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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都抑商、贱商,宋朝却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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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易安 2020-06-02 13:10
摘要:历史总有一些曲径通幽处,值得后人玩味。

热播剧《清平乐》将观众带回了人才济济、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北宋中期。在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杨家将、包青天中充当“背景板”的宋仁宗赵祯,在这部电视剧中成了“C位”。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大词人柳永以绮丽婉约的词章,记录下仁宗时代广为称颂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仁宗朝史官范镇认为:“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柳永,字耆卿)能尽形容之。”

宋仁宗的嘉祐之治,是两宋这一繁荣时代中最令人怀念的岁月。时人以赞赏的口吻评论他:“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在他逝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仁宗皇帝离世30年后,兄弟之邦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仍在怀念他。南宋年间,有人路过宋仁宗的永昭陵,留下了“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的诗句。

「万事不自由,只会做官家?」

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伊佩霞在《宋徽宗》一书的开篇,花费了数十页的篇幅讲述即位之初的宋徽宗赵佶对于礼法的遵循。的确,皇帝的生活单调而枯燥,一举一动都要遵循礼法,日常起居都有起居注官记录在案。

 
《宋徽宗》
[美]伊佩霞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确实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称治”。北宋皇城紧挨着市井,站在最繁华的樊楼顶层,可以俯视宫禁。仁宗和宫人在宫中甚至能听见“丝竹歌笑之声” 。相比之下,入夜后紧闭宫门的皇城,显得多么冷清寂静。仁宗的娱乐活动也少得可怜,而且他还很难尽兴。偶会与宫人赌钱玩耍,输钱了甚至会耍赖。宫人取笑他:“官家太穷相”,他则说“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

与祖辈父辈不同,仁宗是宋朝第一位终生未离开京城的君主。《宋仁宗:共治时代》作者吴钩认为:“如果不是出于礼仪之需,比如南郊祭天,仁宗甚至连踏出皇城都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仁宗的人身自由度还不如他治下的一名臣民。”

《宋仁宗:共治时代》中的观点值得参考:“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宋仁宗:共治时代》
吴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人高度赞赏宋仁宗的“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来自后仁宗时代的士大夫格外推崇的“垂拱而治”,即君主当以无比尊贵的身份高拱在上,不亲细故,以宰相领导的政府具体执政,以独立于宰相的台谏监察政府,从而形成良性的权力制衡,达成优良的治理。所以说,“百事不会”不是无能,而是说,君主应当谦抑,不逞强,不与臣下争胜;“会做官家”是深谙为政之要。按照北宋大学者邵伯温的阐发,宋仁宗的为政之要是“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

正是在这样清明的政治环境下,范仲淹才能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吁,张载才会喊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声。因为,这些士大夫是真的把自己视为国家的栋梁,身担社会的重任,而不是皇帝的统治工具。

宋仁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有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大宋群星闪耀时」

仁宗时代人才之盛,可谓光耀千古,为民间说书艺人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后世流传的诸多民间传奇,比如“狸猫换太子”、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等,皆是以宋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

翻开宋史,宋仁宗时代确实是群星闪耀,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文豪——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悉数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依照仁宗朝大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在仁宗朝即已出现。网罗这些名传青史的大人物,离不开庆历新政中“精贡举”等举措。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大宋与辽国达成了新的盟约,与西夏也进入了和谈模式。但是与西夏的数年战事和辽国的趁火打劫,宋朝自身的问题显露无遗:军事孱弱、财政不堪重负,面对外部威胁,执政大臣庸碌无为。庙堂内外亟须一场革新,宋仁宗建功立业、励精图治的热情也被边境问题激发了出来。

在宋仁宗的支持下, “择官长”(确立选拔地方长官的方法)、 “明黜陟”(制订考核官员的标准)、“抑侥幸”(限制恩荫子弟)、“均公田”(重新分配外官职田)、“精贡举”(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 “减徭役”、“厚农桑”、“覃恩信”(国家向黎民施行恩泽)等新政举措迅速得到推行。

