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7年，距离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的最终建立只有短短五年。这一年，睡虎地秦墓的墓主人喜去世了。喜在17岁入籍当兵，他三次从军，身经百战，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他原本只是“夏子”，因为战功升迁，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最后在任上去世。他担任的都是和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所以他生前常用的法律条文陪伴他长眠在今天湖北云梦睡虎地的墓葬中。巧合的是，在这些珍贵的简牍文书中，不仅记录了什么是“夏子”，也反映着一直被东方六国视作蛮夷的秦人对“华夏一统”的执念。在这本名叫《法律答问》的书中，明确记载着只有秦人才能称为“夏”，归化民只能叫做“真”。“夏”“真”判断的标准在于母亲。只有母亲是秦人，孩子才能算是“夏子”，如果母亲不是秦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则只能叫“真”而不能叫“夏”。

当时人们为什么把“夏”作为大一统合法性的来源，这应该和因为治水有功而被民众拥戴并创建了夏朝的大禹息息相关。秦人对这一理念深信不疑，念兹在兹。1917年，甘肃省礼县红河乡王家东台出土了几件秦景公所作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簋铭文赫然写明秦人“鼏宅禹迹，十又二公”，意思就是说秦国建都大禹开创的华夏地域，已经历了十二代，威名远震。秦景公继承了祖先功德，抚育万民，为了使秦国永保有四方，故作此器。在“禹迹”作为大一统的地域范围被秦人所认同的同时，在遥远的东方齐国有另一件著名的叔夷钟，也记述了“禹迹”。它的铭文说“赫赫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土。”叔夷钟的主人是商人后裔，他在追述祖先成汤创立商朝这一伟大功绩时，也一样尊崇禹的功业，“禹土九州”同样是成汤的立国基础。这些器物连同其上的重要文字记录，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着早在秦统一前，今天的汉族前身华夏族群对于天下大一统的地域认知，也就是“禹迹九州”，所以《禹贡》将当时的天下地理范围区划为九州，并将此功绩系于禹身。齐、秦一东一西，“六合同风”。

与大一统地域认知相伴随的思想认识也不遑其后。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掘出的800多枚竹简，包含有3篇道家，11种14篇儒家典籍。任继愈先生曾说：“（郭店楚）竹简内容，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的社会。……（秦汉）统一的前夕，各地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有识之士，都在自己的地区为统一天下构画蓝图。竹简也反映了这一统一天下的理想。”郭店楚墓中儒道两家典籍共出，透露出的就是早期儒、道两家为天下统一的共同政治目标而和平相处、同源共济的信息。

这些地域、思想上的大一统认识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表现了西周时期的天下观和地域观。只是当时的“王土”是由“中国”与“四土”来组成的。周人发祥在“西土”，《尚书·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周公克商践奄之后，于雒邑“宅兹中国”。“中国”代指西周王朝，以成周雒邑为天下之中。“国”在“土”外，是王国力图掌控的地区，大体上可以认为是王国的附属区。《诗经·大雅·崧高》记载了周宣王封申伯于谢的史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登是南邦，世执其功……我图尔居，莫如南土。”申国本身并非属于“南国”。申国所在的谢邑，在今天南阳一带，处于周人“南土”范围内，所建申国属于周之“南邦”，并非属“南国”。这样看“中国”与“四土”“四国”概念的糅合应是“九州”观念产生的原因之一。

西周时在四土的边域地区设有“侯”之类具有军事防卫职能的长官，使得周人全面逼近了所谓“夷狄”之人。于是华夏族群开始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夷狄世界。居于“中国”的华夏与“四国”的夷狄渐成“四海一家”。《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郑桓公感受到风雨飘摇的危险局面，为选择容身之地专程去请教王朝太史史伯。史伯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桓公及其宗族选定虢和郐之地作为东迁居处，从而为春秋初年郑庄公始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王室将卑，戎、狄必昌”的严峻形势下，史伯论述当时的诸侯国族分布以成周也就是“中国”为中心向南、北、西、东四方展开，指出成周的南面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面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面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面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史伯将荆蛮、狄、鲜虞等非华夏族群放入成周的四土。无独有偶，《左传》昭公九年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事，也说到周人从夏代到祖先后稷时期，魏、骀、芮、岐、毕等是他们的西土；武王克商以后蒲姑、商奄成为东土，巴、濮、楚、邓是南土，而肃慎、燕、亳是北土。同样，蒲姑、商奄，巴、濮、楚以及肃慎、燕、亳等非华夏族群也在周人视野之内。王朝是一直将“四土”地域内华夏与非华夏族群各族包括在疆域内的。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孔子的话可以看出“华夷之辨”的根本区别还在于文化认同。《吕氏春秋·慎势》提出了“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等三条具体标准，即共同文化、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此时处于中原外缘的秦、楚、吴、越乃至于燕等，则被称或自称为“夷狄”。“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成为华夏的代表，体现的正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建立在“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之上的大秦帝国，也通过法律措施强化了民众对大一统的认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众人熟知，湖南里耶镇位于湖南省武陵山腹地，直至清雍正年间设置里耶塘才渐成集市。正是在这穷乡僻壤的一口古井中出土的36000多枚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不仅证明了此地早在2000多年前即为《史记》未载的洞庭郡治下；另一著名的“书同文”木方更是目前了解秦代“书同文字”政策最直接的材料。木方所见关于文字字形和用法的规定非常具体，如规定“者”改为“诸”“吏”改为“事”“卿”改为“鄉”“酉”改为“酒”等。可以了解到，“书同文”的政策不仅是命令山东六国改用秦系文字，还包括文字使用规范的建立，相关规定已细致到了个别字的写法和用法。这不但说明了建构在大一统之上的帝国对其疆土的有效管控，更是藉由“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帝国的创立，为历史纵深展现出悠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