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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疫”2020①|过去从不联系居委会的居民,为何主动捐出宝贵防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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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周丹旎 2020-06-01 14:38
摘要:这种让居民感到安全、被认同、被尊重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正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未来重要的竞争基础。
10:44 破“疫”2020·五里桥

编者按: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对于上海这样一座超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整合资源,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联合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等单位联合推出特别专题: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系列大讨论。系列节目围绕五个议题,邀请社区工作者、居民代表、社会组织、属地单位、专家学者等嘉宾,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闵行区吴泾镇、长宁区虹桥街道和徐汇区天平街道五个社区展开探讨。今天推出第一期在五里桥街道的讨论活动。


从未参加过社区活动的居民,疫情期间竟然做了社区志愿者?过去从不联系居委会的居民,为何主动捐出宝贵的防疫物资?

5月25日晚,在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五里桥街道讨论现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秦畅向嘉宾们抛出了上述问题。这一连串疑问,生发于街道基层工作人员和居民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深切感受——社区里“敲不开的门”打开了,曾经的“陌生人”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在一起,在疫情面前拧成了一股绳。

曾经坚固的东西在慢慢松动

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玮捷对此深有感触:“我们辖区内有一个高档楼盘,进入小区要经过三道门禁系统,和居民联系要先通过客服预约。”他坦言,疫情前居民区工作人员与该小区居民接触比较少,社区活动开展也并不顺畅。而就在疫情期间,他却与小区内60多户家庭成了“熟人”,“这里境外返沪居民不少,我们将他们平安接回家,在隔离期内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提供酒精等防护用品,同时缓解其焦虑情绪和心理压力”。

在居委会的细心关怀下,曾经坚固的东西在慢慢松动:有接受过帮助的居民向居委会捐赠了三大盒消毒湿巾,他说,“不知道以后的路多长,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和我们一起共渡难关”;有居民结束隔离后自告奋勇,主动要来参加志愿活动;还有一位水果店老板,默默向所在居民区捐出了一万元。

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玮捷在讨论现场

3月中旬,国内防境外疫情输入压力陡增,境外返沪人员的隔离管理、周边居民的情绪安抚,成为基层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在五里桥街道斜土居民区名盛苑小区,高峰时期仅一个楼栋内就集中了5户居家隔离家庭。隔离人员每日的垃圾清理、外卖快递收发、生活物资采购工作量不小,怎么办?前后左右的邻居都被发动起来,“出于对整个楼栋的安全考虑,不少居民愿意奉献一份举手之劳,还有一位居民,干脆把整栋楼收快递的任务全包了”。名盛苑业委会主任赵骏说,过去小区邻里之间并不熟悉,见面顶多只是“点头之交”,可经此一“疫”,一些家庭互相认识、成了朋友,还热热闹闹相约一起出门下馆子吃饭、聚餐。

疫情过去后,凝聚力还能延续吗?

“疫情期间居民们守望相助、共同抗疫,社区已经成了家庭、公司以外的第三空间,是一个百感交集、流动情感的地方。”听罢居民区的抗疫故事,投资人、互联网商业点评人赵雨润很受感动。

但随即,有人提出了疑虑。“疫情是个极为特殊的情境,不少居民与居委会产生互动是因为‘有求于你’,撤去这一特殊情境以后,这种互动关系还能延续吗?”“圾不可失”垃圾分类品牌负责人周春担心,这种高度的社区参与和互动,是否只是暂时的?

这也是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阮俊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疫情之下,是“抗击疫情”的共同目标将基层工作者和居民们凝聚到一起。“平时社区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居民的不理解、不配合,有时我们做了很多服务工作,但居民不了解、甚至不需要。这次面对疫情,从政府、社区到居民,所有人共同的目标就是控制疫情、保卫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是这样的目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在他看来,疫后社会治理仍要继续抓住“共同目标”这一关键性的黏合剂

如今,国内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人们的生活逐渐有序恢复。在未来寻常的日子里,还有什么共同目标能够凝聚起社区的情感和力量?

“健康!养生!”角落里,五里桥街道众仁太极拳队队长薛红梅率先开了口。薛阿姨认为,疫情让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健康的重要性,疫情平复后健康、养生、运动仍会是居民们不变的共同诉求。更多嘉宾打开了话匣子——派出所民警觉得,共同目标是安全;社区语言艺术团成员说,要有文化艺术活动;心理咨询师提出,居民们渴望被看见、被发现、被尊重;小区业委会主任则认为,人们回到社区,渴望的是家的温情……

居民需求多元,如何找到最大公约数?

答案越来越多,可讨论却似乎回到了原点:面对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什么才是共同目标?如何找到共同目标?

“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结构分化很大,需求分化也很大,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只能尽量去满足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找到最重要、最紧迫的那一项。”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指出,回应需求是特别复杂的问题,这是上海基层政府迈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时面临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战。而正因如此,居民自治更凸显其重要价值。

 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在讨论现场

阮俊觉得,基层政府找准自身定位很重要。“让居民自己来讨论、协商,我们的基层街道和居委会要做的事是搭平台、建机制、做服务,为居民自治做些支持性工作。”不过,搭平台并不容易。桑城居委会主任张旻静坦言,居民协商时也会出现“吵成一锅粥”的情况,“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她指出,居委会搭平台之前,必须事先走访居民、了解民意,把居民自治议题进行集中和梳理,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为居民议事搭建平台。

“我们的基层政府需要少一些‘家长式’的管理。”周春提到,美国的社区治理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美国更多的是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把居民凝聚起来,让居民自发地发展和组建兴趣社群。我们的居民区更多地也可以扮演一个服务的角色,而不是去主导居民的需求。”

延续公共空间的建构

讨论进入尾声,“共同目标究竟是什么”似乎逐渐在形成共识。

黄晓春直言:“这次的疫情非常特殊,居民们出于个人安全的忧虑,迅速地找到社区、依赖社区。需要承认的是,当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在居民多样化需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并不容易。”

“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许许多多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讲到了公共空间的形成,比如一些陌生人,甚至可能这辈子不会有交集的人突然建立起联系和依赖。”黄晓春认为,在未来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中,让所有人亲如一家很难,可正是因为公共空间的出现,许多陌生的关系出现了连接,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了,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等自发社群的出现,更进一步稳固了公共空间——而这正是疫情过去后,我们能够延续下来的一般性的机制。

“在五里桥,在其他街道,在特大城市的不同地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来重建公共性。我们可以依托三会制度等居民自治制度和平台,让各种人群有表达自己的渠道,让不同的利益碰撞,不同的声音交织……最后完成基于现代公民的社区认同和公共性基础上的文化重建。”

“于是,我们把社区这个心理意义上的‘家’找回来了。”黄晓春说:“这种让居民感到安全、被认同、被尊重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正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未来重要的竞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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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周丹旎 图片编辑:笪曦
本文图片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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