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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听《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吴晨说透商业和科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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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20-04-25 18:05
摘要:知识的碎片随处可得,知识结构的更新却需要每个人一步一步完成,既不能假他人之手,也来不得弯道超车。

题图:拥有177年历史的《经济学人》

1843年,《经济学人》创刊,宣布将“致力于一场严酷的斗争,一方是勇于向前的理智,另一方是阻挡我们前进的无知———此等无知毫无价值且怯懦”。

作为《经济学人·商论》的执行总编辑,吴晨近日出版了首部个人文集《聚变:商业和科技的前沿思考》,在这部文集中,他将如何继承《经济学人》传统,展现深刻洞察和知性、智性的思维方式?


吴晨


「思想市场」

■  20世纪70年代,全球80%的资产仍然是有形资产,而现在,80%的资产已经变成了无形资产
■  无形资产成为主导让吸引和保留人才成为城市规划、治理的重中之重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出了“思想市场”这一概念,能解释下是什么意思吗?

吴晨:这要从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教授说起。他第一次把知识和创新列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即在传统的两大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体力劳动)之外,增加了人力资本(以教育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以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两大要素,从而形成四要素增长理论。

新增的两大要素,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什么是无形资产?根据《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兴起》一书中的定义,无形资产的表现形式可能是专利、品牌、商业机密、专有技术,也可能是企业的特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也涵盖社会资本和制度设计,当然也包括对员工的培训。

发达市场正在经历从后工业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无形资产变得愈发重要,它们本身也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无形资产。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80%的资产仍然是有形资产,而现在,80%的资产已经变成了无形资产。这是全球经济经历的最大改变。

但是,相对于有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市场要弱小得多,所以我提出“思想市场”的概念,呼吁、鼓励形成无形资产交换和交流的市场:一方面鼓励开放式创新,让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思想和创意有相互碰撞和激发的机会;另一方面鼓励对无形资产产权的保护,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挖掘无形资产的价值,通过交易给予无形资产创造者足够的激励。

上书房:类似的市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比如版权交易市场、大数据交易市场。

吴晨:从狭义的、交易的角度来说,是的,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广泛、更富活力的思想市场。

比如,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既然经济分工的专业化带来了生产的大规模与高效率,全球化的外包与贸易带来了低成本与高效率,那么,思想领域是否也可以提升专业分工的程度?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托马斯·马龙提出“超级专业化”概念,认为脑力劳动也可以像体力劳动那样细分。这种细分已经在共享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个人的富余时间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他甚至还提出了创建“竞赛网络”的构思,就是参照汽车行业的供应链网络,让思想的“供应商”相互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当然,这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约定标准和规范,让思想可以彼此匹配。和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好的基础设施一样,支撑“思想市场”发展的标准、规范和社会共识也是支持无形资产成长的基础设施。

上书房:我们看到,特斯拉开放无人驾驶平台,谷歌对安卓平台开源,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对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

吴晨: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围绕特定开源技术构建一个拥有合力、生机勃勃的产业集群,比单纯收割特定技术的版税要划算得多,这其实是对公司所专注领域更好的保护。能够持续推动开放式创新的企业,一定是能够有计划地链接起公司外部的思想与创意并从中受益的企业。

这也体现了无形资产的一个特性,就是正的外部性,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是负的外部性。知识作为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分享知识会让更多人获益,正因如此,和资本、劳动这样的要素相比,无形资产有着规模效益递增的效果。

如何保护,如何开放?如何竞争,如何合作?总之,要建设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还有很多东西要厘清。

上书房:人才无疑是“思想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

吴晨:是的,无形资产成为主导让吸引和保留人才成为城市规划、治理的重中之重。城市规划一方面要宜居,让人才能够在创建特定产业集群的大都市圈里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另一方面要有激发思想碰撞的场所,比如书店、咖啡馆、共享办公室,让不同背景的人能够聚在一起共享信息、相互切磋。

「创新创业」

■  政府在幕后为创新提供了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为创业则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  所有技术领先的国家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不同的是,各国产学研一体化程度不同,一些国家对公共投资的治理水平更严密、更科学

上书房:构建“思想市场”的目的在于吸引人才、激发创新、鼓励创新性创业,创新创业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您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可以怎么做?

