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一样，纽约的4月，春天的到来扭捏而迟疑。料峭春寒里，一旦习惯了宅家的日子，出门便不再有诱惑力。疫情之下，平时驱使我出门的动力都消失了——去韩国城吃一顿烤肉，去东村小酒馆看一场脱口秀，漫步到百老汇看看能不能买到特价票，甚至是一家咖啡馆打量路人消磨时光……这些，全都成了奢望。

从3月1日纽约州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3月20日州长科莫签署“纽约州暂停”的行政命令，再到如今的4月下旬，纽约州已有突破25万人确诊，全美突破90万人确诊。回想过去这两个月，作为一名普通纽约客，恍若隔世。

戴口罩还是摘口罩？这是个问题

3月上旬，可能是纽约华人过得最“精分“的时期。

一方面，3月3日纽约州第二例确诊爆出，患者是一位律师，每天从西切斯特县搭火车到曼哈顿的中央车站上班。这里是纽约市迎来送往的门户，纽约不少金融公司坐落在此。华人里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很多，因而不免心中惴惴，担心疫情在人流密集的纽约市失控。

另一方面，我的美国同事和客户们却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虽然公司开始试验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营运持续计划），给大家发笔记本电脑，让一部分员工尝试远程工作。但是在大家的言语中，新冠病毒还只是“大号流感”而已。

那时，一位女同事的孩子有些咳嗽，幼儿园希望家长不要送孩子去上学。女同事表示：“听说这病毒在儿童里没有死亡案例，得了就得了呗。”我和一位远在明尼苏达州的客户闲聊，问他周围有没有确诊案例。他不耐烦地说，“Nah, it’s just a flu. Just get it over with.（就是一场流感而已，赶紧结束了算了。）”

与此同时，朋友圈里，哥大的学弟学妹和纽约大学、巴鲁克学院的留学生正在请愿停课，但除了中国学生以外，反响寥寥。

3月13日，一家墨西哥酒馆打出的招牌写着：“我们没有Corona（可以理解为“”新冠病毒”，也可以理解为“科罗娜啤酒”），但我们有Modelo啤酒“。在当时，Corona作为一个被拿来打趣的谐音梗，还很新鲜。

被夹在这两股声音之间的我，心中的分裂在3月初那一周的周末到达了顶峰。那个周六，我有两场“文艺活动”：上午帮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美国学生拍短片，下午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抗疫慈善晚会的彩排——晚会的门票收入会被捐往武汉抗疫前线。

走进纽约大学的片场，剧组10多个美国学生正在闲谈，几乎无人提到新冠病毒。男主演来了，大家一阵寒暄，为他坐火车赶来道辛苦。“你从哪里来？”我问他。他回答：“西切斯特县。”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那个确诊律师所在的县嘛。根据当时的报道，这名律师附近社区已有30多人感染。然而，看着剧组其他人神态平静，我也不好意思做什么表示，只能在吃剧组的工作餐前好好洗了个手，趁着其他人开动前盛了自己的饭。

上午的戏拍完，我赶到中国留学生们的排练场地，一进门就惊呆了——几乎人人都戴了蓝色医用口罩。见我进来，导演指着桌上的一盒口罩说：“你也拿一个吧。”虽然看了两个月戴口罩的新闻，但我还真没什么戴口罩的经验。犹豫地拿上一个，笨拙地调整位置、捏鼻夹，随后坐定在一片口罩的“海洋”里，有一种古怪而神圣的仪式感。

彩排结束，一个个戴着口罩的身影汇入纽约的大街小巷。这片蓝色被稀释了。阳光刺眼，初春的嫩绿树叶反射着银光，周边再没有其他纽约人戴口罩，关于病毒的担忧好像是天方奇谭。我也悄悄摘下口罩丢了——听说最近有亚裔戴口罩在地铁上遭人辱骂挑衅，而我并不想招惹是非。不论是刚才的戴口罩还是现在的摘口罩，我之所以这么做，都因不想成为人群中异类。

