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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煦路多福里21号的抗战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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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笑 之 2020-06-26 07:46
摘要:上海市静安区从成都北路到石门一路之间短短的一段延安中路上,集中了多处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场所,有中共二大会址、人民出版社、平民女校以及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人们对于西安、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比较熟悉,对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了解并不太多。因为它在1937年9月设立,当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转入地下,1939年11月撤销。时间不长,却在鼓舞人民、宣传抗日上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延安中路(原福煦路)504弄多福里,是一条建于1930年的新式里弄,里弄为石库门住宅,砖木二层结构,总计66幢,两边按六排行列式布置,总弄和支弄都较更早期建造的里弄要宽。

弄内21号,标准的石库门门洞,水泥门框,线条流畅,门楣极为简约,仅用凹凸块状和线条勾勒对比加深门楣的立体感,使之显出一些气派来。漆黑的双开大门,门旁墙上一块白色铭牌上是中、英文的说明: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兼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公布  上海市文物局立。而其实,该址在196297日,就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门口的铭牌

“李公馆”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站在门前,遥想当年。

上世纪30年代最初的年头,这里的房子刚刚落成不久,簇新摩登。多福里在公共租界里,属于英美势力范围,地段优雅,房子又新又时尚,价钱当然不便宜,故而能够住进来的多是较为体面的人物。当房子陆续装修停当,弄堂里住的人也一点点多起来。住在这条弄堂里的女人烫发旗袍高跟鞋,男人包头西服领带三节头绅士皮鞋,裤缝笔挺。他们在这条弄堂里昂首阔步。

19373月,弄堂里搬进来一对与弄堂其他居民一样体面的夫妇,住在21号。21号是一幢坐北朝南两楼两底有厢房的住宅,一家人住相当适宜。这对夫妇就是李克农和赵瑛。因此,多福里21号,对外称李公馆


红色为办事处在当年地图上的位置

李克农是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经历过各种残酷斗争的考验。192912月,他经组织批准考入徐恩曾任局长的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后任电务股长。同年秘密成立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徐恩曾在其中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为调查科主任),李克农在徐恩曾的手下工作。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命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其时李克农常往来于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在秘密战线,李克农从钱壮飞处得到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的消息,设法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部署地下党组织安全转移。李克农因此受到中央嘉奖,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后李克农奉命撤离上海。193410月,李克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李克农(许云倩翻拍)

19372月中下旬,李克农奉命搭乘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的飞机前往上海。3月,李克农夫妇住进多福里21号。李克农肩负使命而来,他在此秘密成立了红军驻沪办事处,也就是外界所称的李公馆

全面抗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开展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南京、武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西安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此后上海在原先红军驻沪办事处基础上,成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地点就是在21号李公馆,而此处实际上是共产党对外活动的公开机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上海因此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小开”潘汉年

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与多年老友潘汉年又一起工作了。1928年,他曾在上海与潘汉年等创办《铁甲车》报,后改为《老百姓》报,他们可以说是老搭档了。现在潘汉年也经常来多福里21号。他们总是在底楼东厢房的会客室商量工作。二楼的东厢房是李克农夫妇的卧室,后楼是报务员、译电员朱志良的宿舍,而电话则挂在楼梯拐角的墙上。

潘汉年和李克农商量,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既然成立了,就应该有个牌子。李克农表示赞同。他们两人设计了一个牌子,然后派人去定制。

驻沪办事处7月筹建,牌子还没来得及挂出来,8月,李克农就接到指令要去南京筹办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上海的办事处就交给斗争经验丰富的潘汉年,由潘汉年任主任。


潘汉年(许云倩翻拍)

李克农离开后,担任驻沪办事处秘书长的刘少文搬入多福里21号,以便于工作,他的夫人孟进也随他迁住此地。

早在1936年秋,潘汉年便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到上海。他到上海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寓所向宋庆龄呈交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宋庆龄把中共领袖的嘱托作为义不容辞的任务,热忱帮助联络各界著名人士,给予潘汉年全力支持。

潘汉年25岁加入中共特科,长期活跃于上海滩。此次回来他的秘密代号是小开。上海人都懂小开一词的含义,就是老板家的孩子,或者小老板,总之生活环境优越,属于富裕阶层。不了解潘汉年真实身份的人确实会认为他是公子哥儿。他极为讲究穿着打扮,熟悉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那时党内有人对他的做派颇看不惯,潘汉年说:难道要我穿着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著名作家楼适夷一次在马路上遇到潘汉年,只见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皮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楼适夷吓了一跳,潘却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般过去了。廖承志曾说:我只知道潘汉年有些生活不检点,出手阔绰。其实,这些做派都是为了他特别的工作性质而设计的,独特的气质使潘汉年能够走进达官贵人的圈子,得到他们的认可,也能在三教九流间游刃有余。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开展的主要工作是联合各阶层人士,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有国共合作统一对外的大气候和宋庆龄的支持,潘汉年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八办结交了许多上海的高层知名人士和实业界人士,其中有鲁迅夫人许广平、有妇女界的沈九慈等,并通过他们先后成立了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难民救济会等组织。和宋庆龄及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也保持联系。潘汉年和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交换意见,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他们建立起心心相印的关系。他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宋庆龄的引荐,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孙科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鲁迅先生的朋友

