇管制，采用贸易保护政策；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进一步指示“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的“去美国化”战略；政务院通过《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要求关税政策必须以保护国家生产，保证本国产品对外国商品的竞争力为目标，关税税率必须高于进口商品成本与国内同样货品成本之间的差额，这些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定下了“面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基调。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年利率1%-2.5%总金额为12.75亿卢布的有偿贷款。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引进建设了“156项工程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综合企业为核心的多个重要企业，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重型机械厂电力等，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当时，我国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一度超过 70%；《中苏贸易协定》后，对苏贸易占比也由1950年的29.8%上升至1955年的57%。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贸易受阻，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于1962年跌至谷底。

中苏关系恶化倒逼中国进一步打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渠道。在各种外交努力下，1965年，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比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 52.8%。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也有所发展，如日本政府开始以分期收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化肥、合成纤维等成套机械设备，并签订了著名的 “LT贸易合同”（以廖承志和日本代表的首字母表达）；对新加坡的双边贸易从1965年的6629万美元则迅速增加到1974年的3.42亿美元。

在“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保护原则指导下，当时我国进口产品主要以军事装备和工业设备为主；无益于生产建设的或国内可以生产的用品禁止进口；实行进口原料减免关税、减低国内运费等“限入奖出”政策。这一战略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保护我国工业部门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国内产业体系，增加国内供给以代替进口，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对外经贸随之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易货贸易大部分改为现汇贸易，同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进口项目”（史称“四三方案”）。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外贸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跃升至1978年的 206.38亿美元，增长了近17.2 倍。但随着全球科技迅速发展，“进口替代”战略对本国落后工业的保护战略弊端渐露，技术进步缓慢，工业生产效率明显偏低，产品贸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950年的0.91%下降至1978年的0.57%。

“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的双重改革

1976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关于引进外国技术是 “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观点。中央考察团出国考察归来，制定了 “78（亿美元）引进计划”，包含上海宝山钢铁厂、大庆石油化工厂等的成套引进项目，并建议大胆尝试补偿贸易、协作生产、寄售等各种贸易方式，并首创境外发债筹资建设的先例。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确立了包括引进政策在内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首先是经贸战略的调整。考虑我国资金技术短缺但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丰富，“进口替代”战略开始与“出口导向”战略相结合：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实施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在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则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不同时期不同的出口导向，事实上又形成经贸发展的次级递进战略，如“六五”计划期间重点发展轻纺产品出口，“七五”期间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开始增加；“八五”期间机电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商品； “九五期间”机电产品中的高科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

这一时期制约我国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原材料短缺，需要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1979年，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汇报后，批准在广东、福建搞特区。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 “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因此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参照亚洲 “四小龙”的经验，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发展带动对外开放的格局日益扩大。1980年，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 14个港口城市为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提出长江、珠江三角洲、闽南三个沿海经济带的建设问题；1988年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地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随着各种经济特区的建设，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形成的“三来一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

“对内搞活”涉及外贸管理体制和外贸经营体制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决心使外贸领域的改革首当其冲。

外贸经营体制改革。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西方市场的大门正式向中国敞开，来自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原有外贸体制已经不相适应。首先是放松外贸经营权管制。1978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随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开始设立地方外贸总公司，对外贸易经营权在试点区域中逐渐放开；其次，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第三，实行汇率双轨制，改革外汇留成办法。这样，通过打破行业垄断，下放经营权，使政府部门与所属外贸企业脱钩，实现了外贸公司的转型升级。

外贸管理体制由政府直接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开始尝试使用综合用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鼓励出口政策工具、筹建政策性外贸金融机构扩大远期信用证贴现等扩大银行信贷、实行“工资总额与出口收汇额挂钩”的出口奖励经济杠杆手段，帮助外贸企业实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降低关税水平，取消进口调节税，削减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范围，取消进口替代清单等。

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良性互动下，外贸公司的活力迅速释放，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货物进出口总量由1978年的355亿元人民币，稳步上升至1992年的9119.62亿元人民币，15年间增长超过24倍；同时，在 “出口导向”战略下，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由1980年的49.6%提升至1992年的接近80%，出口结构开始有所优化。

全面开放与贸易自由化制度体系确立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逐步接轨后，我国出口不再以创汇为目的，单纯的 “出口导向”战略开始转向“有选择的出口导向”战略，强调出口向国内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变，以带动国内技术和产业水平提高。针对设备引进中暴露出的技术问题，党的十四大特别强调要抓好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并注重培养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机械电子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外经贸部也专门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兴贸”的战略要求。

1992年1月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专列前往深圳等地考察，开始了改变中国的 “南方之旅”，指出新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发展方向，对外开放的区域也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重点打造由开发区、保税区、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内的特殊开放平台体系；1992年后，又陆续设立了14个保税区，开辟了边境经济合作区，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的创新性设立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这些平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和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国逐渐形成了“全方位、跨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随着复关谈判的深入，中国开始参照世贸组织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深化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 “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1994年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外贸体制从贸易保护体制向贸易自由化体制转变，要求建立有法可依的对外贸易管理与促进体系。

