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大爷无健康码徒步千里”的新闻引起热议，由于老人没有随身携带智能手机，无法扫码乘车，几小时的车程生生走了大半个月。最近官方辟谣，大爷实际上乘坐了火车，并无网传徒步千里的情况。但关于老年人在数字时代面临种种不便甚至遭歧视的讨论，并未就此打住。有网友调侃：“真是越来越不敢老了。”

新闻虽假，问题却是真的，公众的担忧不无道理。疫情期间，全国多地都发生过老年人因无法扫描健康码而与防疫人员产生冲突的事件。而在日常生活中，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医院预约挂号、地铁刷卡进站、超市扫码支付等场景，都离不开智能手机，电子“便利”的另一面，却是不少老年人寸步难行的电子“障碍”。

手机虽小，兹事体大。如何看待科技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老年人权益，更事关我们对于一个美好社会的应然许诺。不同社会群体首先应当取得一种共识：科技为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因此，不仅不能因噎废食，还要更进一步优化科研和舆论环境，通过研发新技术、鼓励新业态，让科技为更美好的生活服务。

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一种令人“细思极恐”的思维方式。

在这场讨论中，有人认为，正因为科技倒逼人类进步，如果老人不主动学习，就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不便，甚至不得不接受被淘汰。

这一义正词严的论调，看似颇有道理，实则充斥着“何不食肉糜”的傲慢。在一个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个人的学习能力固然很重要，但这并非也不该成为对全体公民的强制性要求，这不仅不现实，也有违法治精神——公民应当拥有“不学习新技术”的权利。

况且，每个人的能力条件以及在社会中获得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结构性的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的不努力或懒惰。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所说：“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对老人来说，受限于认知和行为能力等因素，智能手机的学习成本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人性化、有温度的社会，不能强行将没有“奔跑”能力的老人推上“快车道”，而是要尊重其在“快时代”中依然保留的“慢权利”，并为保护这一权利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公共政策，让老人“慢”得更舒心，“慢”得更满意。

实际上，新技术和既有的生活秩序，本就不应该是对立关系。社会的演进，也并非是一味是新取代旧、多取代少的过程。在实际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调适，并与旧事物进行磨合，这也考验着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在健康码这个例子中，各地已有一些灵活的做法，例如有些地方，老人和学生可以由监护人申请纸质版的健康码随身携带，即使不懂操作，同样能够享受到科技的护佑。

更进一步讲，小小智能手机所折射的，不仅是一场关于时代进步的“快慢之争”，更是一个多数大众利益和少数弱势群体权益如何平衡兼顾的问题。

当社会默认所有人会使用智能手机时，牺牲的是少数还在使用老年机甚至没有手机的老年人的利益；当社会默认所有人视力和四肢健全时，牺牲的是需要盲道导航和轮椅出行的残疾人的利益；甚至随着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每个人都可能沦为某一方面的弱势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将主流群体之外的弱势群体纳入进考量范畴，这不仅是城市温度的体现，更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上海市委全会指出，努力打造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的城市、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既然“人人”，就意味着“一个都不少”，意味着决策和政策应当有更宽的视野、更全面的把握、更贴心的考量。

“人民城市”的人民性，意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