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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我们这样把甲肝赶出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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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袁念琪 2020-02-06 07:59
摘要: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新型冠状病毒灾害来袭,使得武汉封城,全国人民度过了一个戒备森严、谨慎小心的2020年春节。这让许多上海人不由想起32年前的那个春节,上海人民也是那么诚惶诚恐,生活在甲肝病毒的阴影下。但是在上海市政府科学而有力的应对下,依靠全社会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走过了那个艰难岁月。今天回顾32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仍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一篇报道让上海人为之一震:《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 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当天报纸投递到唐家湾地段医院时,正在医院就诊的43名病人都有明显的甲肝特征:上吐下泻、发热乏力,脸色蜡黄,有的甚至连眼睛都黄。时为内科医生的邵影回忆道:“后来一天比一天多。这个状况我们以前没碰到过,通知病人都来不及了。”


1988年1月28日,黄浦区广东路地段医院门口,化验肝炎的病人排长队。  俞新宝摄

“1月19日,上海甲肝发病人数上升。当天传报人数134人,累计633人。上海市卫生局立即召开区卫生局局长、市级医院院长和防疫站站长会议,商定5条防治措施,并成立防治肝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肝防工作。”(《上海卫生志》)

1月19日这个普通的日子,被视为一场凶猛传染病在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爆发日,成为20世纪上海被关注的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始日。再过一个月,就是中国人的重要节日春节了。

 甲肝凶猛

 在上海其他医院,与唐家湾地段医院同样症状的患者增速惊人。医院里,无论挂号、就诊还是化验,到处排长龙。不少人天没亮就来排队。当年在静安寺地段医院工作的沈雪芳医生记得:“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倒了,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1988年1月19日确诊134例,一周后的27日达5467例,到月底已是五位数12399例。自1月中下旬起,每天递增200至300例,后每天递增1000至2000例;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超过1万例。其中2月1日为高峰,19000多例。

在市邮政局,1.1万多职工中有患者1200多名。黄浦区发病3.1万例、静安区发病2.09万例、普陀区2.51万例……邵医生所在的南市区可谓风暴中心,“区境发现49615例,发病率为65‰,占全市发病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南市区志》)

据《上海卫生志》:病毒性肝炎是上海一个主要传染病病种。1956年列为报告病种,后在1960、1967、1974、1979、1982和1983年发生6次较大流行,后两次均为食用受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而“1988年全年发病352048例(市区310746例),发病率为2803.0/10万,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爆发流行。”


1988年1月28日,针对肝炎病人不断增多的情况,虹口凯福饭店积极采取措施严格消毒。  崔益军摄

市卫生防疫站抽样调查表明:甲肝患者大多是青年,以21至29岁居多,占45.84%;其次是30到39岁,占41.77%。患者的SGPT(谷丙转氨酶)指数都在1000以上,其中70%伴有黄疸。

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疫情,“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各区区长、卫生局局长、防疫站站长和市府有关委、办、局负责人会议,部署防治甲肝事宜,决定动用部分旅馆、礼堂、俱乐部、空关新工房等,增设肝炎隔离点和床位,并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副食品、药品、医疗用品等供应问题。翌日,发出《关于制止急性肝炎进一步蔓延的紧急通知》。”(《上海卫生志》)

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肝防领导小组;组长曾庆红,副组长陈铁迪、谢丽娟。1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一场从未有过的艰巨战斗,在这座城市打响了。

1988年的上海共有5.5万张病床,全部用来收治甲肝病人也不够。按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的要求,3天内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为当务之急。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收进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

当时的上海没有“小汤山”,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一是医院挖潜增能,市传染病医院原有肝炎床位290张,利用办公室、会议室、浴室、走廊,包括自行车棚,共增1228张。这些床位是由天通庵路总院、同心路在建分院、借用一所学校和一幢未入住的居民楼联合组成的。时任院长巫善明说,“等于开了四个医院。”一妇婴把原VIP单间改隔离病房。上海、宝山、嘉定、川沙4县准备出病床约500张,接受市区患者。全市卫生系统共增床位60434张。

二是“条包块管”,“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工厂企业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

三是社会支持。解放军八五医院增床位近300张接受地方患者。部分旅馆也转变功能,我当时单位所在的永安大楼,南面浙江路、九江路口的旅馆也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我从9楼办公室看到,夹着被头铺盖的病人走进去。

