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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笔下的刘广宁:爱艺术的大小姐是如何走入上译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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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潘争 2020-06-25 11:02
摘要:25日凌晨,惊闻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刘广宁因病离世,特将她的儿子潘争所著《棚内棚外——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辉煌与悲怆》一书(本报曾连载)中有关她的片断摘录出来,以怀念她的“中国好声音”。

酷爱艺术的大小姐

1959年冬季的一个上午,一对母女走出位于上海原法租界高级住宅区淮海中路1857弄67号的一幢西班牙式洋房,一起走向不远处武康路上的26路电车站。其中那个年方二十的姑娘就是我的妈妈刘广宁,而陪伴她的中年妇女则是她的母亲,我的外婆席德芬。这母女俩坐上了26路电车,然后在常熟路转乘45路公共汽车,来到了万航渡路上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而她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一场配音演员招聘考试。

我的母亲刘广宁出身于一个背景深厚的民国官宦家庭,在这个祖籍福州的大家族的家谱上写有许多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大名。她的祖父刘崇杰(1880—1956年):字子楷,是晚清及民国期间著名的外交家,而刘崇杰的祖母则是林则徐之女。刘崇杰于1906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回国后曾任福建法政学堂监督兼教务长和教育部福建学务视察员。之后刘崇杰进入外交界,从1910年起任中国驻日本使馆一等参赞,民国建立后继续留任,后任一等秘书、驻横滨领事、驻日代办。当年我的外公就出生在中国驻日使馆,而为他接生的是日本天皇裕仁的接生婆。

刘崇杰从日本奉调回国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1919年,时任国务院参议的刘崇杰被任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与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及梁启超等人一起赴欧参会。次年他出任中国驻西班牙兼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1932年他与顾维钧随同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考察东三省被占情况,并于同年6月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常务副部长),1933年改任中国驻德国兼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翌年专任驻德国公使,1935年调任中国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

刘崇杰的长兄是人称“民国大律师”的刘崇佑先生。刘崇佑(1877—1942年)十七岁中举,后东渡日本学习法律,毕业于明治法政学堂,人称“双榜举人”。“一·二九”惨案中,刘崇佑受天津学生联合会委托为周恩来、郭隆真等四名被捕南开学生辩护,最后法官终于勉强以羁押、罚款而释放了周恩来等人,天津学联赠景泰蓝大花瓶给刘大律师作为感谢。之后刘崇佑又资助周恩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并在他们留学期间经常资以生活费。抗日战争中,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遭当局囚禁于苏州监狱。刘崇佑任律师团首席辩护人出庭抗辩。

时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博士是我妈的堂伯。再有,被称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之父”的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师、建筑教育家、中国现代建筑奠基人、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冯纪忠教授则是我妈的表伯(我太婆的亲外甥)兼干爹。此外,我外婆席德芬则出身于苏州洞庭东山的席氏望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为代表人物的席氏家族在上海滩是风云一时的买办世家。当时外商在上海开设的三十四家银行中的十七家由席氏家族成员担任买办,在上海金融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19世纪末的上海金融界曾流传着这样一首口谚:“徽帮人(安徽帮商人)再狠,见了山上帮(洞庭东山人)还得忍一忍。”

194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撤退,刘崇杰带着对新政权的希望留了下来。1949年后,他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及福建省政协特邀委员,后逝世于1956年。由于家世渊源,早年我太公与梅兰芳、马连良、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大师过从甚密。梅兰芳先生和电影明星胡蝶访问德国时曾造访中国驻德使馆,受到了时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的我太公的盛情款待,而我那身为公使夫人的太婆(我妈的祖母)还亲自驾驶中国使馆的汽车带着胡蝶在柏林市内兜风,却不慎撞到路边的大树,吓得当时经过现场的德国胖女人尖声大叫。幸好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伤亡。

当年每逢梅兰芳先生来沪,我太公就会请他与自己的好友冯耿光一同去陕西南路红房子西菜馆吃法国大菜,喝牛尾汤。冯耿光(1882—1966年)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生,曾任中国银行总裁、新华银行董事长、联华影业公司董事、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等职,也是梅兰芳的主要赞助人。马连良是回族,他造访刘家时,我太公就会从外面清真馆子叫菜来家中款待他,而马连良还曾带我妈和我大舅去他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吃北京黄酱做的炸酱面。早年我妈想学京戏,为了让她打消那个念头,我太公甚至劳动马连良“苦口婆心”地吓唬我妈,说“学戏要天天压腿,练功如何如何苦”,才总算是把大小姐给唬住了。由于我太公与著名军事学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早年同为留日学生,彼此私交甚笃,而他的女公子蒋英(著名声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钱学森夫人)与我的两位姑婆(我外公的两个妹妹)亦是好朋友。早年蒋百里先生的日籍遗孀佐梅夫人还经常带着女儿蒋英造访我外婆家,还操着一口有些生硬的中文与我太公、太婆交谈。这样的家庭环境令我妈从小便得以耳濡目染大师的风范,接受了广泛的艺术熏陶。加之出生于北京的我太婆爱听京剧,又说得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使得我妈在儿时便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同时也种下了她憧憬艺术的种子。从高中时期开始,我妈便参加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广播剧团,从那时起还与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侄女、厦门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韦嫱女士结为至交,至今我们还与韦嫱、她的女儿——香港城市理工大学副教授鄢秀及其夫婿——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弟子、香港城市理工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国学大师郑培凯教授交往频繁。

终于走进了上译厂

我外婆家“文革”前一直住在上海一幢独栋西班牙式洋房里。外面的弄堂隔着院墙便是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当年的宋宅深宅大院,高墙上安装着电网,沿大院西墙外的弄堂里有卫兵日夜巡逻。有天晚上,一个裁缝来刘家送做好的衣服。他刚走进那条弄堂就突然听到暗处有人一声大喝:“站住!谁?”原来是藏在暗处警卫宋宅的解放军哨兵看到抱着包裹的裁缝走进黑乎乎的弄堂就警惕地端起枪对他大声盘问,结果吓得那个胆小的裁缝把衣服包都掉到了地上,他连忙哆哆嗦嗦地操着苏北话回答:“是我呀,是我呀!”

