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作出新的判断，“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这标志着国内疫情防控已经换挡进入后期，与此同时公众的心理状况也正步入“换挡期”。疫情早期带来的“潮水般”的心理应激反应逐渐衰退，不同人群的心理差异进一步显现。疫情后期遭遇心理“换挡期”，各级政府应实时研判四类人群的心理变化，及时调整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重点，实施精准的分类分级干预措施。

暖人心，重点在医护人员和特殊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

第一类人群是一线医护人员和老弱病残贫人群，应当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对这类群体提供心理危机干预，更能体现温暖人心的社会心理服务功能。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反应在疫情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专门针对医护人员的心理热线拨入情况来看，医护人员刚开始会表达害怕、焦虑和压力。随着疫情进入最艰苦胶着的阶段，医务人员的求助电话反而减少，责任感和信念感支撑他们超越了正常的急性应激反应。部分医护工作者明明工作很疲惫，但坚持说不累，停下反而更焦虑。而当疫情进入消退期后，放松下来的医护人员更可能体会到此前潜在的心理创伤，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因此需要在疫情后期就开始积极关注这群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早发现早干预。

要探索多种形式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危机干预。一方面是提供“疏导人心”的专业心理援助服务，例如开展心理健康评估，提供个体心理咨询，组织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团体治疗。另一方面是通过“温暖人心”措施，解决医护人员的实际困难，例如单位党组织谈心谈话和关怀问候；关心爱护措施向一线医务人员倾斜，不按行政级别确定发放标准；确保轮换休整到位等。

还需重点实施心理危机干预的群体包括居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对特殊群体实施暖心保障，兜住社会底线，人心才安定。以老弱病残贫人群为例，他们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陷入困境。可通过包保联系人，在走访探视时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强信心，重点在病患的心理康复干预

第二类人群主要包括新冠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病患的心理从早期对疾病的恐慌和无法得到救治的焦虑，会转为对治愈后的广泛焦虑和抑郁。根据武汉市第一医院的调查，新冠肺炎患者普遍存在睡眠问题，中重度失眠占26.4%、中重度压力占10.5%。江苏心理援助队的调查显示，病患不仅担心自己是否能够治愈，也担心自己家人的状况，更多的是担心出院之后，是否会传染给他人，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在工作单位受到歧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调研时再次强调“要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作”。

要通过心理康复干预，帮助病患树立必胜信心，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主动听从医嘱，积极配合治疗。病患的心理康复干预包括心理功能评估和心理康复干预两部分。首先可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匹兹堡睡眠问卷等进行评估。其次是心理康复干预。对有恐惧、愤怒、焦虑、抑郁等心理功能障碍的病患，可设计能够产生愉悦效应及转移注意力的作业疗法，达成调整情绪，疏解压力的目的。也可以开展专业的心理咨询，包括正念放松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注意慎用让患者重复叙述创伤经历的方法，以免造成重复伤害。

对病亡者家属应聚焦于哀伤辅导。遭遇亲人离世的哀伤反应通常可以借助葬礼等哀悼仪式得到缓解。而疫情期间的特殊措施，可能会导致延长哀伤障碍（PGD）的发生。因此需要通过哀伤辅导，帮助病亡者家属尽可能正常度过哀伤期。特别是双重身份的病患（即是病亡者家属又是感染病人），更需加强专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聚民心，重点为隔离人员和社会大众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第三类人群是长期居家隔离者和社会大众。长期隔离者容易诱发心理行为适应问题。从居民对社区管理的投诉内容来看，部分内容超越了社区的职能或能力范畴，例如物价问题、婴幼儿物资采购、非新冠肺炎死亡等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长期隔离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近段时期公众对疫情的恐惧和警觉有所下降，应激反应从警报反应阶段转入适应阶段，并逐渐过渡到耗竭阶段，出现了泛化焦虑。根据心理热线的统计，早期咨询内容大多与疫情直接相关，目前由于延迟开学和隔离在家所导致的亲子关系紧张、夫妻相处紧张、邻里关系紧张等主题逐渐增多。

长期隔离会对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与社会支持，实现隔离环境下个体社会功能的再平衡，是凝聚民心的重要举措。与第二类群体（病患和病亡者家属）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心理康复干预相比，长期隔离人员和普通民众的心理疏导可借助志愿者开展。志愿者经过心理疏导训练，就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与隔离民众和社会大众进行沟通，提供疫情认知、健康指导和心理情绪辅导，开展家庭支援、社会关系修复、政策咨询及转介等服务，从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工作方式以及家庭生活方面各方面提供适应性调整。

筑同心，重点为社区工作者提供减压赋能服务

第四类人群是城乡社区工作者。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主战场，也是疫情下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虽然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但由于防疫周期长、工作负荷重、工作人员少、防护资源匮乏、专业力量不够、群众不理解等问题，导致社区工作人员出现职业倦怠、厌战情绪、松劲心态等消极心理。调查显示，22.5%的一线防疫人员反映当前的防疫工作最多只能坚持1个月，近8成的防疫人员反映坚持超不过半年。社区工作人员的消极心理不仅影响其自身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防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基层一线防疫队伍的组织承诺、内在满意感以及工作动机，并出现情感衰竭。

建议为基层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建构减压赋能的心理关爱体系，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首先是减压措施，通过查处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压缩材料报表、理顺工作流程、提供工作支持；通过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社区工作者“解套松绑”；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社区防控工作效能，减轻社区工作者工作压力。其次是赋能措施，通过政治激励，完善职务晋升激励机制，大力发现、培养、选拔干部，让一线社区工作者有职业上升空间；通过待遇保障，适当提高工资津补贴，解决后顾之忧；通过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增进群众对社区防疫工作的理解、宽容及支持，消除社区工作者内心的失落感、委屈感和无意义感；通过培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意识和能力，打造个人情绪“减压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从“胶着对垒状态”到“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从“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再到如今“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阶段性变化，社会心态也随之进入“换挡期”。通过实时研判掌握各类群体心态的动态变化，并对目标人群进行分类精准的社会心理服务，才能警惕心理危机、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等负面心理的发生，更好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进一步推动全面战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