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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国家提供“危机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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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20-05-09 11:14
摘要: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各国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本危机应对之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贾雷德·戴蒙德的作品在国内广受追捧,尤其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被奉为了解西方历史的必备读物。近日,他的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以下简称《剧变》)再度引发阅读热潮。

延续戴蒙德的一贯风格,《剧变》也是跨学科的典范:书中融合了心理学、生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危机管理研究等多学科背景知识,提出了只有进行选择性变革才能转危为机的观点。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各国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本危机应对之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年9月10日—)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研究兴趣从个人转向国家」
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明显的不同之处,将两者对比研究是一件有趣的事

上书房:《剧变》用个人生活中如何度过危机来类比国家面临挑战时的应对,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观察角度,您是怎么想到的?

贾雷德·戴蒙德: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个人危机。引发个人危机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比如婚姻破裂,也会遭遇亲人去世、财务波动、信仰动摇等其他问题。我对个人危机的研究兴趣最初来自发生在我和我的亲友身上的危机,而我妻子玛丽的职业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一兴趣。

玛丽是一位临床心理咨询师,我们结婚的头一年,她在一家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实习,那里有一个为陷入危机的当事人提供心理治疗的诊所。自1942年林德曼医生创建了“危机疗法”,数十年间,心理治疗师们不断地完善这套疗法,并在许多心理诊所加以应用。那一年,我几乎每周都从玛丽那里了解到许多这方面的讨论,当她向我解释她和她的同事们认识到的个人危机的结果预测因子时,我意识到类似的因素也有助于理解国家危机的结果。

和个人一样,国家也会遭遇危机。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对个人而言是被配偶抛弃或是另一半去世,对国家而言是一国受到另一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在内部触发,比如人生了病,又如国家内部的纷争战乱。对个人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使一个国家解体,使一个时代终结。

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但也必须看到两者还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心理治疗师发现,“自我力量”这一个人特质在应对个人危机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国家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力量,但相应地,对国家而言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国家认同”。更明显的差异是,国家拥有领导者,个人显然是没有的,因此关于领导者角色的问题会常规性地出现在有关国家危机的讨论中,但不会出现在有关个人危机的讨论中。

正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明显的不同之处,所以,将两者对比研究会是一件有趣的事。

上书房: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什么优点?

贾雷德·戴蒙德: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弄清楚复杂的国家危机。

另外一个优点是,如我前面所说,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

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会向盟国求助。再如,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是充满挑战的转折点」
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做到直面危机、如实评估自身的能力和价值,鼓足勇气去辨认那些必须变革的方面

上书房:您如何定义危机?

贾雷德·戴蒙德:英文中的“危机(crisis)” 一词来自希腊语中的名词“krisis”和动词“krino”,它们有以下几种解释:“使分开”“做决定”“加以区分”,以及“转折点”。所以,我们可以把危机看成是一个紧要关头,是一个转折点,即“这一刻”之后的情况和之前的情况是极其不同的。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这一个“转折点”的挑战时,危机感创造出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找寻新的处理方法。如果这个人或这个国家找到了合适的应对方案,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不过,成功解决危机和未能成功解决危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种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成功,可能并不长久,相同的问题可能卷土重来。比如,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盟,好像“解决”了它在国际舞台上角色定位的危机,但在2017年英国又以公投的方式选择离开欧盟。

历史学家在确定一个国家的转折点时常常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是因为有些危机看起来像是毫无预兆地降临的,一些历史学家将之定义为转折点,而没有看到,大部分个人和国家的危机都是多年进化型变革的积累:就像今天走到离婚这一步的夫妇,其婚姻问题其实由来已久,而一些国家看似突然的政治动荡,其实是由一直存在、发展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酝酿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伦就清楚地意识到这类危机的本质。1972年12月,他在短短19天内提出了一个包含重大变革的旋风计划,但是他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改革只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上书房:“转折点”意味着事情可以往好的方面发展,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发展,是什么决定了发展的方向?

贾雷德·戴蒙德:不管是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变革,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代表自己过往身份的一切,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恰恰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和国家如何取舍,想清楚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变更。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做到直面危机、如实评估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他们必须判断,自己身上的哪些零件可以留下并适应全新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需要鼓足勇气去辨认那些必须变革的地方。这就要求这些个人和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的新方案,来适应余下的自己。与此同时,要划分界线,指明那些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拒绝被改变的元素。

「直面危机是第一步」
明确问题的边界是“选择性变革”的基础,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很难的

上书房:您在书中通过对6个国家的危机应对历史的分析,总结出了“危机应对12个步骤”,但并未对它们进行排序,您现在可以按重要性对其排序吗?

贾雷德·戴蒙德:我不能、也不应该把这12个因素按重要性来排序,因为它们都很重要。如果一对即将结婚的情侣来问我,维持幸福婚姻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那我打赌他们很快就会离婚。因为幸福的婚姻是靠很多因素一起维系的,不存在某个最重要的因素。同样,应对危机的12个步骤也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但如果按照先后顺序来排序的话,我会说直面危机是第一步,因为人们必须首先承认存在危机,否则就谈不上应对了。第二步,愿意承担责任,否则人们就走不到第三步,去思考如何明确问题的边界,明确问题的边界是“选择性变革”的基础。

所以,我虽然没有在书中将12个步骤明确排序,但它们是有内在逻辑上的推进的。

上书房:书中谈及的第7个国家是您的祖国美国,您没有分析美国的危机应对历史,但指出了美国目前的处境——正在经历一场渐进式危机。您的依据是什么?

