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对于上海这样一座超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整合资源，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联合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等单位联合推出特别专题：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系列大讨论。系列节目围绕五个议题，邀请社区工作者、居民代表、社会组织、属地单位、专家学者等嘉宾，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闵行区吴泾镇、长宁区虹桥街道和徐汇区天平街道五个社区展开探讨。今天推出第二期在花木街道的讨论活动。

辖区面积20.9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25万，疫情期间，单日接回境外返沪居民最高纪录166人，高峰期有1159人同时处于居家隔离管理——而街道层面公务员队伍仅有66人。

这组令人惊讶的对比数字来自浦东新区花木街道。66人的管理团队，如何应付疫情防控期间高强度的基层工作任务？工作人员们是不是都成了焦头烂额的“表哥”“表姐”？5月27日，在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花木街道讨论现场，街道工作人员向嘉宾们展示了他们高效作战的“秘密武器”。

数据颗粒精细到楼栋，基层人员“带图作战”

“在花木街道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我们把居民个人信息全部录入到市民信息系统平台，并且实时维护和更新。”

花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山介绍，疫情发生后，街道各居委会深入居民区逐个走访、摸排，把走访中收集的居民信息统合至上述系统，系统进一步将数据在电子地图上可视化呈现。

△ 花木街道城运中心

在城运中心电子大屏上，电子地图以颜色深浅示意各居民区外地返沪人员密集度，楼栋内各户居民的个人信息、是否外地或境外返沪、隔离期进度、党员身份等各类信息一目了然。张晓山介绍，目前系统已实现“一街道一图”“一小区一图”“一楼一图”，数据颗粒度细化到小区内每个楼栋，疫情期间基层人员实现了“带图作战”。

“过去这些信息散落在各种表格、纸质材料里，我们遇到问题只能通过传统办法翻找材料，不仅效率低，而且数据时效性也很成问题。”牡丹社区居民区书记罗恂说，有了大数据平台，居委会对辖区情况就能时时刻刻“了如指掌”。培花社区第九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顾燕华对此也深有体会：“疫情期间，小区内外地返沪人员、居家隔离人员可能达到上百户，光凭我们记忆难免会有疏忽和遗忘，但疫情防控是容不得一点小差错的，实时更新的数据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参照和提醒。”

△ 培花社区第九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顾燕华在讨论现场

曾经不堪重负的“表哥”“表姐”也被大大解放了。“拥有这个数据平台以后，我们上报数据只需要从系统中一键导出，在此基础上简单修改格式就可以了。”社区服务办工作人员黄卉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大表姐”，这一系统为她减少了许多重复琐碎的劳动。

后疫情时期，大数据应用还有更多想象力

伴随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基层防控压力也逐渐缓解，这些数据还派得上用场吗？

培花社区主任顾美凤觉得，大数据平台还有更多想象力。她所在的动迁房小区老人、残疾人较多，“有一次，社区里一名老年人在家中摔倒了，志愿者反馈给城运中心后，我们居委会立刻接到通知，第一时间赶去老人家里提供帮助。”在她看来，数据平台能够帮助居民区更好地实行人群分类管理和服务。

当数据体量达到一定规模，社会管理者更能从中排查管理难点、洞察居民需求。上海市政协委员游闽键律师指出，当今社会数据已经和水、石油一样成为战略资源，当数据从各个条线汇集到同一个平台，它将产生巨大的应用空间。例如，体育场馆、学校、医疗服务机构等公共设施，可依据居民需求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布局。“过去政府想做很多事情，但可能匹配不上老百姓的真实需求，大数据能够让政府提供更精准的公共服务，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

△ 上海市政协委员游闽键律师在讨论现场

现场讨论中，许多嘉宾提到了数据的预警作用。花木街道除害站站长李荣宾提醒大家：“这次疫情总会过去，但未来会不会又出现新的传染病呢？大数据能帮助我们对公共卫生风险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黄卉举出登革热的例子，“夏天蚊虫变多，登革热疫情的防控也很重要。如果数据平台中增加登革热防控的历史点位，我们就能进行更高效的消杀，不需要遍地撒网”。

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但别忽视伦理问题

关于大数据的畅想不断拓展，但有人“泼了冷水”。

“大量数据的搜集，一定会涉及个人信息隐私问题。”游闽键指出：“你们在设计信息系统时，是否考虑过数据的开放和使用权限问题？”对此，花木城运中心数据组工作人员吴玄玉介绍，在权限分发上，系统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划分设计，“街道下各居委会只能看到自己辖区内的数据，纵向上根据数据层级设置了不同级别的账户权限”。与此同时，管理员在系统中的操作均会留痕，以便责任追溯。

个人隐私和数据使用伦理，同样是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关注的问题。“信息化背后的法律、伦理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获取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跟哪些人分享？它可以被怎样运用？”黄晓春提醒，如果不处理好大数据技术背后的伦理问题，那它在制造辉煌的治理成效的同时，也会存在很多隐忧。

不过，社会治理中一个全新的技术和领域，总要有探路的先行者；而先行者的种种开拓与尝试，反过来又推动了制度规范的完善。“花木街道实践的价值正在于此。”黄晓春说。

在他看来，大数据在新一轮的城市治理中发挥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它解决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花木街道这么大的范围，传统上靠有限的人力资源，很难面面俱到，信息化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帮助管理者时刻整合资源，及时反馈民众需求，政府部门得以快速反应、高效处理问题。第二，城运中心对整个基层政府运行的流程管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监督和提升作用，它使得行政管理部门的流程迅速优化。第三，在数据平台上，跨部门的信息协同越来越成为可能，甚至商业部门的数据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治理体系，帮助更好地解决问题。最后，当我们有了海量的数据，我们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共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做到未雨绸缪、精准布局。”

“今天的花木，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黄晓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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