编辑报刊也是潘汉年的老行当,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编辑出版的《内地通讯》《民族公论》《文献》等刊物向国统区的老百姓很好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内地通讯》经常报道延安新华社关于解放区和八路军抵抗日军侵略者的情况。他们印发毛泽东著作及中共刊物,如《论持久战》《解放周刊》等。同时还利用上海作为对外宣传的阵地,把宣传品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地散发。


当年办事处办的报刊

潘汉年不仅编辑,自己也撰写过20多篇政论,着重宣传共产党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片面抗战路线;阐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路线,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英美和依赖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广泛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努力争取上海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当年上海人最爱看的《良友画报》上也刊有潘汉年的文章,发表于第131期的《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是上海最早全面宣传八路军的文章,也是八办在宣传方面做的重要工作。

潘汉年和鲁迅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19271213日的《鲁迅日记》中提到潘汉年: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1928810日鲁迅在杂文《革命咖啡店》中又一次谈到潘汉年。鲁迅先生曾说:潘汉年作为一个文学家还缺乏一些条件,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才能是非常突出的。鲁迅先生的评价当然是深刻的,潘汉年并不想成为文学家,他早年在文章中曾写道:我虽爱好文学,但没有工夫研究文学,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他写文章也是为了宣传革命,宣传抗战。他的活动能力和能量确实也是惊人的。

因为叛徒的出卖,1933年至1935年期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机构隐蔽起来,在抗日救亡中分散作战的党员,自1936年潘汉年回到上海后才又在他的活动中联系起来,团结在一起。

说服潘公展,争取杜月笙

1937年夏,郭沫若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聚集在多福里21号的底层东厢房讨论,打算出版一张宣传抗战的报纸。

申请提交了,但国民党政府迟迟不予批复。抗战的关键时刻,鼓舞人民的抗战斗志,让人民了解真实的战况,都需要有这样一份报纸,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在又一次东厢房会议以后,他们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公开谈判,争取出版报纸的权利。

那天,潘汉年和郭沫若一起去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谈判。潘公展对他俩不敢小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潘公展,早前也先后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特约撰稿人,做过《申报》要闻编辑,还在沪创办《晨报》并任社长。他当然了解面前两人的分量,又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背景下,看来不答应他们办报的要求是说不过去的。最后,潘公展勉强答应了潘汉年和郭沫若的要求,同意国共双方合作办报,双方各出资开办费500元,出版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国统区获得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


郭沫若(许云倩翻拍)

通过《救亡日报》,读者能及时了解身边和远处发生的战况,比如敌在虹口纵火焚烧”“日进攻张坦———数千伪军纷纷反正”“东京发生军人暴动———陆军三巨头被杀”“敌舰猛烈炮轰浦东等等,使国统区的读者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救亡日报》上刊登了朱德、彭德怀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呼吁各界捐助防毒面具的电文:晋北我军急需防毒面具———XXXX军后方干事昨接前方来电,谓日寇已在施放毒气,希望各界捐赠防毒面具,原电如下上海汉年同志口密、铣、巧、皓各电俱悉,承沪上各界纷纷慰劳,益增我军努力杀敌之勇气,不及一一电谢,请分别致意,目前贼寇经受我军痛击,惶恐万分,已不顾国际公法与人道,在前线实行施放毒气,请致电各界,如蒙慰劳,最好多购防毒面具,因此间不及采办,即此不一。’”

获此消息,潘汉年忧心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非常焦急。19371028日,他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接潘汉年信的第二天,杜月笙便开会讨论信中所求之事,会后将价值1.6万元的1000套刚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

193711月,上海沦陷,毛泽东、张闻天指示潘汉年,已公开的救亡团体应转入秘密状态。在此之前,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安排民主人士安全撤离。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郭沫若等人的撤离都是潘汉年一手安排的。上海沦陷之后,潘汉年催促宋庆龄赶快动身,1223日,宋庆龄乘德国邮船离沪。1225日,潘汉年登上开往香港的邮船,暂时结束他在上海的使命。

而此时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迁至萨坡赛路264号(今淡水路192号。另一说是迁入法租界淡水路274号二楼),由刘少文任主任,并转入半公开和地下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底。

而那块已经制作好的牌子,因形势发生变化而始终未能挂出。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拍摄)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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