黄浦区征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浦东文化馆、安东旅馆等,设病床4000余张。静安区利用学校、新建住房、文化站等11处场所增床位9952张。杨浦区设病床1.8万张。浦东提供乳山新村刚竣工的多层楼房20幢……“经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全市累计开设隔离点1254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上海卫生志》)

自带折叠钢丝床的李达生先生,住进曹家渡地段医院临时由剧场改成的甲肝病房,那里可住400多患者。剧场用布帘隔成男、女病区。睡在舞台上的他感叹:“我真有点佩服市政府的办事效率,面对特大型传染病传播,临危不乱,采取措施果断,动员社会一切资源,妥善安排病人住院医治。”

医护紧缺。护士们每天三班倒,每班10多小时,医学院学生来做志愿者。驻沪三军400多医务工作者也每日平均工作12小时。全市10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战斗在第一线。

防与治在同步,人们关注甲肝克星。说大蒜头能杀菌,我那时负责上海电视台《小菜场·商情·气象》节目,奉命设法买来大蒜发放给职工。据说注射丙种球蛋白能抗甲肝,药店常断货。为购买1支针剂,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站门前排长队,从四川路桥堍到香港路口并延伸下去。库存空了,采购站向全国采购。采购价高于上海售价,亏本买卖也要做。

中药也抢手。上海市药材公司从1月中旬到2月6日,半月供应防治肝炎药材76万公斤,其中板蓝根等几乎为平时一年的量。50天内,上海中药制药一厂生产茵栀黄针剂35000盒,为1987年的4.8倍;天平药厂生产维生素C片剂5900万片,为1987年的2.03倍。


1988年2月1日,上海中药一厂积极生产甲肝病人急需治疗使用的菌栀黄针剂。  贾振福摄

一方有难八方援。京、津、浙、粤、鄂、陕等省市发来茵陈、板蓝根、大青叶等24万多公斤和丙种球蛋白针剂105万瓶(盒)。南京军区从各地采购药品运至上海。苏州长征制药厂把日产5.5万支肌苷口服液中的4万支送沪……抗疫中也有一丝不和谐声音,南京的胡某、孙某,把原价0.19元一块的板蓝根带到上海以每块0.70元卖出,被治安拘留15天。

追根寻源

早在1988年1月3日,因食用启东被污染毛蚶而腹泻的病人骤增,市领导决定禁止市场出售毛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强市场检查和集市管理,严禁销售毛蚶。”(《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志》)

上海人多爱吃毛蚶,每到春节更热销。它味美又有嚼劲,不愧是上了袁枚《随园食单》的。蚶壳还是木马桶的清洁剂,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南市的学校教书,早晨就见弄堂里刷马桶的,把一堆蚶壳倒进去,“哗哗”唰开了。

吃了多年的毛蚶,为何到1988年引来甲肝大流行?追根寻源是两个指向:病毒来源,爆发途径。

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边探病人边了解食用毛蚶情况:“从病史当中了解到,85%的病人都吃过毛蚶。同时,一户人家有两个以上发病的数字还不少,发病时间比较集中。有这样的饮食史,我们认为和食毛蚶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上海人吃的毛蚶是哪来的?

毛蚶生长于河口和海湾的泥沙中。改革开放后,上海港吞吐量增大,航道拥挤。1987年9月,市港务局实施疏通工程。10月,在长江口启东县江段疏浚时,挖出一个长约20余公里、平均厚度1至3米的天然野生毛蚶集聚带。于是,源源不断的毛蚶运到上海,从4到6角0.5公斤,最后卖到2元钱约5公斤。这批毛蚶因价廉而使往年占据市场的山东养殖毛蚶退出。

大快朵颐的人们,忽略了产地水域有污染。毛蚶感染甲肝病毒比例很高,甲肝病毒聚集毛蚶体内。这些天然集聚带的野生毛蚶,专家认为形成在20年以上,多年积累使这些毛蚶内甲肝病毒具较高浓度。

流行病学教授俞顺章时为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认为毛蚶与甲肝有关联。他带领科研人员赶往启东采集野生毛蚶标本,在其体内找到甲肝病毒,抓了罪魁祸首的现行。“3月5日,市卫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采用核酸杂交方法,证实启东毛蚶携带甲肝病毒。”(《上海卫生志》)加上这些毛蚶多为农船运输,使得污染加重,有的农船之前运过肥料却未清洗……

