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参观交大西迁博物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7年12月11日为15位西迁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点赞”西迁老教授之后，第三次重点阐释交大西迁意义、“西迁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习近平总书记说：“从黄浦江畔搬到渭水之滨，你们打起背包就出发，舍小家顾大家。交大西迁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对西部发展战略布局来讲，意义都十分重大。”他强调：“交大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勉励广大师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把“西迁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交大西迁缘何而起？西迁背后又有哪些曲折而感人的故事？让我们回溯交大西迁史实，深入理解“西迁精神”，重温交大人以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和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所铸就的华彩篇章。

中央为何决定交大西迁？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我国原有工业的地区分布很不合理，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确定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要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积极支援华北、西北、华中、西南等地区新的工业基地建设；要在内地发展中小城市，适当限制沿海大城市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方针，“一五”期间兴建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的就有472个。

同样地，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存在很大的差异性。1955年，全国188所高等学校中，51%位于沿海城市；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有62%位于沿海一带。因此，“一五”计划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建设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学校的设置分布应避免过分集中，工科高等学校应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为配合工业布局的调整，1955-1957年再进行一次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院校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加强内地学校，计划在西安、兰州、成都、重庆、内蒙古等地新建、扩建、内迁一部分学校，并将沿海地区个别高等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内迁，实现新的建设布局。

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国防形势严峻。新中国成立以来，就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威胁封锁。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虽已停战，但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未变。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直声称“反攻大陆”，对东南沿海地区及岛屿进行骚扰破坏。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盘踞于台湾海峡，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战云密布。为准备应对突发事变，上海等沿海城市实施紧缩政策，并组织部分工厂学校内迁。

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央方针，向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上报《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缩减沿海城市高等学校发展规模、扩建内地学校的任务。报告涉及交通大学的内容有：一是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二是交通大学等校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调出，在成都成立电讯工程学院；三是原计划成立的造船学院仍设在上海，暂借用交通大学的校舍进行招生教学。这是高教部党组报国务院决定交大西迁最早见于文字的一份报告。次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将该报告批呈陈毅副总理，其后几天送陈云副总理批示同意，报经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圈阅后退总理办公室，送周恩来总理审阅批准。这样，交通大学内迁决定就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决定下来。几天后，即1955年4月初，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首批交大师生迁往西安

1955年4月7日晚，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彭康接到高教部决定交大迁校西安的电话通知。学校立即启动准备工作，4月9日彭康在校党委会议和校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首次传达，并部署相关工作。4月中旬，总务长任梦林等人赴北京，听取高教部关于交大迁校和建校的具体指示。5月6日，彭康和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等老教授一同在西安勘察、选定新校址。新校址位于西安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的皇甫庄，占地84公顷，与著名的唐代兴庆宫和龙池遗址仅一路之隔。

西安新校址选定后，基建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启动。8月20日，学校在西安成立办事处，着手征地和各种筹备工作。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仅3个月就完成征地任务。随后，华东建设工程设计院专门组成设计组，从上海前往西安进行现场设计。10月26日，西安新校址破土动工。西安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组织1000多名（最多时达2000多名）建筑工人开赴工地，夜以继日，争分夺秒，进行雨季和冬季施工，不论是刮风、下雨、下雪，甚至是除夕之夜，都没有停止过。至1956年暑假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包括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同时进行了配套绿化工作，从而确保了第一批迁校师生教学和生活用房的需要。

迁校西安的消息传遍至交大校园后，全校为搬迁工作而沸腾、忙碌着。5月25日，学校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的迁校决定是正确的，必须坚决执行，并保证顺利完成。1955年和1956年入学的学生及有关教师和相应的职工应于1956学年度起在西安新址进行教学；其余的师生员工于1957年暑假前基本上完成搬迁任务。9月24日，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由副校长陈石英任主任委员，教务长陈大燮、总务长任梦林任副主任委员。党内成立由苏庄、邓旭初和任梦林组成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11月24日，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向全校公布，就迁校的任务、工作进程、宣传、人事、总务、招生等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广大师生员工在了解了西迁的重大意义后，纷纷表示要顾全大局，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迁校任务。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1956年暑期成功实现了第一批搬迁工作。6月2日，以总务后勤部门为主的先遣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一行50余人抵达西安。7月20日，副教务长张鸿教授带领首批教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8月10日在副校长苏庄率领下，400名教职工及家属、600名学生组成的西迁“大部队”乘专列，从徐家汇火车站开往西安。图书、设备、物资等络绎不绝地运往西安。9月初，2133名1956届本科新生直接到西安新校址报到。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开学典礼，陕西省、西安市领导和兄弟院校、有关单位代表及上海特别派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1956年秋，交通大学在西安有一年级、二年级学生共3906人；教职工815人，其中教师243人；家属约1200人。一所崭新的交大校园在古城西安出现了。

