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近日，一场“疫情叙事与制度优势”学术研讨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来自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主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关系研究”课题组协办。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为会议致辞，她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红凛教授指出，在思考中国的制度优势时，必须要和中国的政党组织优势结合起来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很大的优势在于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力。我们的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非常严密，基层组织全覆盖。强大的组织体系造就了强大的组织力，组织力对内强调的是党员的教育管理、先锋作用的发挥；对外体现为组织和动员群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组织力，与背后的制度机理——民主集中制有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有效运作起来的强大内聚力。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认为，在世界制度文明发展史上，西方国家认为自己占据了制度的道义制高点，长期以来西方对我国制度的攻击和批判更多是从价值层面进行的。因此，讲清中国制度的价值优势有利于增强中国制度的信任力和影响力。从人权来看，我们非常明确地把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放在一个优先位置。在考虑人权主体的时候，既考虑个体更考虑人际优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更现代化的人权观。从政权来看，我们政权合法性导向的是民主公正。从主权来看，我们的政党是具有世界眼光、胸怀人类的，既要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同时为人类求发展。

中国之治的根本是人民之治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海江教授认为，中国之治的根本是人民之治。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的资本逻辑和抽象理性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是中国之治的内在要求。中国之治不仅以现实的人参与其中，回答了现代国家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目标是什么的本源问题，而且指明人民主体性的体现就在于美好生活真实体验的制度化实现，在于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之治和法治之治。中国之治明确以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作为基本原则，从而汇聚起为民的磅礴伟力，书写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国精神。

教育部社科委副主任、北京大学顾海良教授指出，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是我们疫情叙事的最显著、最鲜明底色。回顾疫情防控的整个过程，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国各族人民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这场斗争，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御体系。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大的底气。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手中的权力，我们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李海青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三重使命：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二是民族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是人类意义上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疫情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走向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冉教授指出，20世纪以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瓦解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开端，又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胜利为结束。然而21世纪刚刚过了不到20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局。可以说，疫情加速了世界历史的拐点。应对这一形势，中国首先要见招拆招，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人类道义；其次，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加坚定地树立制度自信，彰显制度优势，保持战略定力。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公龙教授指出，这次新冠疫情中，国内国际出现了两个反差强烈的舆论场。舆论战视角下的中美行为选择存在强烈反差。美国发动对华舆论战的根本原因是对其霸权衰落的焦虑，对中国抱有战略焦虑将越来越成为美国精英的普遍心态，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此，我们要在战略上谋划应对美国舆论战的长远之策，有效维护国家形象，实现官方、智库、民间的声音相互呼应，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合力来实现对外传播效能的最优化和影响的最大化。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爱军认为，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制度优越性和治理效能。同时疫情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构建中国制度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解释好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要从制度本体论、制度类型论、制度评价论三个方面去构建解释中国制度的话语体系。在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实际上是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作为同心圆，带动其他十个方面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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