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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习教育之党史|江海关里的红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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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赵文斌 2020-06-27 06:38
摘要: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江海北关大楼,清朝海关官员仓皇逃往租界,关印失落,江海关停止运转。次年7月4日,英、美、法领事各推荐一人为司税,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帮办清朝政府关务。此后近百年,中国海关先后经历英国人李泰国、赫德、安格联、梅乐和、美国人李度主政,以及伪海关时期。一个政府部门长期由外国人领导管理,除海关之外绝无仅有,江海关成为中华民族近代国弱民穷的缩影。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红色的种子遍撒上海,以无穷的生命力冲破江海关厚厚的石墙,在洋人的势力范围内落地生根发芽。

从自发组织到党的领导

五口通商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进出口贸易值占全国近一半。20世纪20年代,上海逐渐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1926年,上海出口总值增至9.58亿海关两。江海关职员超过千人,其中华籍职员占四分之三,但是华员职位很低,大多充当杂役,薪资不到同等岗位洋员的6成,还经常受到洋员欺压。

长期以来,华员忍气吞声,又无能为力。1926年10月23日和1927年2月22日,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二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虽然遭遇失败后,但蓬勃的工人运动大大点燃了海关华员争取权利、反抗欺压的希望。江海关外班华籍稽查员招俊楷、张贵德、宋伯平等人开始筹备成立华员团体。1927年3月13日,在上海四川北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110号,“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通过了汪文卓等人起草的《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宣言》和《章程》。

3月21日中午12时,在周恩来指挥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经过30个小时艰苦激烈的战斗,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取得了完全胜利。此举不仅一步激励了江海关华员反抗的热情,而且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全国,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同事的命运。4月24日,汪文卓、张韵等人组织成立了全国海关华员联合会,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1928年6月,公布了《全国外班华员俱乐部条例》,发布了《告同寅书》。12月22日,全国海关外班华员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原定代表25人,实际到会19人。5天半的会议讨论了改善海关外班制度,决定全国外班华员代表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后,各地海关相继成立了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分部,拟定章程,民主选举产生执委。从此,华员踏上有组织地争取权利的抗争之路。

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之时,就提出唯一方针、唯一宗旨为“提高职权,改良待遇,收回关权,关税自主”。其后,多次向海关当局、外轮交涉,为华员维护利益、伸张正义。1928年5月,全国外班华员俱乐部上海总部代表团联合签名,向总税务司提出五条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改良职务分配,保障华员职权,严抄出进船只,均等差别待遇。海关当局为了破坏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陆续将俱乐部发起人和执行委员调离上海。执委调离后,俱乐部立刻补选新执委接替,确保工作不断。

在斗争中,外班华员俱乐部关注点又从华员利益转向整个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来,上海不仅没有真正禁烟,而且成为鸦片的集散地,海关甚至暗中操纵走私鸦片。1928年10月,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向国民政府发出《上中华民国拒毒会建议书》和《上国府禁烟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加强缉私拒毒、禁烟的建议。九·一八事变后,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号召全体外班华员捐助东北义勇军。到1933年2月,共捐助银洋2203元,全部由《上海时事新报》报社转交东北义勇军救援会。

为了团结华员,号召参与抗争,1927年5月26日,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出版了第一期刊物《关声》。1934年4月1日,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与内班华员俱乐部合并,由总税务司署税务司丁贵堂任委员长,谢良任副委员长,继续出版《关声》,由执委担任编辑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声》更名为《抗战关声》,从月刊改为周刊,以后又改为半月刊,及时刊载各地抗战情况,报道海关战时服务团支援抗战活动,号召海关职工关心国家大事。海关总税务司署迁往重庆后,又出版重庆版《关声》。1945年抗战胜利后,总税务司署迁返上海。1947年《关声》继续出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出版《关声(解放号)》。1949年10月15日,最后一期《关声》出版,以后改为《新海关》。22年来《关声》出版200期,发表了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反动统治下海关的黑暗、团结广大华员进行斗争的文章。

