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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访谈】叶倾城:我写《围城日记》,是对事实诚实,对自己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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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芳、叶倾城 2020-02-20 05:56
摘要:我非常喜欢“日常生活”这四个字,让我想那句“太阳照常升起”。是呀,太阳照常升起,却每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欢愉。每晚如常睡去,心里怀着的却也总是不一样的希望。这样的日子,我以为,是非常值得一过的。而能为每一天发声,记录每一个瞬间,让它能以文字的方式永恒,是很大的福气。


散文适合以小见大,从点滴处探索行为背后的动机


徐芳:你可以说是一个高产作家,单是散文的主题,就涉及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柴米油盐儿女情长,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很多在散文写作中的追求,往往是有关人生的悟识、智慧的凝聚、理性的思索,甚至指向写作者自身的心灵愉悦。仿佛可以从心所愿地撷取现实人生的一景一物,既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昭彰主体,又在审美愉悦时用心于智慧。你不仅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写作)对象,而且也在对象中间找到自己,从而达到审美的“妙合”。在你看来,散文是否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思想性,强调一种普遍亦永恒的情感和精神?

叶倾城:有时候会想,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写作是什么。

它肯定首先是一种“看到”,我“看到”了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很自然地记下来。但反过来,也许是它“看到”了我,我内心有所渴求、灵魂里有些寂寞,我以为的“看到”其实是被“触及”。我之所以留意到,认为它值得写,就已经不是偶然的了。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写作是一件独立的事。是万事万物想要表达自己,只是借助了我的眼、我的心、我的手。

我非常喜欢你说的“日常生活”这四个字,让我想那句“太阳照常升起”。是呀,太阳照常升起,却每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欢愉。每晚如常睡去,心里怀着的却也总是不一样的希望。

这样的日子,我以为,是非常值得一过的。而能为每一天发声,记录每一个瞬间,让它能以文字的方式永恒,是很大的福气。

所以你说的是对的:我是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

所谓“更”富有实在性和思想性,不知道是和谁比。小说吗?小说有点像一个提取的过程,把橄榄榨成油,把黄豆磨成浆,到最后的成品,是高度被塑造的“虚构体”,它当然来源于生活,但与生活是不一样的,你无法从一块豆腐身上认出它的身世。

你可能读《红楼梦》,觉得与黛玉有知己之感,但你也确知,你不会遇见它。

而散文比较不一样,它更像直接摘下一朵花插进瓶子里,当然如何搭配也很见匠心,但玫瑰总是玫瑰。这就是它的实在性。

但是说到思想性,可能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倒觉得小说适合探究更深刻锐利的人性,可以像解数学题一样,把人放置在困境里,一层层剖析。而散文适合以小见大,从点滴处探索行为背后的动机。

小说像刀,锐利雪亮;散文则像盘子,明净优美,它们共同呈现我们所有的精神与情感。


如果说我对自己有定位,那就是:没有定位


徐芳:你是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的老作者,无论在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方面,都具备了“快手”与“老手”驾轻就熟的“功夫”。我个人甚至认为,你的千字文作品的气质,或就是报刊散文风格的标记之一。而中国现代散文的兴起和其后的繁荣,确实与现代社会报刊业的发达密切相关。一些关于报刊散文研究的文章里都提到过,比如《新青年》随感录中的一些文艺性的短论和杂文,为新文学早期现代散文开辟了道路。杂文经鲁迅的运用,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20年代,鲁迅出版的杂文集有《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而已集》……由未名社出版了《朝花夕拾》等;应该看到形式更多样了,出现了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报刊散文体,这也可以说多元地体现了现代散文在发展中的灵活与丰富性?作为曾经的报人和当下的作家,你是怎么给自己的写作定位的?

叶倾城:写作至今二十余年,从最初到现在,始终仰赖报纸副刊。它们曾是我最主要的园地,也是我汲取知识、了解动向的最大窗口。直到2010年前后,都可以说,我与大部分报刊副刊都是家人、亲戚、密友的关系。

更不用说,我自己就在报纸副刊工作过,那段时间,我挖掘出不少作者,写过很多专栏,我甚至还小试牛刀,帮报纸的影视版、评论版甚至体育版……客串过。我写过体育专栏,谁信?