就在同一天，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纽约州确诊案例已达89例，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大大小小人员聚集的活动，开始被组织者们自发取消。几天以后，这场留学生晚会也宣布取消。晚会本意为国内抗疫筹款，孰料国内态势渐渐平缓，纽约倒成了需要帮助的对象。

见证了太多金融界的“第一次”

作为美国的金融、文化中心，纽约就像一辆开足马力的火车，动量大到任何停摆的措施都举步维艰。这里本就是一个摩肩接踵的地方，多数人仅有一小爿公寓容身，和拥有大房子、用汽车通勤的其他美国人相比，要想让纽约人完全窝在家里太不现实。另外，纽约有89%的企业都是20人以下的小企业，其中很多都是夫妻店、小本买卖。一旦消费者们被锁在家里，这些小企业怎么存活呢？

3月9日这一周，州长科莫和市长白思豪宣布，所有饭店必须减少一半座位。从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法令，就可以看出纽约的官员们有多纠结——纽约疫情刚刚抬头，关店，会激起民众反弹；开店，形势可能随时急转直下。我预感到接下来很长时间下不了馆子，索性趁这几天把想吃的上海菜、日本菜都吃了一遍。当然，毕竟是特殊时期，坐地铁时，我全程没有碰扶手，锻炼了一回平衡技能，吃饭前也注意洗手20秒。

平时至少要排队1小时以上的米其林餐厅，现在完全不用等位。减少了一半座位的店里，双人桌一张一张离得很远，人们讲话时也不自觉地放低声音。然而，走出饭店，隔壁的一家酒吧却挤满了人，酒客们肆无忌惮地熙攘喧闹。看来，对于“减半令”，不论是店家还是顾客都还没放在心上。

3月9日这一周，纽约州和纽约市宣布所有饭店必须减少一半的座位。平时排队如长龙的知名餐厅添好运，虽在营业却冷冷清清。

到了3月中旬的这个周末，随着纽约第3例死亡出现，科莫州长宣布纽约市所有学校停课1个月，纽约人仿佛如梦初醒。华人早早开始担心的超市抢购，真的出现了。消毒喷雾、消毒湿巾已经被先知先觉者抢购一空，一些不以药妆为主的超市也把新进的消毒液放到店门口。走进我家旁边的超市，冷冻食品、罐头、饮料都被扫荡得所剩无几。来美国这么多年，从来只担心货架上各种超大包装、超大容量的食物卖不出去，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供不应求的场景。

当然，美国疫情期间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货可居”就是囤卫生纸了。不知为何，3月开始，各大超市的卫生纸突然被抢购一空，小店则守着卫生纸坐地起价。不少媒体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囤卫生纸的心理原因，有的说是提供安全感、囤了也不怕坏，有的说其实断销没这么严重，只是卫生纸体积太大，货架一空就很引人注目。

纽约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对消毒液、卫生纸等涨价，半个月内对各种乱涨价行为罚款28万美元。乱涨价是停止了，供求关系却依然不平衡。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有时去超市晚了还是买不到纸，买到的也是薄脆型的“公厕型”卫生纸。

3月15日，如梦初醒的纽约人开始行动，超市部分食品货架空空如也。

3月15日，曼哈顿一家卖中药保健品的中国商店，跨行卖起了消毒用品。

也就在3月中旬的周末，我突然收到老板的短信，说明天开始所有人必须在家办公。虽然之前从公司领到了笔记本电脑，但手忙脚乱还来不及调试，导致我现在只能远程缠着公司的IT小哥解决问题。

干证券衍生品交易这一行，市场瞬息万变，时间就是金钱。作为销售，现在和交易员只能远程交流，遇到复杂的交易，真让人干着急。可是，再痛苦也只能慢慢习惯，毕竟所有的银行都开始适应work from home（在家工作）的新常态，落后的只能挨打。