贾雷德·戴蒙德: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但我会指出更根本的4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又是根本中的根本,那就是从政治家到全体选民、从政治层面到社会其他层面所呈现出来的越来越明显的极化、偏狭和暴力趋势。以学术界为例,比起60年前,今日美国学术界的辩论变得充满恶意。曾经,那些在科研问题上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依然和我作为朋友交往,但如今,我不断受到来自和我意见相左的科学家的起诉或威胁,他们对我使用语言暴力。有一次,邀请我去讲课的主办方甚至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以免我受到极端反对者的人身攻击。

学术界只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政界的极化程度尤甚,各党派为了反对而反对,彼此不肯妥协,不惜牺牲公众利益。

上书房:为什么会这样?

贾雷德·戴蒙德: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是指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并成为各种群体的成员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友谊、群体从属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包括帕特南在内的很多学者提出,我们的“社会资本”正在衰落,美国人越来越少参与这种面对面的群体活动,却越来越热衷于加入各种线上的群体,这种线上群体的成员之间从来不会碰面,看不见、也听不见对方。此外,大数据识别人们的立场、喜好,不断推送同质的定制化信息,人们一整天不断地用手机来浏览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网络新闻和评论,而不会去听和自己立场不一致的人在说什么。

上书房:美国将如何着手解决问题?

贾雷德·戴蒙德:美国距离迈出解决危机的第一步还有很远的距离。虽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国家的状况,但对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尚未达成普遍共识——没有认识到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还有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等这些存在于自身的问题,而试图把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别人。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很难的。

上书房:您如何评估当下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

贾雷德·戴蒙德:这是个严重的危机,但它不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那种危机。真正威胁人类文明的危机是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以及全球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即不平等。

「“心有旁骛”的科研者」
危机会成为崩溃的深渊还是重生的契机,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反思与学习能力

上书房:您在书中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您的个人危机。21岁那年,您在剑桥大学攻读生理学硕士,一向优秀的您第一次感受到了学习上的压力,甚至对自己所追求的科研生涯产生了哲学层面上的怀疑,您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

贾雷德·戴蒙德:那是1959年的事,那年6月,在参加了剑桥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生物物理学会会议后,我的失落感更强了,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科学家汇聚一堂,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我感到羞耻。之后,我“逃”到芬兰度假,想着要放弃科研而去当一名同声翻译。

我的这场危机最终在一个早上得到了解决。当时,我和父母坐在巴黎公园的一张长椅上,真正直面我应该放弃还是应该坚持从事科研这个问题。父亲没有对我施压,而是温和地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认为,现在不过是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现在就决定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不如回到学校再试半年。

这个建议让我放松下来,让我能够理性地去分析我当时研究碰到的问题是否真的说明我不适合搞科研,还是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障碍。同时,冷静下来后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擅长做一名同声翻译。

上书房:后来的发展证明,您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生理学研究者,但后来您又从生理学转向了进化生物学和地理学,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转变?

贾雷德·戴蒙德:因为我对地理学更有兴趣了,而对实验室的兴趣不再那么多了。

上书房:其实不只从生理学到地理学,您身上发生的转变有很多。您的一系列著作,从《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枪炮、病菌与钢铁》到《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尤其是之后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以及今天的《剧变》,您书写的领域早已不限于生理学、进化生物学、地理学领域,还涉足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以致有人开玩笑说,戴蒙德一定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

贾雷德·戴蒙德: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是一位钢琴师、教师与语言学家。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科学的兴趣,而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变得热爱阅读和写作,并且从6岁开始学习钢琴。我有一个小妹妹,从小我就需要不断地回答她提出的各种问题,大概这就促成了我一生的爱好——帮助自己与他人理解这个世界。

我早期的研究课题相当“具体而微”——了解胆囊细胞膜上的转运通道的功能。这虽然有趣,却不足以满足我的求知欲与好奇心。1964年夏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行,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不但沉迷于当地绚烂多彩的热带鸟类与精妙复杂的生态系统,更与当地土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我观察他们的生活传统,了解他们的社会构造,并思索他们的发展历史与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有什么不同。我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所受的教育与科研培训用来理解分析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最终踏上了科学、历史、社会的交叉点。对我而言,同时追求多种兴趣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异常刺激。

上书房:从您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强大的学习能力。

贾雷德·戴蒙德:为了应对危机、迎接未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保持并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剧变》本质上就是一本关于国家“学习能力”的书。所有国家都会遭遇重大危机。危机会成为崩溃的深渊还是重生的契机,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反思与学习能力,而一个国家的学习能力来自挫折、来自伤痛、来自绝望,但根本而言,来自放下自大之后的谦卑。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曾楚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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