自由贸易体制首先要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削减。到1996年，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削减，关税总水平降至23%。1950年第一部《海关进出口税则》出台时的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为52.9%；1985年关税平均水平为38%，农产品的关税税率由92.3%下降到43.6%；1992年平均关税税率下降到35.6%，并对符合产业政策的商品实行减免，激励出口。加工贸易开始得到迅猛发展。

自由贸易体制需要科学的出口退税制度。建国初期的出口退税制度因为退税额较小，难以为继。1984年，在《产品税条例（草案）》和《增值税条例（草案）》出台时，规定了对出口产品的全面退税，后经部分退税、彻底退税的反复调整，最终在《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后，建立起了科学、稳定的《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这一制度在2007年贸易顺差过大、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压力激增的形势下，通过连续调整出口退税率，确保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使出口退税成为一项高效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弹性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体制反对政府补贴。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国企业不了解对中国的补贴政策，不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真实原因，误解为补贴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致使中国蜂蜜、大蒜先后受到反倾销起诉等不公正待遇。因此我国的政府补贴逐渐由显性走向隐性，1994年国家对汽车产业国产化率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实行进口环节税收的减免；对农业领域的补贴逐渐转到对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中，政府补贴政策及其信息披露开始与国际级接轨。

另外启动汇率并轨改革，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外汇的额度管理；1994年出台 《对外贸易法》，鼓励外贸企业实业化、集团化、股份化；取消外贸承包制；1995年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成为利用外资产业导向的重要指南，中国贸易体制日趋自由化。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并且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5097 亿美元，十年上涨362%；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上涨321%，占全球贸易比重也由2.3%上升至4.4%，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得到了较大提升；特别是加工贸易快速发展，90年代后期加工贸易占比一度达到 55%。随着市场化环境的确立，欧美日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 (如宝洁、摩托罗拉、爱立信、大众汽车、飞利浦、家乐福、德勤、毕马威等) 开始大举投资中国市场；至1999年底，中国连续7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国的国家，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经过 15年入世的艰难谈判（1986年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最后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融入全球贸易与投资战略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我国经贸发展的里程碑。同时，各经济特区促进下的“大进大出”式加工贸易迅速崛起，但加工贸易 “两头在外”的模式与国内的产业关联度较低，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趋弱。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面临再次调整。

首先是严格履行“入世”承诺。2018年中国商务部发布的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白皮书记载，在货物贸易领域，早在 2010年，中国降税承诺就已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 2001年的15.3%降至 9.8%（2017年，中国海关关税实际税率仅为2.48%左右）；在服务贸易领域，截至2007年，100个服务业分部门如金融、电信、建筑、会计、法律、旅游等已按承诺开放。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遵守承诺，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其次是制度上进一步给予引进外资国民待遇，取消超国民待遇和歧视性待遇。2007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接轨；2008年执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公平税负；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本限制；逐步取消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如汽车产业入世前长期属于保护产业，“入世”后在逐步取消保护后，汽车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壮大，汽车销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奇瑞、吉利、江淮等自主品牌开始崛起，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第三是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出口市场多元化不断降低对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入全球产品制造的生产链环节，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从成品出口转向零部件出口，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跨国企业的助推下，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逐渐成型，中国逐渐逐步参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营销等环节，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2011年突破 1200亿美元。2017年在华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9万家，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度占比达到44.7%。

最后是坚定执行“走出去战略”。2000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把 “走出去”战略提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对外投资等 “走出去”战略内容写入“十五”规划纲要。2003-2012年我国企业实际对外投资规模从 28.5 亿美元增长到 87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第三大来源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 “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再次得到提升。

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针对“新时代”对外贸易领域的新特征，党中央明确指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战略的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中国倡议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对外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要里程碑，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达到 87个。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讲话中指出: “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在 “一带一路”带动下，2015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对外投资开始位居全球第二；2019年，入选《世界投资报告》全球10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榜的企业有6家。

随着对外开放层次的提高，2000年，朱镕基总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制度创新成果被推广到全国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速了通关、税务等政府行政职能改革；2020年，发布《海南自贸港建设方案》，进一步简并税制，推进境外投资贸易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运输高度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正在形成。

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就提出了对外经贸长远发展需要“以质取胜”的战略。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同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指出，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的实质，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由依靠规模扩大向依靠质量提高的转变。……提高贸易质量，是对外贸易发展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树立以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经济合作新优势的思想。

总之，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70年间，我国进出口总值由1950年11.35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4.576万亿美元，69年增长了4000多倍！其间，货物贸易结构不断改善，197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由46. 5%提高到2018 年的94.6%；贸易方式不断优化，加工贸易占比持续降低，由2000年的48.5%下降至2018年的27.5%；服务贸易增长迅猛，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由1982年的47亿美元提高为2017年的6957亿美元，增长超过148倍；中国已连续 20年吸收外资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世界之前列；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从每年的几亿美元，发展到 70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投资大国；1978-2017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增量对世界贸易出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3.74%，中国外贸进口额增量对世界贸易进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10.97%，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研究表明，对外贸易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带动相关部门的发展，成为与投资、消费并驾齐驱的 “三驾马车”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加入WTO后，对GDP 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年贡献率在10%～30%之间；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中国外经贸在70年取得的成就震惊世界，堪称奇迹。展望未来，“强起来”的中国，在全球的角色将变得更加引人关注。我们坚信：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只有拥抱世界的人，才配拥抱更多的发展机遇，成就更多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