甲肝爆发的另一个原因,与上海人吃毛蚶的方式有关。吃毛蚶仅用开水汆,烫至微开口,露出肉,其实是半生不熟。研究证明,即使在水中沸煮一刻钟也不能完全杀死毛蚶中的甲肝病毒。上海人的这种吃法让病毒进入体内。


1988年2月28日,山西路街道医院积极组织治疗甲肝的药品。  贾振福摄

而传播快则与当时上海居住环境有关。那时的南市被视为“都市里的村庄”,居住条件差,人口密集。饮用水是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之一。邵医生所在的唐家湾,居民多在给水站用公用水龙头,“你拧过龙头我也去拧,回家也不洗手。所以传染得很快,很快就传染开了”。

此外,当时很多人家没抽水马桶。防疫站上门发消毒粉,把病人粪便分开,消毒后再倒粪站,南市区共计指导消毒7243户。

沧海横流

1988年2月10日,一专列从杭州驶入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来到甲肝肆虐的城市。行前有人劝,是否过段时间再去。那时的上海,每天发病人数超过1万例。

那是“谈沪色变”的日子。电视台《医药顾问》编导朱健出差南京,一路上不用检票,工作人员不敢接触,接站人员叮嘱他不要讲上海话。国家体委训练局对来自及途经上海的运动员、教练员实行隔离观察40天。到京开会的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长胡锦华被告知,“给你们上海来的人专门留了位置”。

在上海,握手改作揖。吸烟的也不互发香烟了,自己抽烟也改成从烟盒屁股取烟,原从开盖处拿要碰到过滤嘴,不卫生。我有一次外出采访,被要求洗手后进会场。在外拍新闻赶不回食堂,吃饭时,摄像掏出不锈钢小盒,装的是酒精棉球,让大家消毒碗筷。家里的变化,就是碗筷必须经过水煮。

就在这时,邓小平要来上海过春节,还要参加除夕的迎新春联欢会。有关部门宣布:演员只在舞台后台,不要与场内领导接触和握手。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说:“这一次小平同志在看完文艺演出后,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演员们也不要到台下向小平同志问好。”


1988年2月16日,邓小平出席上海各界迎新春联欢会。  崔益军摄

2月16日17点30分,84岁的邓小平走入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没坐专用电梯,走的是台阶,场内700多人掌声雷动。演出结束,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邓小平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走到杂技小演员金恣面前时,邓小平俯身亲了她的脸蛋……


联欢会后邓小平上台亲吻小演员,新华社资料照片

邓小平在上海住了14天,2月23日年初七离沪。也就是从1988年开始,他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

市民李达生先生回忆道,“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的消息传开后,处在焦虑不安的上海仿佛轻松了一点,大家期盼着春天早点到来。”谢丽娟说,“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除夕的上海,从下午起飘起近年少有的大雪。六年级小学生包露(化名)记得:那晚先看上海台《卡西欧家庭演唱大赛决赛》,再看央视“春晚”,一曲《难忘今宵》过后,又接着看《西游记》。

2月17日大年初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冒雪到静安区中心医院和威海路287号治疗点,慰问病员和医务人员。相关《区志》写道:“2月15日,发病开始减少。至3月份,疫情基本控制。”在这座众志成城、壁垒森严的英雄城市面前,原本预计春节后会出现的第二个流行高峰并未出现。

“3月21日,市卫生局向卫生部报告并通告新闻界:1988年1月19日至3月18日,全市甲型肝炎累计发病292301例,直接死于急性、亚急性黄色肝萎缩11人。”(《上海卫生志》)同一天,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戴志澄在京宣布:“据传染病报告统计的结果,与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预测的数字十分接近,并已于今天上午报告联合国有关部门。”

谢丽娟回忆道:“我们对这些死亡病例作了调研分析,发现这些人本身都有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的原来就患有慢性乙肝、肝硬化等。”

几千年来,人类就是在与各种疾病的生死搏斗中成长起来的,每一次疾病的侵袭,都伴随一次免疫力及抵抗力的增强。同时,经验的积淀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就在甲肝流行后的翌年,上海医科大学徐志一等人的研究课题《上海1988年甲型肝炎流行范围与预防措施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1990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回顾32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有许多有益经验今天仍可借鉴。只要万众一心,尊重科学,我们一定能战胜疾病,迎来胜利!

(题图为全社会想方设法开辟了一些临时医疗点,并增加了家庭病床,使许多患者及时得到隔离。图为龙门地段医院的医生上门看望甲肝病人。吴文骥摄)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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