从1934年夏季起,北平税务专科学校第二十六届学生陆续来到上海,该班胡实声、彭瑞复、朱人秀、冯华全、高仕融、佘毅、殷之钺、黄志恒、刘新业、陈琼瓒等人在校期间成立了“新文艺研究会”,探索真理、交流思想。到上海后,他们积极投入学生运动。此时,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在上海成立,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5年秋,经《新社会半月刊》杂志主编盛康年(1953年,任上海民建第一任秘书长)介绍,佘毅和殷之钺参加“武卫会”;经胡实声的中学同学杨立钧介绍,胡实声、彭瑞复、朱人秀、冯华全、高仕融等人也先后参加了“武卫会”,并且胡实声担任“武卫会”上海市大专院校分会主席。

在“武卫会”组织的学生运动中,佘毅和殷之钺认识了上海市共青团法南区工委委员、上海美专学生林君珍。1936年4月,经林君珍介绍,佘毅和殷之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佘毅和殷之钺又发展高仕融和外勤稽查员王宗浚入团,组成了共青团江海关地下支部,殷之钺任支部书记。当时江海关团支部作为重点支部,直属共青团上海市委领导。

从1935年至1936年1月,在杨立钧的领导下,胡实声以“上海市大专院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了“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沿着从嘉定南京的公路,步行宣传抗日反蒋。1936年5月,胡实声派彭瑞复和“北平学联”代表韦毓梅、刘江陵、陆璀、董毓华等人共同筹备,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总干事由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刘导生(1981年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担任。

在“武卫会”工作期间,胡实声结识了任铁峰。任铁峰曾任中国工农连罗游击第十三支队队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团长(是时,政委为叶飞)。1935年,任铁峰赴港澳医治脚病,愈后因中共福州市委遭破坏,只好到上海找党组织,在“武卫会”从事学生、工人工作。1936年7月,“武卫会”撤销。同月,任铁峰介绍胡实声参加中国共产党。9月,胡实声介绍彭瑞复、朱人秀入党,秘密成立了中共江海关地下党支部,这是党在海关建立的第一个地下组织。江海关党支部受中共北方局领导,胡实声任书记,彭瑞复任组织委员,朱人秀任宣传委员。11月,胡实声、朱人秀又发展冯华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江海关支部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直属支部,受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直接领导。

江海关党支部成立后,开始酝酿在江海关俱乐部基础上,成立更加严密的群众组织。1936年11月2日,经江海关俱乐部委员会通过,乐文社正式成立,公开宗旨为“以文会友,敬业乐文”。由当时江海关华员中级别最高的总务课副税务司裘倬其任社长,有50余人参加,后增至100多人。乐文社分设海关业务学习组、时事座谈组、文艺研究组、话剧组、歌咏组、《关声》编辑组等,宣传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张。吸收茅丽瑛等积极分子参加半公开的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通俗的马克思主义读物,研讨时事和社会问题。

从抗战服务宣传到护关运动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4天后,乐文社成立“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裘倬其任团长,林大琪、茅丽瑛等海关华员和家属纷纷参加。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组织家属做棉衣,到前线慰劳伤兵,购买60万救国公债,购置4部卡车、4部小汽车和很多摩托车。组织募捐、献金等活动,第一、二天分别捐献1万元,税务司丁贵堂一人捐出5万元,海关家眷献银器两筐、金器174件,募集捐款数字之大,征集金银首饰器皿之多,占上海各团体募捐金额之首。茅丽瑛作为慰劳组负责人,参加“中国职业妇女会”工作,组织慰问伤兵与救济难民。

