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天下 > 上观学习 > 文章详情
史鉴初心⑤|坚守与失守
分享至:
 (3)
 (0)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杨丽萍 2020-05-09 16:32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我们常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殊不知在生死、进退、去留、荣辱抉择关头,正是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坚守了初心,才迎来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全新的阶段。在一众传播者中,国民党党员戴季陶以其过硬的理论功底,积极的宣传态度,赢得了陈独秀等人的赞赏。戴季陶本人一度深入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他位于上海渔阳里6号的寓所既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所在地,他本人甚至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起草工作。然而,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小组的成立会上,戴季陶却临阵退缩,声称不能负了中山先生,另入他党。其实,戴季陶退出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的关键原因是他反对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既赞赏又排斥的矛盾态度,使他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他发表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为国民党反共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也最终沦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国民党人。然而,站在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戴季陶,其所构建的一整套反共理论却屡屡受挫。1949年2月,眼看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最终的胜利,陷入理论和人生双重迷茫的戴季陶服用过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阶段,抛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大有人在。毕竟作为诸多社会思潮中的一支,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十分有限,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却荆棘丛生。在建党后的28年中,无数革命先烈为坚守信仰献出生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有名可查及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士有370多万人,而全国的党员不过300万。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背弃了信仰。在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善始善终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有7人存在脱党或叛党的情况。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理论基础,甚至在党内的工作起点也比毛、董要高。

譬如,周佛海,他当年曾留学日本,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回国后,精通日语和日本政情的周佛海应邀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及广东大学教授。周佛海不仅有着卓然的教育履历,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家”。早年,他就曾撰写过《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教育的解放》等论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周佛海连续在《共产党月刊》《新青年》上发表《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等充满革命热情的文章。可以说,正是凭借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产量及首屈一指的理论水平,周佛海才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佛海政治投机分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就是个人的动机”。正是对金钱与权势的崇拜,使得周佛海不仅脱离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也很难保持对其他政治信仰或组织的忠诚,终其一生,他到处钻营,反复无常,甚至不惜牺牲民族与国家的利益。

相比较周佛海,张国焘不仅是高知,党内地位也不低。1916年,毕业于江西心远中学后,张国焘考入了北京大学。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举行时,他作为执行主席亲自宣布了大会的开幕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会上,他还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在党内的政治前景原本一片光明。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他还成为该区事实上的领导者。但伴随着反围剿斗争的开展,始终对权力保持着旺盛需索的张国焘,不甘心大权旁落,最终上演了一场反党的闹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达的人生经历。在中共“一大”上,李达同张国焘一样,当选为三位中央局成员之一,并任宣传主任。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而脱党。但他脱党却不改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即使在白色恐怖中,也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认为,抗战前,在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中,“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正因为如此,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等做历史证明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免预备期再次成为正式党员。

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谋福利

坚持人民立场,关键要认清并解决好“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古往今来,许多社会革命的组织者都能准确地把握“依靠谁”的问题。围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分配,洋溢着“均田”精神的社会动员口号不断推出。到了近代,活跃在中国的各方主要政治力量大都有较为体系化的土地纲领。当然,这些土地纲领停留在文本层面的居多,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耕者有其田”主张一以贯之,据此形成的土地政策也得到深入贯彻,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土地主张或纲领,为何广大人民群众能成为我们党的力量源泉?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仅清晰地认识到“依靠谁”的问题,还很好地处理了“为了谁”“我是谁”的问题。

举例来说,洪秀全也准确地把握了“依靠谁”这个问题,太平天国无论是动员口号还是以天王法令形式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都充斥着“均平”思想。然而,在建立农民政权后,太平天国不可抑制地封建化,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摇身一变成为权贵,政权内部产生严重裂痕。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中就进行了明确表达。然而,阶级的局限性使得这个土地纲领的理论适用范围甚至没有超出城市,尽管孙中山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平均地权的主张客观上推进的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其一生,孙中山没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他的革命屡屡受挫的深层次原因。