吴晨:我在书中分析了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归纳起来主要是,政府在幕后为创新提供了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为创业则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比如农业部,1862年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巨大的农业科技实验室,今日依然如此。抗生素最早就是在农业部的实验室里研发成功的,1872年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4个人,现在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55个人。农业部还孵化了很多大学,比如弗吉尼亚科技大学、得克萨斯A&M大学等。

再如商务部,基本上不参与任何直接与商业打交道的业务,而是主持人口普查、搜集经济信息、管理专利,称其为“信息部”或“数据部”会更贴切。

除了直接投资基础科研,为创新性企业提供融资是美国各个部门的重头戏。能源部为研发清洁能源的企业提供有补贴的融资,特斯拉在内华达州建设纯电轿车工厂的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一基金。农业部有一家拥有2200亿美元资产的银行,贷款额度比能源部更高,而农业部的内部银行给中小企业(农场和农村的创业者)提供贷款通常是通过当地银行进行的,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创业的资金实则来自农业部。

上书房:资金的投入固然重要,但美国创新成功的逻辑显然不止于此。

吴晨:我们来看看美国国防部下属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成功之道。几乎所有能被记住的重要创新,从互联网到微波炉,都源自DARPA的赞助,但它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雄厚的预算,实际上,它每年用于资助各领域研发的预算只有30亿美元。但是,美国每年的国防采购预算高达6000亿美元,这么大一笔预算,可以刺激企业竞相创新。比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采购奠定了半导体行业的飞速发展,也让硅谷从旧金山南边的果树林变成了今天的全球创新基地。

上书房:硅谷的形成,离不开斯坦福大学,两者是如何跨越创新与创业的鸿沟,实现科研与商业的跨界合作的?

吴晨: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斯坦福大学专利办公室的尼尔斯·赖默斯。赖默斯当初的提案很简单:专利办公室帮助大学研究者申请专利,收取15%的专利使用费作为工作经费,剩余部分的1/3作为奖励给发明者,2/3由发明者的院系和大学平分,作为未来的科研经费。但这个提案遭遇重重挑战:如果一项技术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考虑商业利益是不是有违大学提供公共服务的理念?另外,在当时的文化中,发明者申请专利、获取专利奖金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贪婪行为;此外,一些研究是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还可能获得了国家经费的支持,这种情况下,发明者是否有权申请排他性的专利?

但赖默斯没有退却,他坚信企业是转移研究成果、让更广泛公众获益的最佳载体,而第一步是要获得教授们的支持,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DNA技术的专利申请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我在书中有详细的讲述。据统计,当时“有超过28000件专利产品堆积在政府部门而没能得以利用,原因竟是没人来为它们开发激励机制”,赖默斯为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闯出了一条路。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贝赫—多尔法案,把赖默斯摸索了5年的方法确定为法律———大学有权利索取政府拨款资助的研究发明的所有权。

在风险投资日益兴起之后,赖默斯再次推动大学接受股权———而不仅仅是现金———作为专利使用费。在赖默斯的不断推动下,斯坦福大学重新定义了与硅谷创业环境的关系,教授创业、学校持股变得司空见惯。

所有技术领先的国家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不同的是,各国产学研一体化程度不同,一些国家对公共投资的治理水平更严密、更科学。

上书房:硅谷在诞生创新传奇、打造独角兽公司的同时,也不时爆出造假丑闻,比如曾经誉满硅谷的独角兽企业Theranos。

吴晨:造假不仅发生在硅谷,也发生在硅谷之外。Theranos公司所揭示出的硅谷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独角兽本身及它的追寻者———资本的盲点,更发人深思。