交大迁校西安的同时，1956年7月1日，上海造船学院在交大徐家汇校址挂牌成立，交大造船工程系调入上海造船学院。8月，交大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参与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交大与上海交大

1956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成功召开，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国防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论十大关系》报告还提出要处理好内地和沿海的关系，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强调上海“必须充分利用”，而且“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决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在此背景下，1956年6、7月间，国务院和高教部对交大迁校问题进行了复议，研究结果是仍维持迁校西安的决定。但考虑到交大西迁后，上海经济建设同样需要高水平的工科专业人才，上海市委提议由交大负责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工科学院。8月25日，根据周恩来总理“交大迁校，必须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的指示，在交大校址上又成立了南洋工学院筹备委员会。

1957年春，中央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交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整风精神就迁校西安问题展开鸣放，出现了该不该迁校的争议。争鸣影响之大，受到高教部与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交大西迁问题，他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于6月4日在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解决迁校问题必须坚持“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交大的问题交给交大师生自己决定”等原则，并提出两大解决方针。一是全搬西安，二是搬回上海。搬回上海又可考虑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多留些专业在西安；第二方案是全部搬回上海，这恐怕不好，交大师生也于心不忍；第三方案是折衷方案，师生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这样做可照顾各方面，对支援西北有好处，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通大学也有利。

总理讲话精神传达到学校后，广大师生认为周总理的讲话中肯、全面、客观。全校师生从国家大局出发，反复商议，重新统一思想。1957年7月29日，交大党委最终通过“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学校，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迁校新方案，并正式呈报高教部。为避免专业设置重复，8月4日高教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交通大学迁校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的报告》，提出将上海造船学院和正在筹建的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将西北工学院的地质、采矿、纺织系和西北农学院的水利、土壤改良系以及西安动力学院的全部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9月5日，周恩来亲笔致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通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两地的新方案。9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批复》，正式批准交通大学迁校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

交大分设两地新方案确定后，基建、搬迁、合校、招生等工作继续紧张有序地展开。至1957年底，西安部分设有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制造、电力工程、电工器材制造、无线电、水利、工程力学、应用数理、纺织、采矿、地质11个系23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585人，其中教师1083人；在校学生6881人，包括研究生17人。上海部分设有机械制造、运输起重机械制造、电力工程、电工器材制造、船舶制造、船舶动力、动力机械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数为2300人，其中教师890人，学生5078人；包括交大留在上海的师生员工及合并到交大上海部分的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的师生员工。可以说，交通大学的主要力量迁到了西安，达到了周恩来总理希望的“尽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设”。

1959年3月12日，中央公布一批重点学校的名单，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列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中的两所。6月2日，教育部给国务院专门报告，提出交大两部分在专业设置、师资设备方面均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碍于距离遥远，行政上不便继续实行统一管理，拟将两部分独立成为两个学校。7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并先后任命谢邦治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向西而歌：西迁中的交大人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学校经受了各种考验，广大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党委书记、校长彭康为首的党政领导班子毅然担起了领导交大迁往西安以及学校分设两地后专业归并、人事调配、机构重组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彭康反复强调：“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当迁校出现激烈争论时，彭康及时组织全校师生学习周总理和高教部的指示精神，在推动师生全面认识交大西迁的重要意义和历史责任上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一人挑起书记、校长两副担子，领导着当时规模体量最大的高校之一，长期奔波于上海、西安两地，处理着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他统筹谋划，为把交大建设成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学”，在专业设置、师资配备、校园规划等方面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分别搭建了后续发展的基础与平台。当中央决定分别成立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时，组织上给了彭康一个选择：是留在上海还是远赴西安，他只说了四个字“我应该去”。他用自己的行动带头举家西迁，在西北扎下根。在他的率先垂范下，交大党委会17位委员中有16人去了西安。

