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0日，借反对香港国安法为由头，反对派搞的所谓“罢工罢课”公投，以失败告终。派员现场观察的前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用“场面冷清，人流稀疏”来形容投票情况。组织方公布的数据是，同意罢工的票数距离所谓的“通过门槛”相差85%。组织方在21日凌晨不得不宣布，“罢工罢课”未能启动。

很多人因此松了口气，他们对去年11月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破坏力记忆犹新。11月11日，家住沙田第一城的朋友吐槽：“8点上街，地铁废了，改坐巴士，半个小时一个路口都没过去。”之后，警队强力清场，与激进示威者爆发激烈冲突，警方被迫开枪制服暴徒。这座城市过了被港媒称为有史以来最暴力的一天。

再回到当下，此番公投之所以惨淡收场，从表面看，是多方态度鲜明，强烈谴责所谓“公投”。特区政府重申，《基本法》和香港法律都没有公投“制度”，该行为既无宪制基础，也无法律效力，只是利用市民与学生达到政治目的。投票日前夕，政府高官也频频发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态，以公务员工会名义参与所谓“罢工公投”，严重损害公务员队伍良好声誉，绝对不能接受；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态，学校不应涉及政治，如发现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校方应立即劝止，教育局也会跟进，并提供支援与指示。

进一步看，“罢工罢课”行为本身本来就不为香港社会所接受。不少香港底层工作讲究“手停口停”，停工等于没有收入。去年下半年的修例风波，加上今年上半年的新冠疫情，已使香港社会很受伤，香港经济一季度陷入深入衰弱，万难再度承受新一轮社会动荡。

即便回看去年11月的所谓“三罢（罢工、罢学、罢市）”。当时激进示威者发明一个新词——强制罢工，通过堵塞道路、破坏巴士、打砸港铁等方式，让城市交通瘫痪，迫使职员无法上班、学生无法上学、商家无法营业，进而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

按照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罢工的权利与自由。激进示威者要搞“强制罢工”，恰恰说明他们提出的所谓“三罢”不得人心。以“强制”的方式迫使其他市民“参与”，就是用自己口中的“自由”剥夺更多人的“自由”，用消费他人的利益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与他们挂在嘴边的“民主、自由”完全南辕北辙。去年是这个道理，当下恐怕也是这个道理。

此外，此番“公投”一地鸡毛，更重要的恐怕是人心变了。数据显示，经历了去年6月以来长时间的社会动荡，70%以上的港人不希望黑暴重来。根据香港社科民意调查中心数据，多数受访者理解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必要性，超过半数市民认为立法不会影响日常生活。而在之前，仅用8天时间，就有292万多人通过街站签名、网上联署等方式力挺国安立法。

外界注意到，也就是20日那天，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关于“香港国安法（草案）”说明。外界将之归纳为四个“最大”：最大程度信任和依靠特区、最大程度保障人权、最大程度兼顾普通法的特点、最大程度保证法律有效实施。香港国安法的绝大部分工作，包括执法检控和司法工作都由特区去完成，绝大多数案件都交给特区办理。这也给港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与此同时，中央决心坚若磐石、特区政府态度义不容辞，也向香港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相信也会影响民众心态。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之前有过表示，决定了的事，就会坚决地做；宣布了的事，就会切实兑现。而在20日当晚，特区政府表态全力支持立法，并会履行职责，确保相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21日，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以及六大纪律部队首长等政府高官表示支持和配合港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此外，多个商会、社会组织也表态支持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落地落实，不可撼动。

上周末，对于大部分港人而言，还有一件远比所谓“公投”更重要的事。21日是特区政府派钱1万的登记首日。据港媒报道，港区多家银行门前大排长龙。70岁的胡婆婆与中风丈夫相依为命，她原先从事保姆行业，因为疫情自今年2月就没有开工，平时能省则省，但租金、水电费依然需要负担，“（1万元）真係嚟得好迟！（真的来得好迟）”政府消息，截至21日17时，逾200万人登记现金发放计划。

在生活成本高企的香港，1万港币真的只是杯水车薪。要想让港人生活恢复正常，靠的不是一次次只有煽动性、没有操作性的“三罢”公投，而是需要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也就是香港国安法的题中之义——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保障市民生活平安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