11月12日,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苏州河以南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中的“孤岛”。此时,胡实声调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彭瑞复继任江海关支部书记,冯华全任组织委员,朱人秀仍任宣传委员。面对严峻的形势,乐文社结束战时服务团,将群众活动方式由集中、大规模的改为分散、小型的,组成10个“救国十人团”,分别由中共党员领导,进行隐蔽救亡活动。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江海关支部组织戏剧文艺人员成立“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抗战,佘毅、张乃璜、殷之钺、王宗浚、缪一凡、蔡鸿干、叶厥孙、洪履和、茅丽瑛、陈琼瓒、章枚(原名苏寿彭)等11名职工和8名职工亲友报名参加。经丁贵堂批准,给予11位职工停薪留职的待遇。11月26日,江海关华员举行盛大欢送会。次日,“长征团”乘坐法国邮轮离沪南下。

到达广州、江门、九龙等地海关后,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2月8日,与郁风女士在广东电台合作了30分钟的节目,首次演唱了那首后来广泛流传的《流亡曲》:“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度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知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

1938年1月,根据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建议,其中11人离开广州去延安。前往延安途中,缪一凡出版了包括四部短剧的戏剧集《往那儿去》,蔡鸿干在序言中写道:“文化的使命,在平时尽可让文化人从容争论,以满足各自的空想。但在民族抗战发动的一天,一切学院式的,阉宦式的理论便都粉碎于无情的现实之前。只有能够把思想和艺术作为发动劳苦大众,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前进作家,此时才凌厉无前的肩负起一起实践的使命。”途经武汉时,庄果留下工作。其余10人到达延安,分别到抗大、陕北公学学习,在校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别到政府机关、部队或留校工作。

十人中两人为国捐躯。佘毅毕业留校工作,1939年底,到晋察冀抗大二分校任中国问题教员,谱写了《抗大二分校周年纪念歌》。1941年,调往晋察冀三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1943年5月6日,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反复扫荡,佘毅不幸腿部中弹,血流不止,为免被敌人俘虏,他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8岁。战事结束后,遗体葬于唐县军城白求恩烈士陵园(现改为晋察冀烈士陵园)。张乃璜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任连指导员,后任八路军平绥游击大队大队长。1938年冬,在掩护“抗大”师生穿越平汉铁路时,与日军遭遇,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其余八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为民族存亡和发展而奋斗。洪履和受党的委派,1938年冬天到新疆工作,改名李何,任《新疆日报》国际版编辑。1942年被盛世才逮捕,1946年获释后回到延安,任职新华社。1950年3月,和妻子瞿独伊到苏联,创建建立新华社第一个驻外记者站。

留在广州的“长征团”团员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广州沦陷后解体。章枚随“八一三歌咏队”达到桂林,任“桂林抗敌宣传队第一队”指挥。1940年3月,经夏衍介绍北上参加新四军,创作了《怒吼吧!长江》《黄桥烧饼歌》《黄桥的新生》《勇敢队》等歌曲,其中《黄桥的新生》由陈毅作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主席、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务。

在广州期间,茅丽瑛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后返沪。回到上海,她拒绝了江海关复职的建议与几家大公司的厚薪聘请,回到母校启秀女中担任半天的教课,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中国职业妇女会”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5月5日,鉴于上海当时形势险恶,“中国职业妇女会”改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茅丽瑛被推举为首届主席。同月,经胡实声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茅丽瑛积极组织“职妇”为新四军募捐、义卖,几度受到敌特威胁,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她转移,但她临危不惧,坚持要把“职妇”工作安排好再走。1939年12月12日晚7时半,茅丽瑛在“职妇”开完会走出福利公司门口,遭到汪伪特务枪击,当即送往仁济医院。12月15日下午2时,茅丽瑛不幸逝世。消息披露后,上海人民群情激愤,各界人民团体成立了治丧委员会,12月17日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声势浩大的公祭,这是上海人民继1936年鲁迅出殡大游行后又一次规模最大的追悼会和公祭。1949年12月12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悼念大会,陈毅市长题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

