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超大型国际城市，上海屡遭重大传染病“袭击”：从1988年甲肝、2003年SARS、2009年H1N1流感，到2013年的H7N9，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在今天市政协常委会议上发言，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将成为常态，上海应建设好最强公卫大脑，真正提升城市运行风险预警能力和重大生物应急事件联动处置能力。　

3月，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健康与生物安全大数据超算中心揭牌。借助超级计算机，对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只用了10小时。朱同玉认为，这体现出现代科技在抗疫中的巨大威力。

“我国的制度优势与科技在抗疫中筑起了钢铁长城，取得决定性战果。但诸多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亟待弥补。”朱同玉举例，在城市生物安全风险预测方面，超算能力亟待加强。利用超级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科学家不但可以发现病毒、解析病毒、预测病毒演变、推演疫情发展，还可以设计药物和疫苗等。“公卫大脑同时也是‘一网统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更好地辅助政府决策，强化风险感知能力，让‘一网统管’如虎添翼，让城市生物安全风险预测更加精准。”

朱同玉认为，上海现有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公共卫生风险的挑战。“尽管上海在2003年就高瞻远瞩建设了永久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这次疫情的病毒发现、药物疫苗研发和临床救治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患者容纳量、人员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难以充分应对突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他认为，上海应提升重大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应对百年一遇大疫情的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比如，参照以色列地下储备医院模式，具备迅速提供不少于5000张应急床位能力，作为大型应急救治场所收治患者，提供及时、安全的医疗救治。

此外，朱同玉提出，上海亟待建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补上生物安全研究的科技支撑短板。“作为大国重器，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理应成为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功能标配，这也将同时弥补上海在生物制药成果转化硬件支撑上的短板，对重大传染病的病原研究、临床救治与药物疫苗研发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