金融界的“狼性文化”，让一些银行一开始还“头铁”，逼着员工坚持上班。我们隔壁一家银行，一个managing director（经理）出现咳嗽症状后还上了一天班，回家后被确诊了新冠肺炎。最终，这家银行的交易部门有20人被感染。新形势下，华尔街不得不在利润和员工生命安全下做选择。

4月9日，夜色中路过一家大门紧闭的银行，新闻里滚动播放美国超46万人感染的消息。

工作两年半以来，这个3月让我见证了太多金融界的“第一次”。美股历史上的5次熔断，4次都发生在3月份的10天之内。出门买个午饭，回来发现股市又熔断了，索性见怪不怪，一边吃饭一边等15分钟的暂停交易结束，然后看着股市继续往下跌。和同事们开视频会议，第一次看到所有人西装领带之外的样子。男同事首先放弃了外貌管理，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地搂着两个娃出现在镜头前。所有的远程会议都少不了稚嫩童音的干扰，“妈妈，我能吃冰激凌吗？”的背景声余音绕梁。也许很快，上班非得西装革履、端坐桌前将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社会建构，埋入20世纪的故纸堆吧。

老书店不知能否挺过这一劫

当然，比起很多小微企业，我们的这份“痛苦”，已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记得纽约完全禁止饭店堂食的前一周，大街上已是冷冷清清。我去隔壁的中东小食店买晚饭，店里好像很久没来人了，柜台后两个中东大叔热情地打招呼。盛完我要的菜，大叔们还往饭盒里一勺一勺地给我加肉丸、加番茄、加鹰嘴豆泥……我捧着沉甸甸的饭盒往外走，大叔们招手喊道：“下次再来啊！”几天后路过这里，店面已小门紧锁，再没开张。

3月21日，纽约日本协会门口宣布将关门至3月31日，现在想来这是太乐观的估计。

虽然不少饭店转型做起外卖，但对小店来说，保持开张就意味着亏损。疫情期间，不停听到我所深爱的那些小店的坏消息。中国城的台湾小吃“武昌好味道”，曾是我和朋友最爱吃的苍蝇小馆，20美元就能享用盐酥鸡、蚵仔煎、芋圆八宝冰。如今只能在视频上看到店主用木然的眼神望着镜头：“扛过了9·11，扛过了2003年非典，扛过了2012年桑迪飓风，但这次我好像看不到尽头，没有期盼。”纽约的一大文化地标、独立书店The Strand，我在3月初还去逛过，到了3月下旬，书店发表声明称，由于没有收入，不得不解雇188名员工，仅留下24人。这家成立于1927年的书店，不知能不能挺过这一劫。

尽管美国政府针对小企业推出了一项PPP贷款计划，让它们留住员工、避免裁员。然而一些财大气粗的上市企业也来浑水摸鱼。比如市值16亿美元的汉堡餐厅Shake Shack就拿到了1000万美元贷款。后来在舆论的狂轰滥炸下，该餐厅不得不承诺退还贷款。

3月27日，往日车水马龙的中央车站门可罗雀。

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2020年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可怕的毕业季了。期盼4年的毕业典礼只能在网上进行还算小事，朋友圈里不断传出实习甚至全职offer（录用通知）被取消的消息。一些本就手头拮据的学生，现在更感前途未卜。

我本科时的一位犹太朋友，在纽约一所初中当英语老师。她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读教育系研究生。虽然这样只能拿一半工资，还得付学费，生活捉襟见肘，但她想着长痛不如短痛，有了研究生学位就能加薪了。3月她向我抱怨，她的毕业项目研究的是中学课堂，需要在中学旁听24个小时，而疫情前她只完成了5个小时。如果要延期毕业，她就真的交不出学费了。幸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到4月我们再聊天时，学校已经提供了让她远程完成毕业项目的方案。

这样真诚的声音是能跨越国界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疫情带来的麻烦也许只是阵痛。虽然全面复工遥遥无期，但允许年轻人、有抗体的人出来工作，也许很快将成为现实。被“逼上梁山”的远程工作模式，也会随着更多人的使用被改造得更流畅。然而，另一些伤痛，会在社会的肌理上留下更持久的裂痕。

