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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作者 | 疫情之下,“美顺与长生”的小家温暖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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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20-02-27 10:53
摘要:疫情当前,家是避风港。一部温情小说,恰在此时击中人心柔软处。

《美顺与长生》是北京朝阳医院推氧气瓶工人毛建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故事,但于普通中人们可以看到汗水与泪水、自卑与自尊、奋争与希望的交织,感受到一个农村少女与一户京城人家在共同历经艰辛的过程中达成的谅解、展现的温馨。

这是一部朴素的作品,一部回归叙事传统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在当下,尤显珍贵。


「好作品是有翅膀的」

上书房:毛老师,听说《美顺与长生》脱胎于您发表在2011年第7期《北京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北京人》?

毛建军(《美顺与长生》作者):是的,我当时根本没想到会发表。我做了几十年的文学梦,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投出去,都是石沉大海,退稿的都很少,就渐渐放弃了,尤其是在女儿出生后。直到她大了些,我才慢慢缓过劲儿来,继续读,继续写。有一次,我看到《北京文学》杂志上有个“新人自荐”的栏目,就把刚写完的中篇《北京人》寄了出去。

投出去之后我也没抱希望,所以杂志社编辑王秀云老师来电话通知我小说过三审了,我都懵了。我投的是手写稿,听说还是他们编辑帮我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的,特别感动。

赵萍(《美顺与长生》责编):《美顺与长生》出版后,我们人民文学社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请来了现为《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师力斌老师。师老师介绍,最初是编辑王秀云从成堆的自由来稿中发现了这部中篇小说,一读之下被感动得哭了,推荐给编辑部其他同事读,读完大家开了个内部讨论会。回忆当时的场景,师老师说,“这样一部作品对我们编辑的冲击之大,是我们编辑部很少见的。”

上书房:赵老师是什么时候读到这部小说的?

赵萍:2012年的时候,有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为了别的事来社里找我,她之前采访了毛建军老师,就把这部中篇推荐给了我。

我读的时候,几度落泪。毛老师是带着感情去写的,但他处理得很克制,不泛滥,度掌握得很好。他对生活细节的捕捉,是坐在书斋里的人写不出来的,别的人写作要去体验生活,他不需要,他就在生活里面。而且,他是真正的平民视角,用平等的视角去关照那些小人物,不会去过度阐释他们或拔高他们。

上书房: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的第一部作品,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赵萍:我很认同《北京文学》编辑的评语:小说清淡到通篇找不到几个形容词,你却又在字里行间处处可以感知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毛老师是靠细节在推动情节,没有过于雕琢的痕迹,化有形为无形,有种一履一印的浑然温度。好作品是有翅膀的,它自己会飞。

「时代发展中的个人经验」

上书房:把中篇写成长篇是二度创作,绝不是简单扩展,从2万字的《北京人》到近20万字的《美顺与长生》,赵老师为什么对毛老师这样一位文学新人这么有信心?

赵萍:首先是对小说的架构有信心。我一读完就觉得,这个中篇有延展的可能性,具备了成为长篇的基础。而且小说的主题,即使时间流逝也不会被“折旧”,来自生活本身的文字也有留存和生长活力。于是去找毛老师,建议他写成长篇。

这是一部典型的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的作品。小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写起,以美顺和长生为主线,通过小家庭三代人以及周边亲朋的故事,讲述北京工厂大院里一群普通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人情世故、冷暖人生。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近20年来处于城市化、现代化快速推进中的北京城,普通如美顺、长生,都必然裹卷其中,身份、阶层、户籍、家庭等命题都避无可避。这部小说能让我们思考个体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是在普遍性的命运中建立起来的个人经验,再以个人经验重估人生价值和时代底色,它有着长篇的质地。

再有就是对毛老师还是有信心的。他虽然是文学新人,但我觉得他一方面通过阅读、创作做了很多自我训练,另一方面在语言文字上是有天赋的。

毛建军:但写得还是很艰难的,从2012年写到2019年,当中赵萍老师一直和我沟通。最难的是写到七八万字的时候,我实在写不下去了,赵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她也看不下去了。后来她把自己负责编辑出版的几本小说寄给我,我读到路内的《慈悲》时,突然就明白了,我的问题是架势拉得太大了,线太多,铺得太开。我就跟赵老师说,路内能写一个人、一个工厂,我也能这么写,我知道怎么写了。

上书房:用力不要过猛,不要失去原先用小人物反映大时代的特点,这是对的。但长篇毕竟与中篇不同,您在写作《北京人》时,主动放弃了两个天然具有极强戏剧冲突的卖点:一是婆媳的矛盾冲突,一是北京人与外地人的观念碰撞。您写长篇时依然放弃了,就不担心小说戏剧冲突不够吗?