“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走后,留着上海的江海关地下党没有停止活动,而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日本驻沪总领事向江海关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域内不准任何中国政府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求派员到租界海关任职。1938年2月,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又背着中国非法擅自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将关税收入从汇丰银行转到正金银行。5月6日晨,汪伪政府任命的伪监督李建南和日本驻沪副领事、海军军官2人、日籍探捕3人以及工部局日籍警察数人到江海关。李建南给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带来委任状,以及税款交伪政府支配、外滩江海关大楼上悬挂伪旗等命令。

中共江海关支部闻讯后,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323弄8号冯华全家开会,王尧山和支部成员彭瑞复、冯华全、朱人秀、高仕融等参加。此时,江海关党员队伍得到壮大,先后发展高仕融、黄扆贵、张家栋、姚家本、张景耀、马殿卿、殷之瑾、郑育嵋加入中国共产党,职委系统党员人数由原来4人发展到12人,高仕融任统战委员。会议决定次日采取罢岗护关运动,召开大会,发表宣言。为了防止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暴露过多、损失过大,护关运动由党员彭瑞复、高仕融、朱人秀和积极分子沈胜白、秦道良、黄扆贵、王兆勋、阮志明等组织,冯华全、胡实声和其他党员不出面,这一决定当时未通知胡实声本人。

5月7日上午9时,从汇山码头到十六铺,海关外勤华员和税警首先罢岗,秦道良、黄扆贵、王兆勋、阮志明等带队回江海关大楼。一时间整个江海关大楼沸腾了,歌声飘扬,朱人秀、高仕融、沈胜白等人散发传单。这时在驻邮政局包裹处工作的彭瑞复收到江海关大楼的消息,立即带领邮包处海关员工赶到。二千余职工聚集到江海关饭厅开会,推举沈世堃主持会议。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和裘倬其也来到会场,劝告大家回去工作,并劝说沈世堃和他们一起退场,饭厅一度暂时冷场。这时,胡实声挺身而出,激昂慷慨演讲,华员纷纷发言,要求通过宣言,并对外发表。彭瑞复宣读了江海关华员反对汪伪海关监督接收江海关和悬挂伪旗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支持华员护关运动的快邮代电,全场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文件。接着,成立了由沈世堃、胡实声、彭瑞复、秦道良等35人组成的护关运动委员会,通电全国各关,一致反对英日协定,不与敌伪合作。

7日下午,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召开紧急会议,邀请护关运动委员会代表介绍斗争经过情况,并发表宣言,向上海各界同胞呼吁:一致援助英勇坚毅的海关华员护关运动。上海各大报纸详尽报道海关华员护关运动,全国各地、香港及欧美重要港口的报纸也陆续发出了报道,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全国成百封声援信件寄到护关运动委员会。10日,在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上海海关华员罢工事件》的社论,热烈赞扬和支持海关员工的罢工斗争。11日,上海《文汇报》以“上海全体市民”名义发表宣言:维护国家主权,保持海关行政之完整,坚决反对汉奸组织任何觊觎海关的企图,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声援江海关华员护关运动。

次日晨,护关委员会得到消息,丁贵堂在同益里海关俱乐部召开高级华员会议商量对策。护关委员会立即发动群众,先行抢占海关俱乐部会场,胡实声再度上台演讲。丁贵堂到会场后,劝说大家不能擅离职守,星期一照常工作,并表态会积极交涉,争取事情得到圆满结果。

当天,中共江海关支部在冯华全家开会,认为护关运动已达到扩大抗日运动在“孤岛”上的影响,伪旗暂时没能挂起,根据上级决定,为了保存力量、继续斗争,护关运动告一段落。彭瑞复联系了《文汇报》两位记者,在王兆勋家中,宣告这一决定。《文汇报》随后以护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在显著地位发表了这篇谈话。