两年后,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相继离朝后,庆历新政的部分举措还在继续执行中,还有部分举措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比如“庆历兴学”中的“精贡举”。吴钩认为,上述四人被逐出执政团队,并没有意味着新政完全失败。在北宋注重“分权与制衡”的体制下,大开大合的变革很难得到推行。加上宋仁宗并非说一不二的强势君主,他的优柔寡断,会让他在听到台谏的质疑声响时,动摇改革的初心。

“精贡举”十余年后的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得眼前一亮,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他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属于谁,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此文考生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毫不犹豫地将此考生列为复试第一名,确定为会元。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

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地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有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日后的大儒,群星灿烂。《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大文豪苏轼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诚然,活跃在后仁宗时代的神宗、哲宗乃至徽宗朝前期的一大批股肱之臣,实际也都是仁宗朝培育出来的。

历史总有一些曲径通幽处,值得后人玩味。庆历新政期间,滕宗谅、苏舜钦、欧阳修先后因为挪用公共财产而被贬谪,却为后人留下了三个著名景观——岳阳楼、沧浪亭、醉翁亭,以及三篇传世名作——《岳阳楼记》《沧浪亭记》《醉翁亭记》。通过灵动俊逸的文字,一千余年后的读者,得以领略宋代士大夫不凡的胸怀。

「昙花一现的商业文明」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中国的古代至中世,是“内陆中心”的时代;从宋代开始,变为“运河中心”的时代,“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按《宋仁宗:共治时代》的作者吴钩的观点,宋仁宗的祖辈——宋朝的立国者赵匡胤,迁就于漕运便利的现实情势,不得不定都于运河线上的汴梁,却也在无意中顺应了“运河中心”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

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一览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的繁华。徐徐展开长卷,只见汴河两边,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市井气息扑面而来。由大商人、小商贩、手工业者、艺人等组成的各类市民,在瓦舍勾栏间享受着其他时代没有的市井生活。《水浒传》中,燕青带李逵潜入东京城观赏元宵花灯,就是先到瓦舍看热闹的:“两个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来。来到瓦子前,听的勾栏内锣响。”

按照电视剧《清平乐》的叙事,古老的坊市制度——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用坊墙相隔离——是在宋仁宗手里终结的。但依照学者们严谨的考据,坊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宋仁宗只是顺应了市民阶层崛起、商业发达这一历史潮流。有一次“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并没有下令拆迁、封路,而是简化了出行仪式。

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平衡时,吴钩认为“这里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很显然,宋仁宗用实际行动作出了选择。大词人柳永在描摹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余,也不忘描述当时人们美好的有些奢侈的生活:“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北宋灭亡后,仍有诗人写诗回忆如梦一般的繁华: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自从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就成了海外汉学家们讲述宋朝故事时的重要母题。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宋代“包括了很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在海外汉学界,“宋代近世说”要比“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达成共识。

吴钩在另一本著作《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指出:中国最早的城镇化发生在宋代,其标志之一,就是大量市镇的出现。根据学者的统计,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宋史·地理志》记载:宋代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近50个。所以,放眼当时的世界,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城市,毫无疑问是北宋的汴京与南宋的临安。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吴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城市化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城市的经济功能被发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在古人眼里,城市就是用来履行保卫功能的。直到唐代,因为坊市分离,城市的商业功能也并未得到发掘。宋代相对繁荣的商业,唤醒了城市的商业功能。商人与商业,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

回顾中国历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有抑商、贱商、辱商的政策、法律。宋朝却是一个例外,开朝之初,即颁布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在宋朝也得到了突破。苏辙指出:“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道:“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体系、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

可惜的是,南宋灭亡之后,高度发达的治理体系和商业文明并没有延续下去,历史的进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良宵在《元代史》序文中指出: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商业文明的发展,有赖于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华夏文明之“复振”,亦是如此。这是宋仁宗手下的清明治世留给后人最深厚的遗产。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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