众所周知,孙中山一生壮志未酬,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殊不知这两句话却是由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中提炼出来的,不仅如此,因“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而具有明确反帝反封建政治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同样经过汪精卫的手。1904年,汪精卫赴日留学期间便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革命派队列。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因文笔和理论水平了得,还担任了会章的起草,以及评议部负责人。此时的汪精卫,不仅有革命的决心还有杀身成仁的勇气。1910年,汪精卫赴京刺杀摄政王,入狱后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句。辛亥革命后功成名就的汪精卫,即使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低谷也始终追随和支持于他,先后应邀参加了护法运动及国民党的改组。 新三民主义虽为鲍罗廷起草,但润色工作却是由汪精卫一手负责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汪精卫不仅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也是践行者。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他坚持新三民主义,并实际领导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在孙中山逝世后公开化。1926年3月,由于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失利,汪精卫被迫辞职出走。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革命资历远逊于汪精卫的蒋介石,通过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轻而易举上位,导致汪精卫心理严重失衡。他如法炮制发动了“七·一五”政变,不仅投靠了帝国主义,还将屠刀挥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从此之后,背判革命的汪精卫渐行渐远,直至从反清斗士、排日先驱,沦为叛国巨奸。对于汪氏身份上的巨大反差,有人感慨道:“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殊不知,无论革命檄文写得如何“精彩动人”,汪精卫终究无法领悟民主革命“为了谁”的真谛,最终迷失于对权力的追逐。

反观中国共产党,早在苏区便着眼于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分配,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将“依靠谁”和“为了谁”有机地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见,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土地政策,实施“减租减息” 。显然中国共产党更深刻领悟了“我是谁”的精神旨归。

勇于担当中华民族解放的大任

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形势表明,单一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并不能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从五四运动开始,废约运动兴起,开启了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初潮。诞生于这股浪潮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践行自身政治使命的同时,也义无反顾地将民族解放的大任扛在肩上。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尽管此后一段时间里,党的自身力量并不强大,但广大党员还是带领群众积极投入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之中。

至于国民党人,新三民主义中就有了具体而鲜明反帝斗争要求。北伐战争中,武汉国民政府更是直接向英国政府交涉,并在群众声援下成功收回了汉口、九江的租界。然而,面对利益的巨大诱惑,国民党人反帝的决心动摇了,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投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怀抱,任其差遣。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坐拥三军的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荒谬地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众所周知,日本虽是强国,但毕竟小国寡民,侵华的绝佳时机便是中国内乱,蒋介石想完成所谓的“统一大业”再来与之展开较量,简直是痴人说梦。

事理如此显见,蒋介石为何一意孤行?东北沦陷后一系列变局的出现足以给出答案。首先,“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交出东北换取江浙财阀资产转移时间的托词。表面上看,“七七事件”前国民政府所进行的规模浩大的经济内迁运动为中国保留了有生力量。但需要明确的是,当时能够内迁的产业、文化设施,以及民众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东北沦陷后,日本役使百万劳工对那里的煤铁等重要军工资源进行了杀鸡取卵式的强取豪夺。江浙沪地区固然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但同时也是江浙财阀——蒋介石金主的大本营。蒋氏牺牲东北的人口、资源来换取江浙沪地区经济内迁的时间,道义上说不过去、战略上也值得推敲,更脱不了政客服务于金主的嫌疑。其次,“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削弱东北军的阴谋。自跻身政界,蒋介石就惯用“借刀杀人”的伎俩来打击异己。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先后发动新军阀混战推动其所谓的统一大业,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支持使蒋介石得以险胜,但战后东北军也一举成为全国第二大军事派别,成为蒋介石的心头大患。由于在实力和道义上都很难通过武力解决东北军,因此,“借刀杀人”成为不二选择。张学良被迫执行不抵抗政策后,不仅自身声名狼藉,撤到关内的东北军在数量上也出现了腰斩。从结果上来看,中国丢了东北,蒋介石却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东北军这个隐患。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消息传到陕北,经过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之后,党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出周恩来从中斡旋。有观点认为,“西安事变”让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喘息,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壮大的机会。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对基本史实的无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是从国家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部队越打越多的关键是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认同,而不是所谓的“游而不击”。试想八路军和新四军若没有倾力投入抗日战争,缺乏实战经验的他们如何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击败“身经百战”的国民党军队?说起壮大,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也是越打越多,而无人牵制又有美国加持的国民党军队却一溃千里,这又作何解释呢?!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初心,正因为如此,才能在一次次艰难抉择中总是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人民群众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结果。如今,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坚持初心,方得始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青海调研时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保持自身的本色,不能走着走着就变了味,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评论(0)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上海品牌之都建设推广服务平台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