9日是星期一,关员陆续回江海关上班。中午,税警杨文龙被日本宪警逮捕。11日,帮办张鸿奎又被逮走。为了防止意外,护关活动的积极分子回家休假。15日张鸿奎由海关出面保出,后来杨文龙也出了狱。17日,为拆散抗日救亡的力量,总税务司梅乐和遣散半数税警,将参加护关运动的活跃分子37人调离江海关,其中共产党员5名,胡实声调江门关、彭瑞复调潮海关、朱人秀调粤海关、高仕融调琼海关、黄扆贵调拱北关。这些党员到了广东、云南各关,立刻跟中共南方局接上头,团结了当地的海关职工参与抗日救亡斗争,让革命的火种在更多的海关点燃。

5月下旬,中共江海关支部在冯华全家举行会议,总结护关运动的经验教训,终止了乐文社活动。而海关地下党工作一刻没有停息,冯华全和殷之瑾、郑育嵋建立起新的中共海关支部,即江海关内勤支部,冯华全任支部书记。6月,在税警中组成中共江海关税警支部,张家栋任支部书记。为了便于领导,免遭敌人破坏,两个支部同为江苏省委职委的直属支部,平行存在,始终没有发生过横向联系。这以后,内勤支部由3人增加到5人,税警支部有党员9人,队伍进一步发展。

1939年,税警支部向解放区和抗日前线输送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陈飞、马殿卿参加新四军,先后不幸光荣牺牲,张景耀随新四军转战苏南、苏北、浦东、浙江一带。这年冬,张家栋调江苏省委职委,从事海员和码头工人方面工作。姚家本接任税警支部书记,李欧平任组织委员,罗义甫任宣传委员。而内勤支部,1940年2月,经组织同意,郑育嵋和高仕融结婚后离开上海去长沙。5月,冯华全调长沙海关,陈铁保调腾冲海关。7月28日,虽然税务司罗福德向伪监督抗议,但是江海关大楼仍挂起汪伪旗,黄浦江畔阴云密布、风雨飘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之同时,在太平洋彼岸,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占领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逮捕总税务司梅乐和,解职所有英美籍关员,日本人岸本广吉任总税务司,赤谷由助为江海关税务司(后改为海关长)。中共江海关地下组织工作更加困难,进入潜伏时期。1942年夏季,张家栋被伪海关调至金陵关,后受命辞职,撤退至淮南根据地。同年下半年,姚家本组织关系调出海关支部,直属江苏省委职委,从事情报工作。李欧平接任税警支部书记,后来,李欧平、陈康羡又被调至金陵关,支部由夏治良接任书记。内勤支部人员也发生了变动。1942年8、9月间,根据组织安排,殷之瑾、毛修颖向江海关辞职,去苏北干部学校学习。后由于日军发动扫荡,干部学校停办,两人又回到上海,年底前往重庆。至此,内勤支部的党员全部调出。

从组织怠工到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江海关历史随之结束,海关总税务司署从重庆迁回上海。9月12日,丁贵堂接收全部海关财产和档案,兼任江海关税务司。至1946年3月,共接收敌伪码头仓库14处、油槽3处,查封仓库916处,清点物资720处。中共江海关党组织又开始活跃起来,从江海关出去的党员冯华全、殷之瑾、毛修颖、陈铁保、陈康羡等人和许多积极分子陆续回到上海。1946年1月,原职委系统的地下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新一届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职委直接领导,张家栋任支部书记,冯华全任宣传委员,姚家本任组织委员。为了便于在女职员中工作,党支部设立妇女委员,由殷之瑾担任。

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后,抬高法币比值,上海市场货币猛增,物价飞涨。1945年最后几个月,上海物价指数平均逐月增长71%。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上海物价更加飞涨,江海关下级员工生活越来越困难。中共江海关支部运用这样的机会,积极组织关于进行改善待遇、保护生活权利的斗争,1946年头5个月就达5次之多。2月23日,发动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怠工,1500多人参加。关员们关熄电灯、停止电梯、关闭铁门,停止工作,要求与四行二局员工的待遇相同,今后按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等。4月26日,发动江海关及所属各基层华员千余人游行。从外滩走过南京路到赫德路(今常德路),包围了海关总税务司署,在后门堵住总税务司李度,要求提高生活待遇。李度不得不同意将员工要求转财政部。

