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嫂因何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红灯是怎样点亮的，从《雷雨》改编看沪剧的曹禺情结……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和地方文化丛书》之一，《沪剧与海派文化》日前问世，作者褚伯承从海派文化视角，记述沪剧剧种二百多年来跃动着与时俱进的生命旋律。

沪剧的发展始终和申城的历史变迁紧密相关。当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江南小镇时，早期沪剧就在它的四周乡镇孕育形成，一直不断为时代歌唱。以沪剧《芦荡火种》为例，褚伯承介绍，《芦荡火种》创作于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首演于1960年，1963年12月应邀专程赴京演出，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出席观看，对这个戏作了很高的评价。赴京汇报归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再次公演这个剧目，曾经创造过连演九个月、演满310场、观众超过51万人次的惊人纪录。

《芦荡火种》执笔者文牧是人民沪剧团的老编剧，创作最初取材于崔左夫为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所写的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文牧年轻时当过演员，随着一些小型的申曲班，在上海郊县一些村镇跑码头唱戏，对抗战时期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十分熟悉。当时他上午往往在茶馆度过，边喝茶边听人讲新闻。“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茶馆生活和进进出出三教九流的人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文牧不仅听到了很多关于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英勇战斗的传闻，也亲眼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日本兵、汉奸和地头蛇。和平军士兵因为担心前途出路，苦闷得在这里互相吵架。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讲述游击队严惩汉奸的种种传闻。他还听说附近有个草莽汉子用拾来的枪把一个正在剃头店理发的日本兵杀死，然后拉队伍打游击。这件事在茶馆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也使文牧听了久久不能平静。

在构思新四军抗日斗争题材的剧本时，他把这些生活感受不断充实到去部队采访得到的创作素材中。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创作《芦荡火种》坚实的生活基础。掩护新四军伤病员的斗争成为全剧主要情节线，那场精彩生动、引人入胜的“智斗”的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当年在茶馆内外的所闻所见和生活积累。后来在谈到这段创作经历时，文牧曾深有体会地说，36个伤病员的故事，“为什么吸引我，不止是它新鲜、传奇、有特色。假如没有我的生活积累，即使有一大堆宝贵的征文材料也引不起我的共鸣”。

《芦荡火种》演出后不断有人对号入座，说戏中的阿庆嫂、刁德一、胡司令和郭建光分别是现实生活中的某某人。文牧听了都没有认同，他笔下的人物有生活中的影子，戏里阿庆嫂来源于崔左夫文中所写的那个东来茶馆的老板胡广兴。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戏里男角色太多，剧团领导建议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由著名演员丁是娥来演，文牧当下就接受了这个意见。谁知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物性别的更改导致了全剧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巨大变化。

原来茶馆老板起名阿兴，改为老板娘，只能称阿兴嫂了。兴是缩口音，为了叫得响，把兴改成庆，索性让她叫阿庆嫂。要写老板娘，如果老板也在场，戏不免分散笔力，于是打发阿庆去了上海。阿庆嫂是个女的，如果孤身一人，要和胡司令、刁德一、刘副官和天子九这些人周旋又不太方便，于是设计了阿庆嫂曾救过胡司令的往事，把他们的关系拉近一些，使这些人很难动邪念。这样写，不仅揭示了阿庆嫂为人的机灵沉着，也有利于表现胡司令多少有点“感恩”思想。文牧过去在茶馆听到过不少关于投敌土匪也讲义气讲恩情的传闻，写了这一层关系，胡司令的形象有了立体感，也使阿庆嫂有了对付刁德一的挡风墙、保护伞，戏也能变得更丰满，更丰富。

刁德一的形象也是来自生活的创造。在那个年代，文牧曾遇到过不少这样奸诈狡猾的地头蛇。这种人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善于察言观色，见风驶舵，待人接物又往往笑里藏刀。他把这一类人物提炼概括，加上刁老太爷公子的身份和“留学东洋”的经历，与草包胡司令构成敌人营垒不同的层面，性格上也有鲜明的对比。这样一来，全剧人物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强烈，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整个戏显得丰富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