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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如何打造全球人才高地?|“新中国70周年”研究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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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子平 2019-12-16 08:31
摘要:按照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部署,我国需要全面改革国际人才领域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际人才治理体系,打造全球人才高地。

【编者按】2017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启动实施了“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三大系列研究专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充分展示上海社科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知识体系进程,“思想汇”栏目与上海市社联合作推出“新中国70周年”研究专栏。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通过吸引和集聚国际人才资源,加快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要求“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历史节点,认真回顾我国国际人才政策的嬗变历程,提炼国际人才战略部署与政策实施的特征及规律,通过构建中国新时代的国际人才治理体系,形成引领全球人才流动的中国范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际人才政策肇始于延安时期。延安时期的国际人才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才政策史上的初步探索阶段。当时,党中央制定了广受赞誉的“来去自由”的人才政策,即“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这一决定使青年英才“到延安去”的理想达到了高潮。一批西方记者广泛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一批医疗卫生人员甚至直接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第一线,另有很多海外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奔赴革命圣地。无疑,延安时期的国际人才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之前的重要探索,凸显了革命先辈们的政治勇气和开阔胸襟,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际人才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人才政策随着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化而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以196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吸引了以苏联专家为主的近3万名援华专家,初步建立了引进、管理和服务外国专家的体制机制,同时,大批留学西方和苏联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报效新中国;第二阶段,苏联突然撤退专家,在华外国专家的规模大幅度缩小,结构较为多元分散,留学回国人数也明显减少,我国国际人才政策开始出现意识形态化、“左倾化”倾向。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出国留学大潮,并通过出台各类政策措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和外国专家来华,外国留学生规模更是持续扩大,留学工作和外国专家管理工作机制逐步建立,我国与外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化。尽管一度面临着“人才流失”的舆论压力,但通过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出台引智政策措施、提供配套服务等,中国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机制和中国特色的人才工作方式方法,奠定了我国国际人才工作的基本格局,并成为推动中国迅速稳步发展的重要支撑,甚至成为很多新兴经济体学习借鉴的成功典范。

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标志,我国各项事业、包括国际人才引进与管理工作都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我国在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提升人才工作开放度水平、引进更多优秀海外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

首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更为系统化,围绕海外高层次人才在税收、保险、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以及享受国家特聘专家保障等方面,国家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

其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节点城市在海外人才引进、使用和激励方面走在全国改革探索的前面,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招才引智工作,不断创新引才工作模式,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解除后顾之忧。

再次,建立健全外籍人才出入境和永久居留制度,公安部相继在上海科创中心、北京中关村、广东自贸区推出了出入境优惠政策,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方便外籍华人安居乐业、鼓励外国学生就读和创新创业等方面。

最后,来华留学工作进一步与国际对接,政府奖学金资助体系进一步健全,上海自贸区率先开启了就地引进外国留学生的进程。2017年,我国已经稳步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国际人才政策是我国国际战略和大国外交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重要内容。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人才政策演进历程,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党管人才”。国际人才工作涉及诸多领域和部门,涉及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对外交往等诸多方面,既不是完全专业化的技术层级的议题,又不能停留在国家宏观决策层面,而是必须做“人”的工作,落实到微观层面。这就必须通过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调集多方资源、整合各方力量,合力推进国际人才政策的具体落实。

按照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部署,我国需要全面改革国际人才领域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际人才治理体系,打造全球人才高地:

第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筛选国际人才并构建稳定的遴选机制;建立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引智管理部门和主要引智单位的信息共享(分别授权)、数据挖掘与动态跟踪机制,以及开放动态的社会服务网络,实现国际人才引进与管理全过程的数据整合与信息共享。

第二,加快综合立法进程,通过法制化的途径重塑行政管理体制,清晰界定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与不同层级之间的权限划分,从根本上诊治“碎片化”顽疾,实现包括“党管人才”原则在内的法制化,有效遏止一些地方部门乱作为的引智趋势,形成协同治理的国际人才管理体制。

第三,以对接国际人才市场、融入全球人才大循环系统为导向,重新界定政府在吸引和集聚国际人才资源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特定条件下(针对顶尖级人才)的定价功能,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主要是用人单位)在国际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国际国内两个人才市场的有序对接与良性互动,形成国际国内两支人才队伍在两个市场上的同台竞争格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人事处处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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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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