硅谷从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一代开始,就流行这样一种文化:好的创业公司要能构筑伟大的梦想,描绘出伟大的产品,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绘这种伟大的产品,叫作vaporware(“悬在空中一吹就散”的产品),拿到融资后再不断努力,让创新的脚步真正追上梦想。这种造梦神话用在移动互联网上,如果无法实现,至多让投资人亏钱、让消费者空欢喜,但如果用在医疗等领域,那就是人命关天的事。

Theranos这么蹩脚的骗局,为什么能骗过那么多聪明人?除了投资人的路径依赖、投资圈的圈层化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产生的货币泡沫等原因外,人们普遍存在的“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挣钱的好机会)”的心态,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在这种心态下,不管投资人、合作方、主流媒体,都选择忽视Theranos根本不能提供一整套检验结果这一事实,而选择相信创始人夸夸其谈的PPT。

「数字经济」

■  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网络上留下大量的“数字尾气”,数据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存在
■  平台经济的公共属性是不能被忽视的,否则,作为创新产物的平台反过来会成为阻碍创新的势力

上书房:您在书中分析了今天社会正在发生的两大转型,除了前面谈到的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型,另一大转型是传统经济转向数字经济。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搜集消费者的移动行为数据变得非常容易,把这些移动行为数据和消费者的历史行为数据进行匹配也变得越来越方便,您担不担心消费者本身成为数据平台售卖的商品?

吴晨:我想您指的是数据隐私保护问题。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一场大数据的争夺战正在发生。争夺战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数据交易不规范,数据标准不统一,等等,但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最尖锐的,还是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一谈到数据隐私保护,人们往往分成两派:乐观派认为我们已经有所行动,比如欧盟在2018年5月通过的数据隐私新规(GDPR),如果我们继续过度强调对隐私的保护,就会忽略隐私数据在被各方很好地使用的时候所能带给消费者的便利和实惠;悲观派认为我们处于“监视资本主义”的危险境地,平台既能将用户每天的实时动态售卖给商家,商家据此使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或者改变用户的行为,也有可能产生各式各样对消费者的歧视和对隐私的侵犯。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的信用评分不好,又居住在犯罪率较高的社区,算法就可能不断地向你推销各种有问题的次贷产品,却会在有好的工作机会的时候把你屏蔽。

上书房:那您的立场呢?

吴晨: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理性对待。

在谈保护数据隐私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什么是数据隐私。讲法有很多,我认为归根结底是两个权力:数字的遗忘权和携带权。遗忘权就是你希望年轻时候做的傻事,不要在网上成为抹不掉的过去;携带权就是当你决定不再使用微信时,可以把你在微信上发生的所有数据都带走,而不是留给微信。

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两个权力都很难保障,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网络上留下大量的“数字尾气”,数据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存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数据隐私观,别再奢望自己的数据能够被隐藏起来。反过来,我们应该强调数据的完整性(Data Integrity),关注你的信息不会被篡改,以及你的信息在没有你本人授权的情况下不会被不相干的人查询。数据完整意味着制定一套规则,让你愿意分享你的隐私信息。比如你可以选择向医生和药剂师公开你的病史,而且不用担心病史被篡改或者被不相干的人看到。

上书房: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吗?

吴晨:区块链给出了贯彻数据完整性原则的一种可能的方向。区块链的数据存储是分布式的,数据存储在本地,而不是一个中央服务器上或者一个集中平台上,个人决定哪些数据对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公开。只有在验证之后才可以查找、分享数据,而且每一次查看和分享都有记录可循。

上书房:您为什么说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方向?