赵萍:这部小说有它的一些缺陷,毕竟作者第一次写长篇,但是我们几位编辑看过后讨论,不认为这部小说的冲突性不够。确实,小说明面上没有婆媳矛盾、地域矛盾这些,但底下是汹涌的。贯穿整部小说的更大的矛盾冲突是——好人会不会有好报?对于好人,人们总有一份朴素的愿望,希望好人一生平安,最担心好人不得好报。这就让读者一直揪着心,每每看到美顺、长生遭遇意外,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比如反击二流子冯永那一段,长生爆发了,读者的心也跟着爆发了,是揪着的心在瞬间释放的感觉。

我认为这样的冲突更有张力,因为它存在于生活的肌理中,比起关心婆媳大战、地域隔阂,读者其实更关心好人的命运,因为这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善良是有来路的」

上书房:毛老师,听说您妻子张华就是外地人,美顺身上有多少张华的影子?

毛建军:我1958年生于北京,但若要往上追溯,我也不是北京人。哪怕是最能表现北京人喜怒哀乐的老舍先生,细究之下,也算不得北京人。所以我时常想:没有了这些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还会是现如今的北京吗?

1995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从东北来到北京的张华,两年后我们结婚了。张华比我小13岁,她14岁来到北京,开始给人当保姆,后来送报纸。我以前对外地的印象只是浮于表面,虽然以前插过队,但那是在北京近郊。当我去张华老家时,看到的那种反差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和张华在一起后,我开始留意大量来北京的外地人,和他们打交道,观察他们的生活。我这个故事是写给我媳妇张华的,但也是写给“张华们”的。我写的时候不是为了投稿,而是心里一直惦念着,就想写写“张华们”。当我在纸上写下第一句“那一年,美顺16岁”时,不瞒您说,我眼泪就下来了。

上书房:是什么感动了毛老师自己,感动了赵老师,感动了那么多的读者?

赵萍:生活细处的美感,人之为人的尊严,美顺与长生身上的那种真诚与善良,这是小说最为细密柔软的贡献。就像作家韩浩月说的:小说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把琐碎的生活串成闪亮却又温和的珍珠项链。它为一些纷争提供了另外一种更有效、更长久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真诚、理解与爱。它会让人忍不住想,如果我们周边都生活着美顺与长生这样的人,生活会变得美好很多。

毛建军:在一次活动上,有读者质疑:山里人哪有像美顺这么善良的?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多善良的人?我说,善良一直在我们的传统里,山里人也许没什么文化,但善良的传统一直保存着,也许保存得比我们还好。

我在写中篇的时候,有意避开了婆媳剧矛盾。当时电视上有很多这类电视剧,我觉得作家们都写透了,我还怎么写?难道写更坏更阴险?写得让人们对这个世界绝望?我觉得这不是文学该干的事。

再说,我看到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中有婆媳关系坏到不可调和的,但大部分是融洽的。不是没有矛盾,生活在一起哪能没有矛盾?而是在生活中一步步走过来,达到了一种融洽。

我母亲去世早,我和父亲一起住。结婚后,我妻子和我父亲也闹过小矛盾,但我父亲患癌生病的时候,我妻子每天送完报纸还要管孩子、做饭,但她还是尽心照顾我父亲。后期我父亲像书中的美顺婆婆一样,也大小便失禁,等我下班回来,我妻子跟我抱怨,但实际上她早就把我爸和屋子都收拾干净了。有一次,我们送我爸去医院,下了出租车,那天不知为什么,我背不动我爸,我妻子抢上来把我爸一路背进医院,那一刻我特别感动。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大多数人的生活,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藏在生活里面。

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我们不能全表现人性之恶吧?如果人都那么恶,人类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不可能一代代延续到今天。文艺作品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我想表现善良,让人看了对世界抱有希望。

赵萍:如果没有很好的生活积累,没有找到很好的小说内在的逻辑,表现善良的小说比较容易显得空甚至假,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经验的作家不太愿意去冒这个险的原因。毛老师思想上没包袱,生活上有体验,所以他能写善良。

上书房:长篇拓展了长生这条线,由长生带出了长生姥姥。姥姥显然是位知书达理的知识女性,由小说的年代背景可知,她必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她依然坚持爱和温良,长生的善良来自姥姥的教导。