在斗争中,广大职工迫切要求有自己的组织。中共江海关支部研究了这种形势,认为建立江海关职工统一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1946年7月,成立了上海区海关员工同人福利会。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选进了福利会,代理副税务司韩肇连任主任委员,党员王春晖任副主任委员。同时,地下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到1947年底的近两年中,先后发展了王春晖、虞沛祚、陈弘仁、梅振荣、黄云飞、朱维德、俞留福、杜致源、蔡礼章、许宝清、张华增、戚维新、潘文凤、姚寿山等1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海关支部党员达到22人。

1947年7月后,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加快了上海财政经济恶化,10万元大钞问世,物价飞涨,江海关职工生活更为困难。中共江海关支部通过福利会提出发放二月薪津、400万寒衣费的要求。同时通电各关,获得了16个关区的声援响应,迫使国民政府答应借薪一个月。1948年,江海关员工要求改善待遇的呼声空前高涨。在中共江海关支部的领导下,1月27日,江海关员工进行“饿工”“怠工”斗争。总税务司署报告关务署,请淞沪警备司令部协助制止江海关员工“怠工”。6月、10月、11月,江海关支部又组织下级员工进行三次怠工、罢工斗争。11月的怠工长达16天,从工友到税务司,有秩序又平静地坐在岗位上,但没有一个人工作,轮船航行、货物检查、邮包提取都受到严重阻滞。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江海关大楼二楼走廊、三楼食堂张贴标语,号召上下级员工团结一致、夺取胜利。最终,国民党政府被迫答应发给米贴一石五斗,怠工斗争胜利结束。

1948年夏秋,冯华全因病不能继续做党支部领导工作,支部由钦士业接任书记。这一届支部共发展党员5人,他们是总税务司署听差蔡煜昕、内勤税务员林培森、海图室超级制图员胡洪元、秘书室海务办事员陈庆鸿和总税务司署女职员黎昌严。至1948年底,中共海关支部党员数达到24人。

此时,丁贵堂坐立不安、去留不定。自从1948年春,海关总税务司李度逃离上海后,海关大权掌握在丁贵堂手里。这年秋,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蒋介石开始密谋向台湾撤退。由于当时国民党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多艘军舰起义。于是,蒋介石密令海关“海星”舰装载大量国库黄金,在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下,于12月1日深夜一点从黄浦江起航,运至基隆。后来又由海关缉私舰两批装载黄金到台湾。

这年冬,丁贵堂的外甥陈琼瓒到《华商报》找到夏衍,表示江海关有着悠久的历史,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国民党正在强迫许多职工干部去台湾,争取丁贵堂起义十分必要。夏衍问陈琼瓒有没有把握?陈琼瓒说,丁贵堂为人正直,在海关有威信,只要他下决心,起义完全有把握。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当天向中央请示,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

孙恩元通过丁贵堂得知“海星”舰装运黄金的消息,立即向李正文汇报。根据组织决定,孙恩元正式向丁贵堂提出,希望他起义,并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理由,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航路开通、码头装卸等方面制造麻烦,组织国民党政府将贵重物资出卖给外国。丁贵堂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布命令,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设置障碍,保护海关资产,阻止大批物资运往台湾。地下党海关总支也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国民党政府曾从台湾先后三次严令丁贵堂将最大的“建设”号挖泥船调往台湾,丁贵堂假称该船待修,最终留在大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消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5.5万人,位居长江口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共江海关地下组织的任务转移为迎接解放。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共海关支部改为海关总支,钦士业任总支书记,黄云飞任组织委员,金兴祖任宣传委员,殷之瑾担任过一段时间总支委员。总支建立后,相继设立了江海关工勤支部、外勤支部两个支部和海务小组、总署小组等若干个小组。其中,工勤支部由蔡礼章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朱维德、杜致源、许宝清,由黄云飞联系;外勤支部书记由金兴祖兼任,党员有虞沛祚、姚春福等;海务小组党员有胡洪元、陈庆鸿,由钦士业联系;总署小组党员有殷之瑾、黎昌严、姚寿山、陈铁保、俞留福等,先后由殷之瑾和钦士业联系。此外,江海关内勤方面有党员潘文凤和林培森,由钦士业联系。港警中有党员徐鸿和张造成,总署工勤中有党员蔡煜昕,由黄云飞分头联系。1949年1月底,为了便于领导,中共上海市委取消工委、职委等按系统设立的党的机构,分地区设立了几个区委。海关地下组织改属沪中区委领导,上级联系人是王致中。从1949年初至上海解放,又发展16名党员。到上海解放时,总支共有党员44人。