但现在,纸质阅读,会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吗?我不知道。

好像它已经多次报过濒危。曾几何时,收音机领一时之尚;又几年,电视横空出世,收音机沦落为老头老太太们的消闲物,大家欢呼读图时代的来临;也许纸媒的静与慢,像静定闲慢的老式女子,似乎不合时宜……

那些预演都貌似大片《2012》,网络时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我们转眼就不再写信了,忽然我们就适应了网络阅读及写作。

读书人的三处读书圣地:枕上厕上马上。偎在床上用手机,已经是很多人的夜生活;在候机室或者动车上,用笔记本浏览网页、看电影,也司空见惯;拿着手机进厕所——再正常没有了。

十年之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在王选的激光照排发明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中文印刷可以告别铅与火。我仍然喜欢买旧书,喜欢那种触感分明的手感,一个字一个字在我轻轻的抚摸下成形,但我也明白,逝去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

而未来,无从预测,或者也不需要预测。历史不会因为我的设想而改变。更何况,我的设想也未必那么坚如磐石。我舍弃纸笔改用电脑,如“三嫌老丑换娥眉”般决绝;我多年没有手写过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手写的信;我习惯用搜索引擎找一本喜欢的书……我不是烈士,也算不得二臣,我只是顺应时代。

而我的写作是否也在这过程中渐渐改变了?

所以,适合报纸的千字小文我现在写得不多了,但我还在写,因为我写来得心应手,也自觉它们的隽永有味,而且“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

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取悦读者,小部分时间是取悦作者——这些千字小文,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

我还在努力地,尝试多元化的创作。

我写儿童文学。去年出版了写给一年级孩子的“陶小鲸系列”《你好啊一年级》,今年又将出版写给中年级孩子的“谷小满系列”《蜗牛座的谷小满》。

趁这疫期,我想认真地练习长篇非虚构的写作,想把疫区日记当作诚恳诚实的记录。我不是史家,我只为我能够得着的人与事立史立论。

我想写小说,为武汉,这座千疮百孔而美丽如斯的城市。它有太多故事值得写下,是我漫不经心直到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竟然可能“失去”它。

如果说我对自己有定位,那就是:没有定位。

我写,直到我不想写不能写。


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是读书人的样子


徐芳:从字里行间中,感觉你是个很爱读书的人,阅读是否已经成为写作的重要经验来源?或者也就是心灵营养的来源之一?而所有的工夫、文章做法、修为,或就是一个“养”字造就,就像我们养花养草养壶等,但“养”之难可能就在这里吗?前贤告诉我们“内以养己”,“养己”的境界有四个字——“安静虚无”。《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你的文字“轻功”(轻灵、轻盈),或者称之为“笔调”,那也是“养”成的吗?

叶倾城:齐邦媛有一句话:“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我一直铭记。

我知道齐邦媛的时候,已是2009年,她85岁,《巨流河》刚刚出版。到她90岁的时候,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教书育人、写作、翻译、提携后辈……一生都在奉献。

2014年,记者去采访她,发现她桌上有牛皮纸袋,装着“预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向书”,靠墙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她坦然说到死亡:“我跟医生讲,万一我被送来,请你不要拦阻。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病榻。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什么是读书人的样子?