毛建军:不仅长生的善良来自姥姥,姥姥这样的知识女性和美顺这样的山里女子也是有联系的。“傻”长生反倒是第一个看出这份联系的人,所以他看相片,一眼相中了美顺。美顺婆婆后来也发现了美顺和长生姥姥之间的相似点,当美顺说不像、哪里像时,婆婆说:不是长得像,是善良像。

我设置这样的情节是想表达,中国普通民众的善良是有来路的,也是会继续下去的,而且是在不同的人身上继续下去。

上书房:善良之外,我们还能在美顺、长生等一众小人物身上看到一种沉着的生活定力、强韧的生命活力。

赵萍:我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段话:美顺和长生一家的故事,像是不起眼的泉眼里细细汩汩流出的泉水,澄澈、晶亮、满身力气,一切的不如意都不能摧毁他们的自重。

毛建军:我认识一些我妻子的外地朋友,他们都是这样的,你越小瞧他们,他们越要做出点事来让你看得起。这是山里人的倔强,我觉得这种性格,特别有力量。

上书房:以北京、上海为突出代表的城里人和外地人之间,在户籍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总是文学作品关注的内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毛建军:2005年初,北京的户籍制度有了一个人性化的改变,我们的女儿总算成了北京人。我至今记得,当女儿户口填上“北京”二字时,我妻子喜极而泣。这个情节我也写进了小说。

可当我妻子45岁那年,终于熬到符合入京条件时,她却对把户口迁入北京这件事既不激动也不积极了。当时还是我跑上跑下给办妥的。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纠结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实在显出我们的鄙陋,尊重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存在应当是为人的基本品德。生活中如美顺、长生者比比皆是,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什么是高端人口?什么是低端人口?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放到这次抗击疫情中来说,任何一地的人怎可以被视为病毒的代名词?我想站在最普通的小人物的立场上去描述我所见到的那些卑微的倔强。

「打开自己,也让前方敞开」

上书房:毛老师的小说语言极为顺畅、简洁,阅读感很好。这种好,绝非是老练,老练的文字是有痕迹的,多半藏着辛辣,但毛老师的文字背后藏着的是纯真,是热爱,是对这个世界的信任,自然顺畅地把读者带入美顺和长生的人生中,带入这一家人的情感和命运中。您是如何自我训练的?

毛建军:谈不上训练,就是多读,打小爱读三言二拍这类的。我读书喜欢跳着读,不喜欢读长句,不喜欢读大段大段的描写,300多页的书,我翻看200来页就读完了。可能是这种阅读习惯影响了我,我写东西不爱拖泥带水。

另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文学一下子繁荣起来,有很多讲座。不记得是哪位老师说的,但他说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影响至今。他说,鲁迅写文章,写完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删,删到不能删为止,务求用最简洁的文字,说出最准确的意思。我回来就读鲁迅的文集,写东西时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写废话。

上书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写出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的作家,有好几位和毛老师一样是普通的工人,还有农民,现在这种情形似乎少了。

毛建军:35岁之前,我家住在朝阳门外一条叫喇嘛寺的胡同里,距人民文学出版社三站地。我经常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去,因为那里的书90%都是开放陈列的,可以随便翻阅。我往往一站就是大半天,读了许多经典名著。今天我的长篇处女作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就是那时结下的缘分。去年我过去的时候,那几间屋还在,老样子,让人觉得亲切得不得了。我衷心希望这几间屋一直在那里,永远存在,能从里面走出无数个文学的希望。

上书房:除了那样的屋要在,还有赵萍老师那样的编辑也要在。当下不少文艺作品据说是根据流行大数据“制作”、而非创作出来的,还有一些出版社只出销量有保障的作者的书,赵老师如何看待自己作为编辑的这个身份?

赵萍:挖掘新作者、和新作者一起成长,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从我入社开始,就一直听说这类故事,比如龙世辉编辑修改《林海雪原》,老社长韦君宜顶着压力出版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编辑何启治看了陈忠实的中篇《蓝袍先生》后约他写长篇《白鹿原》,等等。我们当然也有许多名作家资源,他们信任我们,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作品交给我们,这是我们的荣耀。但让我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发掘、陪伴、成就作家和作品。事实上,很多名作家的处女作是在我们这里出版的。在文化、传播渠道更为多元的今天,同样优秀的一部作品,像以前那样引起普遍持久的反响更难了,文学编辑的力量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弱了,但发现优秀作品依然是我们的目标。好的作家是打开的,一辈子都会对自我、对生活、对周遭保持敏感,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开创新的世界。作为出版人、编辑,我们也不能被动地等着理想中的作品从天而降,而是要一步不停地往前走,让前方敞开,迎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同时作出自己的判断。


《美顺与长生》
毛建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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