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发展一度陷入瓶颈，变化远不及广东等地大，从过去的“高个”变成了“矮子”。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在社会上引发了各种讨论，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1990年春夏，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社会学家费孝通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龙头，也是中华巨龙的龙头。“上海是龙头”的设想后被中央采纳，并列入正式文件，为后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国家区域发展总体布局的战略定位提供了参考。今年是费孝通诞辰11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史，尤其是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所肩负的使命是十分有帮助的。

“设想”的提出

费孝通关于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龙头的设想，是他一生研究的主题——城乡发展道路的深化，通过不断扩大社区研究范围，一步一步地在长期实际观察和研究中提出的。

1982年1月，费孝通四访江村后“更上一层楼”，走出江村，研究小城镇、大中城市，进而研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费孝通在观察和研究特定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时，看到了超越行政区域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萌芽了区域经济的概念。1987年和1988年在区域发展研究中，费孝通和民盟中央先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临夏和海东经济协作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复和试行。

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吸收国际经验，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内地要造几个香港。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分析世界格局和中国的优势时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时隔两年，邓小平在上海直接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这个反思是中肯的。那么，怎样振兴上海，发挥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呢？

1990年春节前后，费孝通学习邓小平有关论述，结合长江三角洲的现实进行比较分析，发觉中国还缺少一个和香港相当水平的经济中心。费孝通以此为议题与钱伟长、高天等民盟中央领导进行了多次商讨，认为建立“大陆香港”，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最有条件。同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费孝通和钱伟长带着民盟中央的想法，多次与上海、江苏、浙江的领导和代表、委员一起商讨开发长江三角洲的问题。在听取各方意见后，4月9日，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费孝通认为，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枢纽地带。在这里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于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腾飞，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这个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通过陇海铁路大动脉与西北原材料基地和三线所蕴藏的技术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应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恢复其在东亚应有的地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建议。费孝通全面、系统、简明地概述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从中国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局中强调了上海地位的重要，与中共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决策甚为一致。

“龙头”地位的基础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怎样发展，可以有多种发展战略。费孝通运用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怎样缩短东、中、西部差距的道路，做了许多区域发展研究。他认为，中国在跨世纪的战略部署中，应当选择重点——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由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带动更大区域乃至全国的发展。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的优势作用，有利于有效整合产业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资源，也是带动全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战略选择。但是，这种中心城市的选择既不是争来的，也不是主观任意决定的，它是自然的历史演进，有其条件和基础的。而上海作为长三角发展的“龙头”，是具备基础的。

第一，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费孝通参观宁波附近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后，获得证明：一是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先民长期依托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流域繁衍生息；二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具有大致相同的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六七千年前就有了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建筑业等；三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在春秋时期是吴、越文化的所在地，吴、越文化是上海“海派文化”的母体。他说，虽然上古时代这里在文化上并不统一，而是彼此分开的，“但区域之间已经有交流的融通。各个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过夏、商、周各代的发展才逐步消除，到了秦、汉已形成一个统一体，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强大国家的一部分”。他认为，地域相连，文化相融，人缘相亲，经济相往，现在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认同基础的。

第二，上海有着优越的区位条件。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上海则地处这万里海疆的中点，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俗称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交汇处，面对太平洋，通往世界。上海是沿江、沿海城市的交通枢纽，与此密切相连的是上海有广袤的腹地，除长江流域外，还包括中国的西部和华北，极其广阔。费孝通在1990年设想的“中华巨龙”的另一头是黄河上游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是块宝地。他认为，东、中、西部等广大腹地与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配合起来，中国就可以壮大，发展成为一条中华巨龙。

第三，上海历史上是远东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运输中心。上海开埠前，长期处于中国边隅海陬，元明以后才有所发展，但其地位远不及被称为“天堂”的苏州和杭州。上海港被迫开埠后，襟江带海的区位条件促使海运得到了迅速发展，走上了以港兴商、以商兴市的道路。苏州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逐渐位移上海，不仅江浙地区邻近府县，就是苏州本地的商业活动也被纳入上海内外贸易的直接辐射圈内。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168家银行，58家外国银行在上海设立了分行。上海的这种优势，有地理的因素，但主要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2018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按照中央对上海的定位和要求，提出要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即“五个中心”。这是在原来“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对上海战略发展的新定位，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结合的决策。

第四，上海有以其为核心的城镇体系。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取代了以内向型为特征的苏州中心城市的位置，后受上海外向型发展的强力吸纳，长江三角洲的城镇体系出现了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费孝通在《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中指出，上海周围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都不是被动等待“开发”的地域，而是蕴藏着巨大活力的源泉，有很强的实力。这种实力，包括资金、技术等，也包括人们的文化、习俗、组织、心理、热情、信心、信任等，它们本身就有推动上海向上提升的作用，上海应该积极主动地联合它们，让各种基层力量释放出来，联合起来，变成促进区域发展的持久动力。