2003年,作家苏伟贞的丈夫张德模因食道癌复发再度入院,早知没有离开医院的可能性,他还要求妻子:“带书给我看。”不是对未来时光有规划,只是读书人一生的日常模式,不打算因为囹于疾病就断裂。

每天一叠书带进去,看完了的一叠带出来。

病情渐次危重,他把其中一本厚书掷出来:“这本不要了。我怕我来不及看完。”几天后,他进了急救室再没出来。妻子签完所有的字,去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床头柜上的书,还翻覆着,停在最后一次被读到的地方。

死亡,割切时间,使其成为“生前”与“死后”,阅读,又令时间永恒,永恒到一句话一条画过的横线。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是读书人的样子。

2015年年初,93岁高龄的董鼎山给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向读者告别’——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写了上面五个字,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结束将近80年(14岁开始发表文章)的‘写作癖好’(我说‘癖好’,而不说‘写作生涯’)。”他老了,退休都三十多年。死亡一直在追他,那与死亡伴生的衰退、疲倦、软弱、病痛……都在追他。

“我不但对写作告别,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到了93岁,生活小节都有困难;……我对报章、杂志、书本、时事、电视、电影等也渐渐失去兴趣,单靠一台电脑与亲友保持联系。”死亡渐渐追上他,握住他的衣袖,绊住他的脚,他再也走不动了。

作为读书人的他,先行离去;他的肉身,在2015年12月,也安然静默。

这是我能想象,身为作家,最体面优雅的死亡:结束最后一部连载、停下最后一个专栏、结束最后一部书的三校。不想出版的日记信件烧毁,想留存后世的交给助手。半生收藏的书籍有价值的移交给图书馆,其他的,你们谁爱看谁拿去。向所有人说过再见后,慢慢地,在近百之年,合上眼睛。

如果——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真是至大福气。但愿我有。

我经常在思考,是什么让这些前辈学人作家如此旷达从容,无非就是你说的“内以养己”。

如何养,以何养?以高贵的情操、以渊博的学识、以对世人的同情与爱。

这些才是真正的阅读,比单纯的文字阅读更深入肺腑。


每个私人故事都是历史,汇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史诗


徐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散文往往是打开某个精神家园的钥匙,因为散文文体的表达,可能更率真直白、更随意自由,也更贴近生活,所以也就更能直抵心魂……湖北的散文,重点是武汉,比如方方的厚重深度、朴素真挚,池莉的平民化视角,陈应松的自然诗意或是诗人散文的激情与陌生化的语言等,应该说,都让这一地域的创作,折射出绚丽又不同的色彩。就在今年1月23日,因为疫情武汉封城之后,很多作家拿起笔来记录这段非常时期,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日记体,或类日记体,就以你来说,你也写了长篇的《围城日记》,是以时间序列来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加强叙事的现实感?非人为的自然而然,而时间本身也是真实性的一个证明,可呈现一份难得的真实与真诚。作为散文,和作为日记体的记录,是否可以遵循同样的写作法则?你怎么看这一种“记录”的意义?

叶倾城:我写《围城日记》,是因为这件事太突如其来,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结构——我看不到结局,所以当然不知道中心在哪里,我连怎么开头的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只能非常自然地,用时间先后顺序来记录。

我并不是有意要加强叙事的现实感。而是每一篇文章可能都有内在的逻辑,让它只能有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呈现。

写散文,或者写日记,我都希望能秉承同一个原则:诚实。

对事实诚实,对自己诚实。

我会想,我写得不好,我看到的事物非常有限,我的诚实一定包含了偏见——但这不也是一种记录吗?

当历史在不由分说地发生,身在其中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后世子孙才能去整理得失检讨是非——他们以何为凭据?无非以“史”为凭。

什么是史?每个私人故事都是历史,汇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史诗。

我听见窗外有布谷在唱歌(不是文学语言,是真的,第一次,它们叫得这么早)。作为写作者,就像是城市里的一只布谷鸟,大部分时候,你听不见它的声音,它被淹没在车声人声里,但确确实实,它们记录了春天。


【嘉宾简介】叶倾城,作家,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湖北作家协会会员。国内发行量最大杂志《读者》的签约作家,其作品在诸多的报刊杂志中有很高的转载率。著有《孩子,谢谢你选我做妈妈》《爱我少一点爱我久一点》等多部散文集,《原配》《心碎之舞》《麒麟夜》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童书“陶小鲸系列”《你好啊一年级》等。

栏目主编:徐芳 文字编辑:徐芳 题图来源:笪曦 制图 素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内文图片由嘉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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