迁校的执行者和行动者是交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党指向哪就打到哪”“哪里需要哪安家”！教师中一批知名教授、老教师和大批中青年教师，毅然放弃了上海舒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奔赴西北，重新安家创业，以实际行动支援大西北建设。教务长、机械系一级教授陈大燮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在完成1956年招生任务后即偕同夫人迁往西安开展工作。他既是我国热力工程教育的开拓者，也是西安交大的建设功臣，为学校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学科研质量、树立优良教风学风呕心沥血。电工系系主任、一级教授钟兆琳年届花甲，夫人长期卧病在床，但他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他婉拒了周恩来总理请他留在上海的建议，带头报名，随校西迁。他的表率作用激励了许多教师、学生，有些心存顾虑的教师纷纷以钟先生为榜样，做好家人的说服工作，举家西迁。迁往西安的知名教授还有一级教授朱公谨，二级教授赵富鑫、张鸿、陈季丹、严晙、沈尚贤、黄席椿、周惠久、朱麟五、吴之凤、沈三多，以及殷大钧、陈学俊、来虔、孙成璠、顾崇衔、冯㭎、吴有荣、袁轶群、江宏俊、陆振国、顾逢时、刘美荫等。

西安的工作学习条件比较艰苦，自是不言而喻的。当交大师生来到西安时，校园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因初建，不免有简陋之处。据师生们回忆：教学区内及北门、东门外，不少地方雨雪天气一片泥泞，生活区内更是如此，带来行动的不便。室内大多尚未安装取暖设施，冬季进入教室、会议室等，均要全副冬装。特别是在风雨交加时，在临时搭建的草棚大礼堂开会、听报告，真得经受严寒的考验。还有同学编了个顺口溜“电灯不明，自来水不灵，道路不平”，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但艰苦的条件抵达不住同学们对求学求知的激情，这群奔赴西安、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校刊上热情撰文，呼吁高唱一支“建设祖国富饶的内地”之歌。许多应届高中生在交大60周年校庆之际参观校庆展览馆，看了交大远景规划和西安新校址介绍，纷纷表示：无论交大搬到哪里，我都要投考交大。同学们在广大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继承发扬老交大严谨、踏实的学风，刻苦学习，努力拼搏，立志以实际行动投身祖国西部建设。

西迁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数以千计的教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的迁移，合计上千节车皮、数以万吨计的仪器、设备、图书、教学用具、家具等物资的搬迁和安装，新校址教学、科研、生产、体育、生活设施的配套并开始运转，等等。西迁中的交大师生永远不会忘记为确保学校工作有序进行、为带给大家生活便利而付出了艰辛劳动的总务科、膳食科、花木组等后勤部门的数百位职工。后勤战线的干部职工兵分南北两地，一地在上海将仪器设备、家具行李打包并搬运上西行的列车，一地在西安火车站卸车运至新校址，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要安全搬迁到新的实验室并就位，课桌椅要按期进教室，教工家具和行李要不损坏、不遗失、不弄乱、逐户进屋，还有保证西迁的师生到达西安后立即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洗上热水澡。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劳动的老司机、老花匠、水电工，无不为学校西迁及建设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担任西安部分建校总指挥的总务长任梦林，更是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后勤“大管家”。

为解决师生工作生活困难，在上海、西安两地政府支持下，学校还妥善安排教职工家属工作调动和子女入学问题，先后从上海动员迁来了幼儿园、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生活服务部门，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上海新村”，使师生员工尽快地适应西安的生活。

西安、上海两地师生员工凝聚集体的力量，克服西迁及分设初期专业调整、人员调动以及因招生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师资紧缺等困难，以实际行动做到了迁校和教学两不误。交大没有因为迁校而延误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停开课程，没有因为迁校而影响原定的教学实验。

交大西迁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新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署下的重大历史事件。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从全部内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再到分建两校，历时四年圆满完成迁校任务，实现了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既支援了西部建设，又满足了上海需要。其后经过两地几代交大人的不懈努力，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双双跻身“双一流”建设高校，并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目标携手奋进。这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堪称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大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全体交大人在西迁中胸怀大局，爱国为民，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闻风而动，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义无反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把现代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的每一寸山川大地。交大西迁孕育而成的西迁精神，为百廿年交大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值得代代交大人及全体中华学人珍视、传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