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对于上海这样一座超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整合资源，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联合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等单位联合推出特别专题：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系列大讨论。系列节目围绕五个议题，邀请社区工作者、居民代表、社会组织、属地单位、专家学者等嘉宾，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闵行区吴泾镇、长宁区虹桥街道和徐汇区天平街道五个社区展开探讨。今天推出第一期在五里桥街道的讨论活动。

从未参加过社区活动的居民，疫情期间竟然做了社区志愿者？过去从不联系居委会的居民，为何主动捐出宝贵的防疫物资？

5月25日晚，在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五里桥街道讨论现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秦畅向嘉宾们抛出了上述问题。这一连串疑问，生发于街道基层工作人员和居民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深切感受——社区里“敲不开的门”打开了，曾经的“陌生人”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在一起，在疫情面前拧成了一股绳。

曾经坚固的东西在慢慢松动

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玮捷对此深有感触：“我们辖区内有一个高档楼盘，进入小区要经过三道门禁系统，和居民联系要先通过客服预约。”他坦言，疫情前居民区工作人员与该小区居民接触比较少，社区活动开展也并不顺畅。而就在疫情期间，他却与小区内60多户家庭成了“熟人”，“这里境外返沪居民不少，我们将他们平安接回家，在隔离期内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提供酒精等防护用品，同时缓解其焦虑情绪和心理压力”。

在居委会的细心关怀下，曾经坚固的东西在慢慢松动：有接受过帮助的居民向居委会捐赠了三大盒消毒湿巾，他说，“不知道以后的路多长，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和我们一起共渡难关”；有居民结束隔离后自告奋勇，主动要来参加志愿活动；还有一位水果店老板，默默向所在居民区捐出了一万元。

△ 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玮捷在讨论现场

3月中旬，国内防境外疫情输入压力陡增，境外返沪人员的隔离管理、周边居民的情绪安抚，成为基层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在五里桥街道斜土居民区名盛苑小区，高峰时期仅一个楼栋内就集中了5户居家隔离家庭。隔离人员每日的垃圾清理、外卖快递收发、生活物资采购工作量不小，怎么办？前后左右的邻居都被发动起来，“出于对整个楼栋的安全考虑，不少居民愿意奉献一份举手之劳，还有一位居民，干脆把整栋楼收快递的任务全包了”。名盛苑业委会主任赵骏说，过去小区邻里之间并不熟悉，见面顶多只是“点头之交”，可经此一“疫”，一些家庭互相认识、成了朋友，还热热闹闹相约一起出门下馆子吃饭、聚餐。

疫情过去后，凝聚力还能延续吗？

“疫情期间居民们守望相助、共同抗疫，社区已经成了家庭、公司以外的第三空间，是一个百感交集、流动情感的地方。”听罢居民区的抗疫故事，投资人、互联网商业点评人赵雨润很受感动。

但随即，有人提出了疑虑。“疫情是个极为特殊的情境，不少居民与居委会产生互动是因为‘有求于你’，撤去这一特殊情境以后，这种互动关系还能延续吗？”“圾不可失”垃圾分类品牌负责人周春担心，这种高度的社区参与和互动，是否只是暂时的？

这也是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阮俊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疫情之下，是“抗击疫情”的共同目标将基层工作者和居民们凝聚到一起。“平时社区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居民的不理解、不配合，有时我们做了很多服务工作，但居民不了解、甚至不需要。这次面对疫情，从政府、社区到居民，所有人共同的目标就是控制疫情、保卫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是这样的目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在他看来，疫后社会治理仍要继续抓住“共同目标”这一关键性的黏合剂。

如今，国内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人们的生活逐渐有序恢复。在未来寻常的日子里，还有什么共同目标能够凝聚起社区的情感和力量？

“健康！养生！”角落里，五里桥街道众仁太极拳队队长薛红梅率先开了口。薛阿姨认为，疫情让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健康的重要性，疫情平复后健康、养生、运动仍会是居民们不变的共同诉求。更多嘉宾打开了话匣子——派出所民警觉得，共同目标是安全；社区语言艺术团成员说，要有文化艺术活动；心理咨询师提出，居民们渴望被看见、被发现、被尊重；小区业委会主任则认为，人们回到社区，渴望的是家的温情……

居民需求多元，如何找到最大公约数？

答案越来越多，可讨论却似乎回到了原点：面对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什么才是共同目标？如何找到共同目标？

“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结构分化很大，需求分化也很大，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只能尽量去满足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找到最重要、最紧迫的那一项。”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指出，回应需求是特别复杂的问题，这是上海基层政府迈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时面临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战。而正因如此，居民自治更凸显其重要价值。

△ 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在讨论现场

阮俊觉得，基层政府找准自身定位很重要。“让居民自己来讨论、协商，我们的基层街道和居委会要做的事是搭平台、建机制、做服务，为居民自治做些支持性工作。”不过，搭平台并不容易。桑城居委会主任张旻静坦言，居民协商时也会出现“吵成一锅粥”的情况，“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她指出，居委会搭平台之前，必须事先走访居民、了解民意，把居民自治议题进行集中和梳理，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为居民议事搭建平台。

“我们的基层政府需要少一些‘家长式’的管理。”周春提到，美国的社区治理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美国更多的是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把居民凝聚起来，让居民自发地发展和组建兴趣社群。我们的居民区更多地也可以扮演一个服务的角色，而不是去主导居民的需求。”

延续公共空间的建构

讨论进入尾声，“共同目标究竟是什么”似乎逐渐在形成共识。

黄晓春直言：“这次的疫情非常特殊，居民们出于个人安全的忧虑，迅速地找到社区、依赖社区。需要承认的是，当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在居民多样化需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并不容易。”

“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许许多多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讲到了公共空间的形成，比如一些陌生人，甚至可能这辈子不会有交集的人突然建立起联系和依赖。”黄晓春认为，在未来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中，让所有人亲如一家很难，可正是因为公共空间的出现，许多陌生的关系出现了连接，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了，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等自发社群的出现，更进一步稳固了公共空间——而这正是疫情过去后，我们能够延续下来的一般性的机制。

“在五里桥，在其他街道，在特大城市的不同地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来重建公共性。我们可以依托三会制度等居民自治制度和平台，让各种人群有表达自己的渠道，让不同的利益碰撞，不同的声音交织……最后完成基于现代公民的社区认同和公共性基础上的文化重建。”

“于是，我们把社区这个心理意义上的‘家’找回来了。”黄晓春说：“这种让居民感到安全、被认同、被尊重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正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未来重要的竞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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