吴晨:因为区块链的本质是去中心化的,而一些拥有数亿、十数亿用户的平台,是中心化的,平台上的用户个人信息是集中存储、不开放的,它与用户签署的冗长的数字协定带来了灰色地带,使其可以“灵活”地解释协议,从而达到“灵活”地使用用户数据的目的。如果这类平台接受去中心化,或者接受数据完整性规则的约束,它们将不再能享受现在的垄断地位带来的丰厚利润,因而它们没有动力去这么做。

上书房:但互联网的初心是去中心化的,人们曾经畅想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联互通的自组织平台。

吴晨:但随着一些平台长成“超级航母”,互联网正在失去公共性,甚至走到公共性的反面,集中表现在假新闻的泛滥、圈层化的加剧与公民被矮化成消费者。

假新闻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但社交媒体加速了传播、扩大了影响。与假新闻泛滥同时发生的,是传统媒体的日益边缘化,“守门人”的角色在被淡化。“互联网原住民”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使得他们更难以辨别信息的质量,更依赖社交媒体和搜索,也更容易被“个性化营销”。

圈层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乐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地带,和自己类似的人交往,没有机会也缺乏动力去跨界与其他圈层的人沟通,无论是信息还是商品,算法都会根据你的历史数据,不断推送相似的东西,不断强化你的偏好,这样,偏好就很容易变成偏见。我们获得的资讯变得狭隘,我们的视野变得狭隘,而狭隘的人是很难彼此协作的。

公民被矮化成消费者的情况,正在西方世界发生。商品与服务的市场营销和政治的营销变得越来越相似,找到潜在消费者和在政治上动摇的人群并加以争取,两者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么发展下去的后果是深远的,会消解人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

平台经济的公共属性是不能被忽视的,否则,作为创新产物的平台反过来会成为阻碍创新的势力。未来互联网巨头们需要在平台的发展和平台的公共属性之间找到平衡,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也都不能坐视平台不受任何监管地做大。

「终身学习」

■  每个人应该力图去探索科技变化的背后,它给经济、商业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这种影响
■  知识的碎片随处可得,知识结构的更新却需要每个人一步一步完成,既不能假他人之手,也来不得弯道超车

上书房: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商业和科技的前沿思考,对既非商业人士、也不从事科研工作的读者来说,读这本书是否可以获益?

吴晨: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推动力是科技的变化,作为非科学研究者的我们,通常很难直接去理解和掌握各种前沿科技,但我们每个人应该力图去探索科技变化的背后,它给经济、商业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这种影响。

这种探索,一方面可以以史为鉴,研究人类历史几千年,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几百年,科技变革的浪潮给人类社会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而这种冲击和影响又是如何随着新科技的应用和推广而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另一方面,则要不断问问题,追问这一轮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与之前的浪潮有什么不同。事实上,任何一次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改变都不是单一新科技对单一旧科技的简单替代,而是更为深远的变化,这一次尤甚。所以我在书里一直呼吁要用“生物学思维”替代机械思维,要充分认识到世界是复杂的、处于动态之中的。

这本小书是我过去两年对搭建面向未来的知识体系的积极尝试,涵盖了从数字经济到商业转型,从航天逸事到医改创新,从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复盘式思考到以新兴市场荣枯法则看中国发展等各方面的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对历史、对他山之石、对跨界的思考,去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的复杂世界。

上书房: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知识半衰期越来越短,我们如何应对?

吴晨:一是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和习惯,要时刻做好“50岁是新的20岁”的准备,因为在你50岁的时候,你的工作被机器取代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而你需要保持学习力,去重新开始一份新职业。

一是要警惕不被时代焦虑所绑架,很多人寄希望于每天10分钟的听书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结果必然遭遇幻灭。原因很简单,如果不改变“快”、也即速成的心态,是不可能真正慢下来的。咀嚼简化后的知识只会徒增焦虑,要拿出大块时间去阅读、去思考,知识的碎片随处可得,知识结构的更新却需要每个人一步一步完成,既不能假他人之手,也来不得弯道超车。

深入思考仍是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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