第五，上海是中国新文化的重地。近代以来，上海是海内外四方移民汇聚的城市，又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码头”，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受现代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社会的影响。中国最早的西医、西药和西式医院，新式报刊，新式教育和新式学堂，新式的出版事业和新式的演出舞台，以及新的学术信息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等，在上海都获得领先的传播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借鉴创新更是与日俱增。费孝通指出：“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不仅仅是有更多的洋楼，说更多的英语(洋泾浜)，真正的特色是心理上和观念上的。……上海实际上一直影响着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又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第六，上海是人才高地。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才不仅仅指社会精英，还应包括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广大劳动者。上海是中国工商业的基地，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近、现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发生在这里。这表明上海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费孝通从海内外移民多元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上海人的文化“基因”与素养，“由于长期处于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上海市民对差异的包容性、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面对机会的选择能力得到了加强，并且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对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对人际关系的合理性、选择性乃至实用性的要求都得到强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有了更多的发挥机会，同时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其他地区的人才、港澳台同胞、海外归国人员、外国人员来到上海。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和梦想加入到上海的社会生活中，给上每带来很多新的东西，推动了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上海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上海人才在科技、管理和国际化程度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肩负起上海龙头地位的重任。

上述几个方面，有的已为不少学者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但将其综合进行这样的分析却是费孝通的独特之处。基于上述上海的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和国家与全球经济发展态势，他洞察到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开发和中国崛起中应起龙头作用，并与国家的战略规划不谋而合，这无疑是一种开创性的见解。

“龙头”地位的内涵

费孝通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提出上海的龙头地位命题，有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上海发展的战略方向。1990年前后，上海提出开发浦东时，上海发展的战略方向怎样定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深圳式”，就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为“通向国际市场的一个窗口”，一个连接中外的枢纽。其二是“香港式”，是指直接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贸易、金融的中心，主要目标不在于连接内外的“窗口”或“纽带”，而是具有中心作用的国际大都市。费孝通赞成第二种看法。费孝通心目中的上海，不只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龙头，更应当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要服务全国。

第二，“大上海”的概念。费孝通认为，上海应当是一个洲际贸易、金融的中心，是一个繁荣的、以洲际交通为主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必须用全国一盘棋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变化，当上海成为这个国际贸易上的一个“亮点”的时候，长江就是经过上海通向世界的物流渠道，上海应当是这个区域经济的总调度室。“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一个超越行政区域的‘大上海’。”“大上海”与通常说的上海有别，是跨行政区划的概念，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核心地域概念，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共同性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或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即世界第六城市群的概念。其实质是说上海在宏观格局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它的理念、行动都要从“全国一盘棋”，即中国崛起这个大局出发，不能为上海而上海。

第三，心、口、腹地与脉络。这四者是一个统一体，是费孝通区域发展思想的重要构成，他在多篇文章中一再论述，启示人们要有整体观，避免片面性。怎样理解这四者的辩证关系呢？费孝通以人体作比喻，认为区域经济的构成与发展要有一个“心”，一个“肚子”，一张“嘴”，还要有“脉络”等条件。“心”指中心城市；“肚子”是腹地，即与中心城市相联系的众多农村、市镇及其田野、工矿企业；“嘴”就是港口和出口，即内外贸易的口岸；“脉络”就是便捷的交通（干线）、通讯和通畅的流通网络。这四者彼此依存，构成一个整体。其中他特别提出，腹地中各类城市、乡村和中心城镇的互动关系，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区域的一般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内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生活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问题。费孝通特别希望上海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和中国经济的龙头，要以全国一盘棋的眼光处理好与腹地、各兄弟港口的关系，要发挥国际人流、物流的总调度室功能，做好信息交流、金融流通的总服务站工作。

第四，发展的动力。费孝通曾多次反思说，自己过去的研究是见物不见人，存在缺陷。但在探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时，关注了人和人的愿望、心理和思想，这是他在实证研究中弥补缺陷的又一个事例。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国际经济的刺激，但这不是力量的基础，“区域发展的真正持久的、广泛的动力，永远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上海应该积极主动地联合各方，形成合力推动发展。

第五，“统分双层结构”。费孝通在设想长江三角洲开发的内涵时，还强调一点，认为这个经济开发区内将存在分与统的双层结构。其一，是基层与上层的关系。基层是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独资、合资、合作等所有制，是多元化结构；上层可以是上海与江、浙合作并和国家配合形成高层次的贸易、金融、运输、科技服务中心体系，只有强化这个地方和国家的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全结构的统一协调。其二，是对上海自身发展的取舍要求。费孝通认为上海的发展有一个轻重问题，对“重”的下大力“抓上去”，对“轻”的要舍得“分出去”。贸易、金融、科技、信息、服务等是上海之重，要抓上去；工业特别是一般制造业，应分出去，一层层地分出去，利用贸易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层层地带动起来。如能这样，上海“才是区域经济中的大上海，一个中国经济的龙头”。

今天，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上海作为“龙头”也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有理由相信，长三角一体化未来将会产生很大的力量，这条巨龙的腾飞指日可待，而上海这个龙头，也将像费孝通所说的那样“从‘打长江牌’跃上‘打中华牌’的阶段”。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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