从上海第四女子中学毕业之后,刘广宁似乎对考大学并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她反而开始不断叩击各专业艺术团体和院校的大门,但初期的种种尝试却每每以石沉大海或铩羽而归而结束。人生的际遇有时就是这么奇妙而不可测,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妈在不经意间听到邻居随口一句“上海电影译制厂在招人”,就贸然地提笔给上译厂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而据我妈自己说像类似这样给各类艺术团体写自荐信的次数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而少量回信的内容也基本上是“敬谢不敏”。不料,这封在她漫漫艺术求索路上“例行公事”发出的自荐信却很快收到了回音,我妈收到了一封里面有一张加盖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公章的手书普通信笺的通知,让她去厂里参加配音演员招聘考试。我妈说那张信纸上并无具名,但就是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通知一下子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使我妈迈上了一条貌似平坦但实则艰辛的“星光大道”。

当时在上译厂参加考试的男女共七个。厂里先是让他们每人准备一个片段,于是我妈就朗诵了一个“歌颂大海”之类的诗歌。然后厂里又给了一个剧本让他们准备一下,之后考男女台词对话。我妈后来才知道当时她读的是在1960年译制的匈牙利和捷克合拍的电影《圣彼得的伞》片段,而她读的那个角色后来是由李梓配的。我妈准备了一会儿后就进棚了,当时录音棚里的主考官是译制导演时汉威。

第一次考试那天还有个插曲。当我妈怯生生地在我外婆的陪伴下走进上译厂大门时却迎面碰上了个老熟人,而那个“老熟人”就是上译厂的英语翻译朱人骏。原来刘家在静安区昌平路居住时,朱人骏曾在当地居委会挂职主任。因为我的外婆那时也在同一居委会担任里弄干部,所以两人认识。朱人骏主动跟我外婆打着招呼,彼此聊了几句。由于我妈以前遵其母嘱一直尊称朱人骏为“朱先生”,所以她进厂后,虽然同事里没什么人称朱人骏为“先生”,我妈却一直到其晚年还恭恭敬敬地称他“朱先生”。也正是因为这么个在厂里显得比较“突兀”的称呼,弄得很多人误以为刘广宁是由朱人骏介绍进来的。后来苏秀等人还把这个有趣的传闻告诉了她。

进了那个被很多人称为“破破烂烂”的录音棚,我妈却一点都没觉得它“破烂”,相反,她一到这个棚里就觉得舒服,感觉环境蛮适合她的,念台词也不紧张,因为前面也没人看着她。我妈记得考试的时候银幕并没有放画面,那天考完后过了一阵厂里又来了通知,那时第一轮的面试者已经被刷掉几个了,复试时就剩下包括我妈在内的二男一女三个人了。

第二次复试就直接试戏了,当时试的是由苏秀导演的越南黑白电影《同一条江》(男女主角分别由陆英华和赵慎之配音)。由于我妈读中学时在淮海中学听过苏秀、赵慎之、胡庆汉的朗诵,所以感觉并不太陌生。那次复试时我妈第一次看到银幕上放出了画面,她记得画面上是人物从一个斜坡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画面反复地在那儿放,银幕上的角色由老演员程引配音:“他们来找你了,今天晚上出海去。”不料到了第二遍还是“他们来找你了,今天晚上出海去”,一直在循环。那时她才知道,配音流程是把影片切成一段段,并一遍遍循环放映的。直到今天,我妈还牢牢记着那天黑白银幕上的那个人物和人物的那个动作。

那次复试时我妈配的是些零碎角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试试她的戏。一开始的时候我妈连什么叫“对口型”都不知道,只好凭着自己的感觉,看银幕上的人物开口她也跟着开口,一通瞎对,全无技巧可言。一遍录罢放出来一听,她几乎完全不认识她自己的声音了。由于一般人在生活里说话时耳朵听到的是从自己口腔里发出的声音,但是从外界其他声源传出来自己的声音则听上去会有些失真。例如我妈读书时在广播电台录广播剧时就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像比平时说话时年龄要小,而这次的大棚录音让她听上去总觉得有点儿不像是自己在说话。之后过了不久我妈接到第三次通知又去试了一部戏,这一次是由胡庆汉导演的苏联电影《伊利顿之子》,而她那次配的又是个零碎角色。第二次试戏后,招聘的事就很是沉寂了一段时间,这下子我妈有些沉不住气了,她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到厂里去催问长得胖乎乎的上译厂办公室主任朱江。又过了段时间,她企盼已久的通知终于通过电话线传来了,电话里朱主任通知她到位于淮海中路近瑞金二路的上海市电影局医务室去检查身体,而这个“检查身体”的通知也就意味着我妈已经被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录取了!

经过了几个月反反复复的面试、试戏和等待,在1950年代末报名参加考试的刘广宁终于在1960年代初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电影译制厂,成为一名电影配音演员。那年,我妈年方二十一岁。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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