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无锡，风光旖旎，物产丰饶固然是其发展基础，但是，知书识礼更是推动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譬如薛福成家族便以“读书明理”视作家训，强调“天下事，利害常相伴，唯读书则有利而无害。不问贵贱、老幼、贫富，读一卷便有一卷之用，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然而又不拘泥于，甚至不屑于“专经八股六韵，徒事空谈，抛弃事实”的传统科举之路，崇尚“经世致用”哲学，正如薛福成所言：“福成于学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

而荣氏家族前辈，更是从未将“学而优则仕”看作人生唯一进取目标，鼓励后人多元发展。“他日不必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故荣德生先生直言：“回去读不成，被人窃笑，不如学商，当留心，亦可上进。”

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王禹卿昆仲从小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识字，遍读四书五经，但父亲对两个儿子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哥哥王尧臣天资愚钝，但能用功勤读，生性憨直，喜欢骑在牛背上读书，待命其背书时，已经滚瓜烂熟。弟弟王禹卿性黠好嬉，对经书不感兴趣，但读司马迁《货殖列传》时，却读得津津乐道。”所以父亲在一旁揣摩，这两个儿子或许于功名无缘，但外出经商大概也是一条出路，只是告诫两个儿子“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有骄傲之心。世有骄傲之人，凡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不肯佩服。此等人，必顿致寸步难行。所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藏。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

从这封父亲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我的高祖，这位清末秀才，尽管自己通过科举求得功名，但却不迂腐，主张儿子可按自己天赋与本性，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过他老人家却将如何为人处世看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将“谦敬”二字视作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其实，纵观无锡近代工商业者的人生轨道，顽强的意志、开阔的胸襟、灵敏的头脑、知书达理、灵活多变，是其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

其次，我们的先辈能以前瞻的眼光寻找事业的基点，规划未来蓝图。当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仍秉承“重农抑商”保守思维时，他们早已身先士卒，在“商业”领域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同时，浓厚的乡梓观念促使他们擅长与乡亲共同携手，发挥各自优势，甚至甘愿损失些许个人利益，着眼于大局，抓住机遇，快速推进。

譬如，曾外祖父王尧臣、王禹卿昆仲最早为荣家的茂新面粉厂做事，但面对辛亥革命前后，面粉行业红火局面，不甘心依附于他人、寄人篱下，毅然决定与企业负责购买小麦的浦氏兄弟联手创业。荣宗敬荣德生昆仲得知原委之后，非但没有气恼，反而主张与之合伙开创“三姓六兄弟”合作办厂模式，并看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国际市场面粉需求激增，欧美列强无法向中国倾销，迅速推进企业“孵化”，不出十年工夫，便成为面粉行业“巨轮”，独占鳌头。按如今现代管理学的观念来说，这种合作模式堪称最早“中国合伙人”，其成功完全得益于祖辈高瞻远瞩的思维方式，以及通达开放的内心世界。

当历史车轮不断往前行进，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爱国与救国浪潮成为无锡青年面向新世界的重要推手。我们的祖辈不断接受新思想、新学识、新方法。他们不满足过物质富裕的平淡生活，而是主动介入社会，一展血性男儿本性。

我的舅公王启周当年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他组织在沪读大学的无锡籍大学生，如陆定一、秦邦宪、杨荫浏等有为青年，成立进步社团“锡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拯救家乡的大无畏精神，鞭挞陈腐残破的社会弊端，并发出呐喊：“我们不知势与利，我们亦不怕势与利，我们不怕摧残，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只知把沸腾的热血，一洗那陈腐残破的污迹。”

五卅运动中，那些年轻人拍案而起，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刊印《血泪潮》日报，号召民众“打倒社会冷血领袖，愿有良心有热血的人们联合起来”。

祖辈那种无所畏惧、敢于冒生命危险参与社会变革的英雄主义情怀，以及“抱柴于烈火之上”的牺牲精神令后人景仰。

无锡人血脉中浸润着仁、义、礼、智、信等深厚的儒家传统，又有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以及对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刚正不阿、侠骨柔情，这样的地域文化个性推动着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散发着更大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时，随着大批无锡人来到上海、融入上海，无锡人的灵活低调的处事方式、前瞻性的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严谨的契约精神也慢慢融入上海的城市文化中，成为海派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作为在沪的无锡人，需要高擎祖辈的旗帜，在更为国际化的舞台上，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

（作者为上海电视主持人）