与之同时,积极发动和创建群众组织。1949年1月,针对李度的“取缔福利会和同人俱乐部,只许官办的进修会存在”的命令,中共江海关总支部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同人进修会,在47名理事中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占40%,在19名常务理事中有中共党员9人、积极分子3人,占近2/3,韩肇连任理事长,王春晖、郭有容任副理事长。为团结丁贵堂,进修会聘请丁为名誉理事长。2月15日,成立应变委员会,共有成员43人,丁贵堂、张勇年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下设总务、会计、采购、运输、救护、警卫和设计7个组,除设计组外,各级都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应变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公开地开展了保护海关完整、保障职工生活、保卫地方安全“三保”运动。

3月,李正文又通过孙恩元向丁贵堂提出,希望丁贵堂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丁贵堂向孙恩元提出:“共产党能派一个正式代表和我谈谈么?”孙恩元立即答应,经张执一同志批准,李正文作为共产党代表和孙恩元一同在仁济医院的一间高级病房里,和丁贵堂见面。丁贵堂非常慎重而高兴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

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要求各基层单位建立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并在此基础上组成秘密的人民保安队。中共江海关地下组织随之正式成立纠察队,报名者达400多人,8人一队,分为50余队。纠察队队员日夜集中在海关,保好设备、档案、物资及海关经管的仓库、码头、车辆、船只等。港警队和关警队是江海关两支武装力量,分别担任黄浦江的巡防和江海关、海关总税务司署所属的大楼、宿舍、码头、仓库的警卫工作。解放前夕,港警队有警卫297人,关警队有400余人,分35个小队,相当一部分正副队长系黄埔军校毕业生。4月,纠察队吸收了关警、港警的武装力量,队员达到500多人。并且关警、港警冲过国民党封锁的黄浦江,打开了浦东的海关军火库,取出583支步枪,10挺机枪和63箱子弹,搬进江海关大楼地下仓库。

5月19日,按中共上海市地下市委指示,海关正式成立人民保安队,取代了纠察队,由林培森任队长,受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总部指挥。次日,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指挥中心秘密移驻江海关大楼,张承宗、刘长胜等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亲临指挥,由港警一个小队保护总部安全。

为了迎接胜利,殷之瑾、黎昌严、沈曦中、叶筠、洪宝仪等海关女职员也早早行动,她们把洪宝仪不久前结婚用的红喜幛接起来,组成一面“红旗”,在“红旗”的左上角缝上镰刀和锤子。禇建民、江国庆、杨之蟾、陈庆鸿等人在愚园路杨之蟾家中秘密缝制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条幅,还做了一面写着“献给人民解放军”的锦旗。

5月25日凌晨4时半,在外滩的标志性建筑——江海关大楼正面6楼往下挂出一条长达30米的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在江海关钟楼顶上,升起了外滩第一面红旗。关员点燃了一挂长长的鞭炮,清脆的声音划破了外滩的天空,打破了晨曦的寂静。巨幅的标语、鲜艳的红旗和响亮的鞭炮声,不仅宣告着海关近百年屈辱历史的结束,而且预告着上海即将获得新生。

两天后的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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