从1月初中国疫情暴发开始，全世界针对华人、亚裔面孔的恶性案件就不绝于耳。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在美国爆发时，一些美国华人迅速戴起口罩作为防护，却被其他族裔人群白眼相加，甚至因此被暴力攻击。“口罩文化”在中西方的差异，以及美国的口罩产能不足的实际考虑，让美国的官方口径一直维持在“不生病就不要戴口罩”，直到4月中旬才开始呼吁人们戴自制口罩上街。这也加剧了美国一些文化不高的人对“口罩=病毒”的认知。3月我戴着口罩上街时，就被3个从饭店后厨出来的人围堵着喊“No good!（这样不好！）”

4月9日，一家deli（熟食店）规定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同时有口罩出售。

让人欣慰的是，至少在海纳百川的纽约，有更多人在为反种族歧视行动。3月初我坐地铁时，被一张地铁公告上鲜明的红色吸引了眼球，上面赫然写着“地铁站禁止任何种族歧视和仇视外国人的行为”。再仔细一看，虽然公告的格式、字体都惟妙惟肖地模仿了纽约地铁的官方公告，但措辞有点奇怪，所用中国国旗元素也不像官方所为。查了才知道，这本是一个韩裔美国人发起的民间活动，每年6月在地铁站里张贴模仿地铁公告的海报，来抗议对少数人群的歧视。如今，他们又做了这一组反对歧视亚裔的海报，借用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国旗的元素。当然，这样的自发性广告，第二天就被清理了。

3月10日，有人把反对种族歧视的宣传语伪装成地铁公告，贴在东42街地铁站。

21世纪，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理解与病毒有关的污名化的后果。“西班牙流感”这一称呼一直被反省，“墨西哥流感”的说法也早被“H1N1”取代。因此，当“武汉肺炎”这一说法见诸报端，很快被更科学的“COVID-19”所取代。

一些热心的华人朋友、海外校友会，前几个月忙完往国内捐口罩的行动以后，马上又投身给美国抗疫前线的医生护士募集PPE（个人防护用品）。有人想办法找宣传渠道，让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在美华人的努力。还有人提出在社交媒体上增加亚裔的正面曝光度。这也许是不该发生的“种族歧视”发生后，短时间内不得已却最有效的对策。

如果说种族歧视是少部分人的愚蠢行径，那包括我身边美国人在内的“精英阶层”起先对病毒的漠视，似乎更值得深思。

当新冠肺炎疫情2月在美国抬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疫情。然而美国人似乎是在欧洲的意大利、德国等国相继“沦陷”之后才反应过来。即使反应过来了，中国两个月前经历的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物资紧张的情形，也没有被美国人引以为鉴。当纽约皇后区的艾姆赫斯特医院床位不足、设备紧缺，只能用冷藏卡车拉尸体时，纽约人惊慌失色，仿佛新冠病毒会冲垮医疗系统是闻所未闻的奇观。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中美民间信息流通的隔阂，还是美国人在政府的乐观预估下，对自身的医疗能力过于自信？还是更令人细思恐极的——没有把中国人的痛苦视作一种可以感同身受的痛苦呢？

无论如何，过去几十年来一路凯歌高唱的全球化进程，在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各种退群之后已吃一堑，这次又被扫荡各国的疫情来了个下马威。4个月以来，虽然各国都见证了前线医疗人员舍身奉献、后方普通民众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然而各国之间的臆测、猜忌、指责、幸灾乐祸也不能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时候，我看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Axios采访时那句中肯的“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臆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一周后，崔天凯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中美应团结抗疫。文中尽量避免冷冰冰的外交辞令，而是以他和纽约的缘分开篇，最后说“期待着下次去纽约，去百老汇再看一场歌颂爱、勇气与希望的音乐剧《狮子王》”。

4月9日，一家时装店的歇业公告，背后模特们的笑脸，让人怀念能和朋友欢聚的时光。

在这个全世界最艰难的时刻，这样真诚的声音是能跨越国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